破20億！《瘋狂的外星人》成功了嗎？

作者 |白杏玨，媒體人，北師大文藝學碩士

在《流浪地球》大火的時候，談論《瘋狂的外星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或者說，今年賀歲檔這兩部影片的同台競技，本身就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話題。

根據許多觀眾的反饋，《瘋狂的外星人》是一部在電影院裡讓人捧腹大笑，走出電影院就忘得一乾二淨的電影。寧浩好像變了，變得太愛開玩笑了，甚至把故事原作者劉慈欣都耍了一把——

他改編了劉慈欣的小說《鄉村教師》，可鄉村和教師都不見了，主角變成了世界主題公園裡的耍猴人；他講述了一個外星人的“科幻”故事，卻把太空撇在一邊，專注盯著腳下的土地；他好像只是想讓觀眾在這個春節裡好好地樂一把，僅此而已。

但奇怪的是，這部從頭到尾插科打諢的 “假科幻”賀歲電影，卻一直縈繞在我腦海中，讓我不斷地思考一些很正經的問題，比如：喜劇與喜劇電影之間的關係是什麽？搞笑與解構的邊界在哪裡？我們什麽時候才能放下那無所不在的道德情感，敞開胸懷去欣賞真正的反諷？

總體而言，我覺得《瘋狂的外星人》所討論的核心問題是：普通（中國）人如何應對那些他無法理解的東西。在這部片子裡，普通人顯然是黃渤和沈騰兩個小市民，而“無法理解的東西”，表面上看是外星人，實際上則是美國文化。

寧浩通過對好萊塢模式的瘋狂戲仿，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如果剝離了美國人和好萊塢的前情設定，我們還能想象出一個中國式的“科幻未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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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要戲仿

“戲仿”（Parody）是一個源於戲劇的文學概念，簡單來說，就是通過模仿經典作品的語言風格、人物形象、情節模式或者體裁，來達到反諷的目的。在古典喜劇中，戲仿是一種相當常見的手法，能夠最快地拉近與觀眾的距離，將過去的事物拉到當下的舞台上，消解那些嚴肅、崇高、無聊的歷史話語，讓人們看見日常生活中種種可笑的表演。

追溯中西戲劇傳統，例如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亞的作品，以及中國傳統話本戲曲，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喜劇總是瑣碎而“隨性”的，相比於悲劇，它的情節總是“開枝散葉”，缺乏一個使人印象深刻的完整結構。

如果說悲劇作者是在打造一個個最終要被砸碎的美麗花瓶，那麽喜劇作者則是用一個個可以重複使用的大籃子，來裝滿源自當下生活的新鮮笑料。優秀的喜劇籃子，裝的是鮮花與果實，鮮花供一時觀賞，果實則是實在的分量。而一般的喜劇，大概就是此間花團錦簇、明日零落成泥了。

笑是一種短暫的放鬆，相比於哭，它離情感更遠、而離理智更近。喜劇的奧妙之處，就在於怎麽讓這種短暫的快樂變為持久的思考——這其中的樞紐，就在於反諷的技藝。克爾凱郭爾在評價阿里斯托芬的喜劇作品時曾表示，反諷者、喜劇家可以對任何事物、任何人進行無止盡的諷諫、挖苦、詰問和否定——因為反諷本質上一個否定性的概念，它隻破不立。

歸根結底，反諷就是否定我們所習以為常的觀念，並且是隻破不立，不會強加給閱聽人什麽新的思想。

隻破不立，才會激發持久的思考，反諷的作用全在於此。質疑是思想的開端，而反諷意味的喜劇就是啟動這個開關而已，後續的說法自然是見仁見智。那麽，《瘋狂的外星人》否定了什麽呢？它否定了好萊塢的產業化電影和美國式英雄主義，否定了關於“硬核科幻”的熱烈討論，否定了汲汲於話語權卻缺乏自己聲音的中國網民們，更否定了電影與“藝術”之間的等號。

如果按照原始的標準，喜劇應該做的是，將最貼近的生活轉化為生動的段子，然後將這些段子塞到一個邏輯簡單粗暴的故事框架裡。優秀喜劇的感染力全在於那些微妙的瞬間，劇中具體的場景、台詞、動作都能找到真實的對應，在揶揄和嘲弄中質疑那些大多數人都持有的觀點。

《瘋狂的外星人》將兩個“世界”強行牽扯到了一起：美國好萊塢神話和中國鄉土現實，利用二者之間的強烈反差來造成破壞。影片的一條主要線索是想要主導太空建交、卻最終被中國耍猴人給“耍”了的故事，大量戲仿了人們熟悉的美國科幻大片和特工電影，例如外星人形象對E.T.（以及許許多多類似的異類小怪物）的精彩致敬，還有對美國個人英雄主義和社交網絡自戀人格的盡情嘲諷等等。

其中尤為精彩的段落，就是美國特工被外星人發出的照片誤導，到全世界各個著名地標去尋找（捉拿）外星人，最終卻發現外星人自始至終都困在一個不起眼的世界主題公園裡，可謂是對“造夢工廠”和“景觀大片”的絕妙諷刺。

另一條主要線索就是黃渤、沈騰為代表的“中國大眾”如何面對那些外來的、陌生的、“高級”的文明，包括虛設的“外星文明”和流行文化建構的“美國文明”。

兩條線索的交疊，就是異質文化的碰撞和相互消解。

除了之前所說的好萊塢文化和美國英雄主義，《外星人》還頗為巧妙地揶揄了中國的大眾流行文化，尤其是體現在網絡上的流行文化：某部藝術商業片卻以某流量明星光屁股奔跑的場景引發熱議，白酒與火鍋攜手營造出的國民特色聚餐社交模式，兩位主角面對美國特工時頻頻冒出的“小粉紅”金句，還有猴戲設定與“六學”的莫名呼應，等等。

私以為，本片作者對於當代網絡話語有一定的洞察，更為難得的是，《外星人》最終以一種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實現了反諷，也就是在恰當的時候進行了恰當的戲仿，而沒有像很多喜劇作品一樣流於笨拙而諂媚的複製粘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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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猴的幾個面孔

喜劇中的人物，大都是性格單一、三觀純粹、執拗到底的“扁平人物”。《外星人》裡，黃渤是一個執著於手藝的猴戲藝人，沈騰是一個堅信“混一混能掙大錢”的小商人，美國特工就是“美國最好的特工”。這幾個人物所代表的反諷含義，無需再多贅言。

最複雜也最值得玩味的角色，是那個外星人——它也是全片唯一發生了深刻變化的角色。這個意外墜落到地球的高智慧生物，在與地球人鬥智鬥勇的過程中，學會了雜耍、喝酒、插科打諢，並與猴子合二為一，返祖返到了人類的源頭。

猿猴是人類的祖先，而美國科幻作品裡，也常常把猿猴與外星文明聯繫起來——庫布裡克在《2001太空漫遊》中以猿猴為開頭，就是一個影史經典場景。在美國大片中，猿猴還可以是闖入人類世界的怪物（金剛），或者是突然進化並超越了人類的“克隆人”（猩球崛起）。

不過，將猿猴與外星生命聯繫在一起，是一個典型的“人類中心”的想象，因為外星生命不可能和人類一樣演化。在全然不同的環境中誕生、發展，它們一定有著別樣的演化軌跡，而我們甚至都沒有想象這種軌跡的事實基礎。

外星人應該是什麽樣子呢？像斯皮爾伯格所描繪的那樣，個子矮小、皮膚褶皺、頭大脖子細、眼睛溜圓、兩足直立行走、偶爾四肢著地？這就難怪黃渤要把外星人認作罕見的剛果猴兒了，這幅模樣跟剃了毛的猴子有多大區別？《外星人》讓猴子和E.T.同台演出，展現出了一個問題：歸根結底，談到“外星人”，有許多人所想到的形象，還是猿猴的樣子，也就是原始人類的樣子。

這種科幻，真的能想象未來嗎？

《外星人》最核心也最有趣的設定，就是讓E.T.一樣的外星人落到了耍猴人的手裡，而耍猴人就像唐僧降服孫悟空一樣莫名其妙地馴服了它——在《西遊記》中，孫悟空是因為戴上了頭箍而失去了撒野的能力；在《瘋狂的外星人》裡，外星人則是因為丟失了頭箍而淪為手無縛雞之力的“階下猴”。

寧浩巧妙地戲仿了E.T.與孫悟空這兩個中美通俗文化中的經典形象，甚至還捎帶致敬了周星馳的《大話西遊》。當然，作為中國傳統通俗文化之一的雜耍猴戲，也在這部片子中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一個外星人在主題公園的五指山下騎車作揖、金槍鎖喉，周圍還環繞著低配版的白宮、克林姆林宮等等地標性建築，可謂是非常反諷的一個場面。

極具中國特色的猴戲，不僅將外星人與猴子有機地聯繫在了一起，還衍生出了主奴辯證的高級議題——片中，人類與外星人不斷地變換主奴身份，外星人在短暫獲得反攻能力的時候，曾經如此吼過黃渤和沈騰：“你們這麽對待猴子，讓猴子怎麽想？”

這個從外星人口中發出來的質問，不僅是調侃了動物保護主義者，更嘲弄了那些將外來生命當作猿猴來理解的人。他們實際上就像黃渤所飾演的耍猴人一樣，將外星人理解為一種低級的怪物，即便具有高等智慧，那也至多是人類意義上的智慧，就好像猿猴再怎麽進化，也只能以模仿人為終極目標。

對於很多人來說，面對一隻猴子和面對一個外星人，本質並沒有什麽差別，他們實際上不能理解猴子、也不能理解外星人，但他們總覺得能用類比的方式去理解，用人類的方式去看待那些異類。

當外星人與猴子歡歡合為一體的時候，黃渤等人最終利用猴子的生理反應——想吃香蕉——而再度馴服了“它”。在影片一開始，耍猴人就表示，訓猴只有一個理論基礎，那就是巴普洛夫的反射理論。通觀全片，這種“胡蘿卜與大棒”的簡單策略，竟然比那些華麗的高科技更加管用，可謂是寧浩對於“硬核科幻”的深刻反諷。

當然，這裡並不是說，“硬核科幻”真的有什麽問題，更不是要質疑科技的力量。《瘋狂的外星人》只是一部純粹的反諷喜劇，它所做的事是“隻破不立”，也就是通過指出某些特定“模式”的有限性，激發我們對固化的科幻想象產生質疑和思考。

真正的科學幻想，應該是沒有邊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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