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盲審之後，她患上了“翟天臨風波後遺症”

記者/楊寶璐 李紫薇 葛杏航

2019年初，演員翟天臨因學術造假而被推上熱搜。同年4月，根據教育部最新通知，2019年教育部將會投入800萬的教育經費，用來抽查應屆畢業的博士生和碩士生的畢業論文，其中博士的抽檢率約為10%，碩士約為5%。

隨著畢業季臨近，越來越多的學生感受到這一年的論文審查愈發嚴格，不僅查重率比以前要求更高，在盲審、外審的環節也難過得多。學校對學生耳提面命、反覆強調，教育部抽檢6000份論文，“論文是伴隨我們終生的東西，一定要高度重視。”

一些學生將怨氣留在了翟天臨的微博下面，認為是他的醜聞，帶來了更嚴苛的審核。但也有人認為，學生們只是將畢業季歷來就有的壓力，“遷怒”於此。

實際上，教育部對於高校畢業論文的審查一直在強化當中。“一年比一年嚴。”2018年，就曾下通知加強論文原創性審查，嚴打學位論文造假行為，2019年的通知則明確，要健全完善預防和處置學術不端的機制，加大對學術不端、學位論文作假行為的查處力度。

但也有一些高校師生指出，學術上“正本清源”的審核，在具體實施上卻存在著問題。諸如，文史類論文必不可少的引用，卻踩上了查重率的“紅線”；又或是在加大盲審、外審比例的同時，也可能帶來“跨專業評審”的偏頗。

相比對翟天臨的“抱怨”，這些才是真正困擾著他們的東西。

畢業與論文

年初，翟天臨因為被指論文抄襲而身陷醜聞，臨近畢業季，他再次成為了眾矢之的。在他致歉的微博下，留言高達30多萬條，五月，一大波應屆畢業生在微博上@著翟天臨，曬出了自己寫論文的照片。

不少人覺得，就是因為翟天臨引起的風波，導致今年的論文審查與往年相比，更加嚴格。

其中一位財務專業大四的學生告訴深一度記者，他所在的學校，今年在論文查重方面更加嚴格，甚至包括了中英文摘要和參考文獻部分，而且首次查重提前了半個月，二次查重提前了一個星期，查重率要求從往年的20%降低為15%。

另一所學校，一位就讀經管學院博士生則告訴記者，她們的查重率要求卡到了10%。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左松濤告訴深一度，教育部下發新通知之後，學校學院要求的確有一些提高，“學生論文檢查比以前要嚴格”。

左松濤認為，自己對學生的態度沒有多大變化，不必受外界波動的影響。“比較松懈的老師會因為這件事上緊發條。”

不同的學校和專業設置的查重率要求不同。深一度記者了解到，一般來講，大部分大學生論文查重要求會控制在20%左右，個別專業會放寬至25%，碩士和博士要求則更為嚴格。

在湖北某高校法律專業本科任教的李成（化名），一個半月改了12篇論文，每篇八千到一萬字。平均下來，每天至少要改八小時，最長的一次，他連續改了17個小時。從開題報告起，到最後撰寫完成，李成要為每個環節把關。

李成告訴記者，一般情況下，學生的論文到了定稿的階段，首先要自己提交論文去查重，自己查重沒問題才會將定稿交給導師，之後導師再進行一次查重，才會進入答辯環節。“倘若學生提交到查詢系統裡的論文，跟他最後提交的論文文本不一致，一旦被教育部的專家查出來，這屬於重大教學事故。因此，負責畢業論文的導師總是慎之又慎”。

當對於翟天臨的抱怨出現之後，也有人指出，這是學生們把畢業季歷來有的壓力，“遷怒”在翟天臨事件上。李成也承認，在大學生活的最後關頭，學生們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壓力。

“你不可能因為畢業論文把一個大學生掛掉。你拖著他，拖幾個月，可能他簽的合約就黃了。”在他看來，大學生畢業論文的要求不高，最重要原因就是寫論文和找工作、考研在時間上有衝突。“學生的精力有限，總得有個折中的辦法。”

查重利與弊

在論文黨的眼裡，有截止日期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選擇熬夜死磕，取“熬夜傷肝”之意，這樣的創作方式被稱為“肝論文”；相比之下，也有人會選擇給論文注水，各有各的生存之道，但不管是“肝論文”還是“水論文”，查重率依然是一條必須躲開的紅線。

“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其實對論文查重這件事情，都抱著這樣一種心態，就是如果我真要騙機器，機器怎麽可能查出來。”李成說。

為了降低查重率，學生們可謂絞盡腦汁。有將中文參考文獻先翻譯成英文，再翻譯回中文，表述就變了；還有些引用，因為一段話很長，可以在中間加省略號。因為系統的機械，“水論文”的學生反而查重率特別低，李成看多了各種套路，“有的查重率只有個位數。”

為了避免查重率“壓線”，一些學生嘗試在引用原文時改變表述方式，在一些老師眼中，這成了學術上的“雙刃劍”。

在李成讀書時，他的碩士論文重複率只有0.75%，博士論文重複率也僅有1.4%多。任教後，他不準學生直接在論文裡引用法條，想要引用，就要把法條的意思用自己的話重新說一遍，然後放在論文裡。“這樣做就是為了降低重複率”。

但他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好習慣，“這很可能意味著，學生寫論文的時候，並沒有回去看資料，而是直接把自己的理解綜述，當作別人原來的意思寫上去了。”

他解釋道，一篇合格的論文，會有一定引用比例上的要求，但如今，因為遷就查重率的原因，老師們在這方面比較寬鬆，“這樣的寫作習慣，如果拿到文學院比如歷史專業去，論文是會被打回來的，一篇嚴格的史料都沒有。”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葉立文告訴記者，今年學校對論文的把關的確比往年更嚴格了，研究綜述部分在軟體中也會顯示重複率，“引用別人的內容，現在要進行概括、提煉。”

葉立文是此舉的支持者，“有的地方不能直接引用，需要對原始材料做進一步的閱讀，然後再用自己的理解表述出來。我覺得這都是好事，提升了學生們對材料的理解程度。”葉立文說，她曾遇到有些學生對原始材料理解不到位、曲解，甚至提供的論據變成對論點的顛覆。

以前沒有查重檢測的時候，葉立文都是自己找資料來核對學生的引用情況。“掛一漏萬，也保不準，有的地方查不到。”在他看來，機器查重還是利大於弊的，“總體上來說杜絕了學生抄襲的可能，也給我們省下了很多浪費精力的工作。”

但查重軟體本身的局限性，讓老師們也深刻理解學生的痛點。葉立文指出，由於機械查重，導致很多學生大幅削減引用率，引用原文。“它把一些原始材料也視為重複、抄襲，但這和抄襲是兩種性質的。”

機器不智能，最終還得人工來判決。一位歷史專業的博士則告訴記者，如果對機器查重有疑問，可以找老師去申訴。機器隻提供一種參考，最終的結果還是要看人工確認。“只不過，你要是重複率百分之三四十，就很說明問題了。”

“最認真的那個，查重率最高”

李成說，他還沒見過學生因為查重率影響畢業，但卻又另外一種“不公平”存在。

文科論文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在某些科目，如歷史、法律、文學等，其引用量是非常大的，“寫法律類論文，你沒法讓他不引用法條。”李成說。

李成向記者介紹，在法學專業中，有一個方向叫做法制史，“可以明顯感覺到他們老師因為查重的問題，對史料的要求放得特別寬，這實際上對他們專業的學術規範影響非常大。”

“譬如寫一篇宋代法律的文章，可能會需要引用宋書刑法志裡面的一段話，但只要這段話之前被人引用過，你傳上去肯定會就被查是抄襲或者重複，為了變通，就隻點明用了宋書的哪一段，隻轉述那段話什麽意思，但不把那句話寫出來。”

但帶來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論文如果把論據、原始材料放在論文裡，審查論文的人在評議時一看就知道，如果不寫原始材料，即便概述了史料內容，評議的同行也未必了解這段史料原文。

李成的學生在今年知網查重過程中，大部分重複率都在個位數。只有一個論文寫的很認真的學生，查重率高達18%。學生鬱悶了，李成告訴他，這個重複率已經可以過關了，但如果想要評優，重複率要控制在15%以內。於是學生又改了一遍論文，再一查，重複率衝上了20%。

“他查重的問題是題目所決定的。他表述的術語比較長，容易跟別人重複。”李成解釋道，後來他翻了一下評優規定，發現重複率18%是在優秀論文的評選標準內，就讓學生交了第一版論文。

有時候，重複率還跟當年的熱門話題有關。武漢大學文學院的博士劉曉（化名）告訴記者，在文學專業中，文藝學、現當代文學、語言學，引用率比較高。“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對象，就是賈平凹、莫言這些人的文學作品，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後，大家都研究莫言，會得出相同的認識，重複率自然就不低。”

越來越嚴格的審查

據深一度從多所高校了解，就查重率而言，各高校大幅度降低查重比例的不算多，而在盲審和外審環節，則不約而同地提高了標準。

外審針對所有學生，由學校組織，各高校間互相審閱並針對每份論文給出評閱意見和分數。盲審則由教育部到學校抽取，然後統一安排評審委員給出評審意見和等級，評審委員和學生雙向盲審。

實際上，教育部對於學術論文的審查正在逐年強化。李成自己博士畢業時，論文只要不在結構、論題等方面出現重大問題，基本上都可以通過。但到他師弟博士畢業時，有一篇當時校內預答辯評優的論文，送出去盲審後只打了三個合格。

在李成的印象中，2010年以前，他所在的學校三年按時畢業的博士生可以超過九成，但如今，大約有30%的博士得延畢，“而且我當年讀博士時都是延期四年，現在經常可以看到延期5、6年的。”

表面的數字比例之下，是對程序更嚴格的要求。一位中國傳媒大學的在讀研究生告訴深一度記者，往年學校的開題答辯相對隨意，老師們自行組織，過程也比較輕鬆愉快。

今年的開題答辯則變成了學院組織，時間地點都由學院確定，答辯組的三位老師必須來自不同方向：本方向、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論。“這種情況下，開題報告的理論和方法論部分也要特別注意才能不被懟得很慘。”

本是學術上“正本清源”的舉措，但在一些實施方法上，卻遭遇了非議。

武漢大學經管學院的博四學生李婷婷告訴記者，今年學校外審的要求變高了，經管專業屬於二級學科，送外審時卻按一級學科進行。“這意味著外審專家雖然是管理類的，但是專業、研究方向可能不同”。

“比方說我們是行銷專業，但是送到人資（人力資源）和企管（企業管理）那裡去了。我們不是研究同一個東西，他們老師隻熟悉他們方向的東西，對我們論文不了解。”李婷婷告訴記者，“這個問題無法避免，只能靠運氣。”

今年4月，中國傳媒大學2016級學術型碩士張麗雲被教育部抽中參加論文盲審。她介紹，今年盲審比例由1%提高到了3%。

因為論文寫得很認真，之前師哥師姐畢業也都很順利，張麗雲自覺沒什麽問題，送審之後就專心找工作。4月22日清晨，在學校食堂吃飯時，她被學院老師通知第一個盲審掛了，“知道後，什麽都吃不下了”。

一般來講，一份畢業論文送給兩個專家盲審。每個學校的要求不同，有的學校是ABCD四等打分，張麗雲說，中國傳媒大學是ABC三等打分，A是同意答辯，B是略作修改後再答辯，C是不同意答辯。兩份盲審的意見，如果都是C，就須申請延期畢業，如果有一份C，一份A或者B，就要申請第三位專家複議。

從4月22日得到第一個盲審意見，到5月5日得到第二個盲審意見，十幾天時間內，張麗雲沒去找工作，每天一邊等待一邊修改論文，“非常煎熬”。

令她感到意外的是，第二個盲審意見和複議意見都是A。

“第一個盲審意見，我覺得挺不公平的，可能並不是本專業的老師審閱的，因為他給我的意見我不能接受——‘錯別字太多，部分語句不通順’”。張麗雲說。

張麗雲在盲審前的招聘中，有一個工作已經走到了差額實習的階段，但因為第一個盲審結果要修改論文被迫放棄，“也是命運的安排吧。”

5月底，張麗雲被安排到了學校的最後一批答辯，“老師會帶著有色眼鏡去看你的論文，第三批答辯的研究生分數普遍很低。”

當經歷過這一切後，張麗雲說，自己患上了“翟天臨風波後遺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