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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後,我們為什麽仍然愛《茶館》?

來源:新華網

作者:新華社記者白瀛

5月28日7點多,32歲的呂霄蕾就來到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北端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這時,買票的隊伍不但在院內折了彎,而且已經甩到劇院往南200米外商務印書館旁的大鵓鴿胡同裡。

多年來,只要《茶館》上演,就會出現這種奇觀。今年是演出60年。據北京人藝院長任鳴介紹,開票當日,不到16點即售罄。

呂霄蕾排了6個小時,終於買到3張票。“我準備帶父母去看——因為每人限購3張,要是不帶爸媽,我就買3張不同時間的,自己看個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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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劇作中罕見的第一幕”

時代造就了《茶館》。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之後,老舍萌生寫一部劇本歌頌社會主義民主的想法,1956年8月完成了初稿《一家代表》,其中第一幕就是清末民初的一家大茶館。

該劇聯合導演夏淳後來回憶,老舍寫完就來到北京人藝朗讀,大家都覺得第一幕寫得最精彩,於是建議索性就寫一個茶館的變遷。不久,《茶館》劇本出爐。

該劇分三幕,以老北京裕泰茶館的衰敗為背景,以茶館掌櫃王利發為線索,展現了戊戌變法後、軍閥混戰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三個時代的社會變化,用老舍自己的話說,要表達“葬送三個時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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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散點透視的“人物展覽式”結構,開創了中國話劇文學的先河,對《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樓》等後世名劇有著明顯的影響。

1958年3月29日,焦菊隱、夏淳聯合導演的《茶館》在首都劇場首演,引起轟動。時任北京人藝院長的曹禺對老舍說:“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劇作中罕見的第一幕。”

演出中,北京人藝總導演焦菊隱把蘇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體系和中國戲曲藝術相融合,為中國話劇民族化作了有益探索,進而形成北京人藝演劇學派,《茶館》也成為中國話劇史上的一座豐碑。

1980年,《茶館》赴西德、法國、瑞士進行了為期50天、巡回15個城市的訪問演出。這是新中國話劇第一次走出國門,也是新時期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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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館》是話劇觀眾的必修課”

“《茶館》是老舍和北京人藝的鎮家寶,也是話劇觀眾的必修課。沒看過《茶館》,感覺觀劇的生涯都不完整。”呂霄蕾說。

作為北京人藝的保留劇目,《茶館》曾多年被安排在春節後上演。北京人藝原副院長崔寧曾說,對演出市場而言,這本是淡季,但《茶館》總可以讓淡季不淡。近年來,《茶館》無論在什麽時間上演,都是一票難求。

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教授胡薇認為,《茶館》60年後依然廣受觀眾歡迎,用事實證明了藝術創作的規律。“如果一個優秀團隊能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來完成一部品質上乘的作品,是可以超越時代的。”

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陳軍認為,作為“人民藝術家”的老舍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觀眾本位意識,是《茶館》觀眾緣的重要原因:作品雖然立意深遠,表達了對歷史與人關係的思考,卻也不乏故事性和傳奇味,對話俏皮生動,人物性格鮮明突出,適合普通觀眾欣賞。

作為劇中秦二爺的第二代飾演者,馮遠征說,《茶館》隨著時間推移也能折射當下的生活,讓觀眾產生共鳴,這就是作品的經典性。

“我們會倍加珍惜觀眾對《茶館》和劇院的愛護,堅持‘戲比天大’的人藝精神,對戲劇藝術永遠懷著敬畏之心,精益求精。”任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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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棄成長和探索”

1992年7月16日晚,首都劇場。大傻楊敲打牛胯骨說著數來寶登台,大幕向兩旁舒卷開,八張八仙桌依次擺開,店裡堂外人聲嘈雜,高朋滿座,悠然的鴿哨聲劃空而過,灶上的炒杓劈啪作響……

“所有的人都知道,當晚的演出定然是一場絕唱。”北京人藝戲劇博物館原館長劉章春記述道。

這是《茶館》首版的最後一場演出,於是之、鄭榕、藍天野、英若誠、童超、黃宗洛、林連昆、牛星麗等陪同該劇幾十年的演員,從此成為“傳說”。

7年後的秋天,林兆華導演,梁冠華、濮存昕、楊立新、馮遠征、宋丹丹等主演的新版《茶館》在首都劇場公演,卻因其表現性舞台布景、自然化表演風格等因素引發爭議;到2005年夏,北京人藝以上述演員陣容恢復了焦菊隱版《茶館》,林兆華任“複排藝術指導”。

然而,林兆華的實驗引發了戲劇界的思考。作為經典作品,《茶館》應有不同版本,應得到不同導演的不同演繹,已成基本共識。

2017年底,在中國話劇誕生110周年之際,北京人藝導演李六乙為四川人藝排出了一台四川話版的《茶館》,因其在繼承焦菊隱藝術成就的基礎上,深化了老舍原作中的批判意識和悲憫情懷,獲得了不少好評。

胡薇說,面對經典劇作,改編者不應只是標新立異,而是需要與作品內容契合,與作者血脈相通,表達合情合理。“一些世界級大導演,常隔一段時間就用不同方法重排一遍自己的代表作,展現了永不放棄成長和探索的創作態度,也成為令他們藝術之樹常青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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