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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疫情再暴發:英國重啟隔離或“事倍功半”

上海外國語大學歐洲協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付博銳

8月下旬,歐洲新冠疫情呈現出卷土重來之勢——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增確診人數都分別創下各國數月來的新高。同時,英國疫情也出現反彈,每日新增確診人數不斷突破解封以來的紀錄。面對國內外嚴重的防疫形勢,英國政府重拾對外隔離政策,將多個歐洲大陸國家列入“黑名單”。但由於隔離政策自身的局限性和對恢復經濟的不良影響,該政策甫一頒布,就引起英國國內外的反對。在這種情況下,英國的隔離政策的效果或將“事倍功半”。

隔離政策的弊端

在歐洲疫情呈現出激增的態勢後,8月13日,英國政府宣布自8月15日起,從法國、荷蘭、馬耳他、摩納哥、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Turks and Caicos)以及阿魯巴島(Aruba)這六國和地區入境英國的人需要自行隔離14天;在8月20日,英國政府宣布對克羅地亞和奧地利采取此項“隔離”政策。8月底,幾乎整個歐洲都已被英國“隔離”。

(圖片說明:8月15日,乘客從巴黎乘坐“歐洲之星”列車抵達英國倫敦的聖潘克拉斯國際火車站。英國政府13日宣布,自8月15日起對從法國、荷蘭、馬耳他等6地入境旅客實施為期14天隔離檢疫。來源:新華社發)

在歐洲大陸和英國本土疫情再度暴發的情況下,英國頒布新的隔離政策有其合理性。英國政府希望以政策轉向的方式阻斷或減緩第二波疫情的到來,然而,出於以下幾個原因,英國看似強力的隔離政策可能起不到應有的效果,甚至還可能加重疫情對英國的影響。

首先,政策頒布時間太晚,暑期出國度假的英國公民急於在禁令生效前回國,導致人口流量驟然加大。以一水之隔的法國為例,據統計,約有50萬英國人在法國度假,突如其來的禁令讓英法之間的機票一票難求,這無疑增加了隔離工作的複雜程度。同時,從目前英國應對新一輪疫情的表現上看,隔離政策並未真正減緩英國疫情發展的態勢——從8月底到9月中旬,英國每日新增的確診病例已由1000人左右飆升至3000人上下,並且該數字還在繼續增加。

第二,倉促推行的隔離政策無法得到有效落實,英國政府也沒有在國內發布與之配套的防疫政策。禁令規定,所有由“黑名單”中的國家回國的英國旅客都要“自行隔離”一段時間,但這期間並沒有專人去監督歸國公民是否按要求進行自我隔離。雖然政府後來亡羊補牢,試圖通過發放隔離補貼的方式保證隔離的質量,但英國正處在失業率飆升、經濟衰退嚴重的階段,政府的“工作保留計劃”也即將結束,在這一特殊時期遵照政府要求進行隔離,很可能會丟掉工作。政府這些措施所帶來的微薄收入與失業帶來的損失相比差距太大。這些因素導致所謂“自行隔離”的效力難以保證,並最終加重了疫情。

最後,政府政策的反覆性也影響到自身領導力和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在英國剛解封時,政府為了恢復經濟曾鼓勵民眾出國度假,事到如今卻轉而發布禁令,使得出國遊玩的英國民眾面臨窘境。這將再次加大英國民眾對於政府抗疫和恢復經濟策略的權威性和科學性的質疑,對政府的政治領導力產生負面影響,進而影響未來的抗疫政策走向,使英國陷入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之中。

簡而言之,英國政府出為了抑製疫情重新開始“隔離”周邊國家,但該政策與先前鼓勵出遊的政策是徹底割裂的,同時該政策是否能真正落實也存在疑問,因此新一輪“隔離”政策的實際效果非常有限。

隔離政策“事倍功半”背後的深層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隔離政策是否有效所引發的爭論,並不是5月中旬以來政府所受到的唯一一次指責。第一次疫情高峰結束後,英國政府先是因為屢屢修改解封政策而飽受詬病,近期又因為“高考”政策一變再變引發一系列問題而遭受質疑,甚至鮑裡斯·約翰遜本人也因為政策多次大變而被指決策缺乏科學性。這一系列決策失誤的根本原因在於英國政府並未清醒地認識到防疫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而政策發生突然轉向、政策之間缺乏連續性則源於英國政府治理能力不足。

(圖片說明:9月14日,人們在英國倫敦SOHO區一處臨時佔道改造成的戶外餐區就餐。 根據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的疫情防控新舉措,自9月14日起,除少數情況外,日常社交場合中的聚集人數不得超過6人,室內室外均適用,違者可能面臨罰款等處罰。不過,學校和工作場合等並不受影響。來源:新華社發 蒂姆·愛爾蘭 攝)

打一開始到現在,英國防疫政策的目的都是讓醫療系統能承受住疫情的衝擊,期待疫苗出現後一次性解決問題,並以此為底線盡最大可能恢復經濟,而不是徹底隔絕新冠病毒後再進行經濟恢復,這使得從一開始就注定遺患無窮。換句話說,英國政府在防疫和經濟恢復之間尋找的平衡點並不合適——控制疫情和發展經濟之間並不存在交換關係,相反,只有在疫情得到絕對強力的控制後,經濟才有可能再度煥發活力。

英國政府的這一目的除了體現在疫情暴發初期相對寬鬆的禁足令上,也體現在政府對第二波疫情的防範措施上——7月18日,英國政府將地方解封的權力下放,目的是讓地方政府在應對疫情時保持靈活性,同時一再聲明封鎖全國的舉措將作為抗疫的“核武器”,不會輕易使用。這使得在經濟恢復的過程中,疫情反彈的威脅一直如影隨形,政府無法有效地實行激進的經濟恢復政策,因為政策稍有放鬆,立即就會體現在新增確診人數上。最終政府無論是在控制疫情還是在刺激經濟上都未取得明顯的成果。

除了因為沒有恰當地權衡防疫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外,英國政府的舉措“事倍功半”更深層的原因在於英國政府的治理能力欠佳,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政府決策缺乏連貫性和科學性。缺乏連貫性的表現主要體現在突變的隔離政策上,缺乏科學性則主要體現在政府因決策依據不足而導致的一系列政策上的“大轉彎”——從A-Level和GCSE考試成績的評定方式,到學校開學學生是否應該戴口罩,英國政府總是在政策發布不久後提出幾乎完全相反的新指示,這說明政策初步製訂時的依據就沒有兼顧科學性和可行性。第二,政府對內政策的執行力存在缺陷。第一次封鎖期間,曾有政府高官違反封鎖令卻未被懲處;解封階段,也不斷有人違反解封規定,政府卻對此無能為力;疫情卷土重來時,政府頒布的“6人限聚令”正式實施的前夜,英國民眾恣意狂歡,政府也無法阻止。治理能力的缺陷也讓英國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實際效果大打折扣。

總而言之,英國針對新一輪疫情暴發重啟國際隔離政策“事倍功半”的原因,主要在於其抗疫方針和治理能力存在缺陷。如果英國政府無法作出有效調整,那麽新一輪疫情將會繼續讓英國付出慘痛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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