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為何盛產師爺？是有歷史原因的

紹興一地自古以盛產足智多謀的名謀而聞名天下。至清代，更是形成一個特殊的幕僚群體—紹興師爺。昔年的紹興師爺既以飽學博識、睿智精明、處事周全作為從幕資本，又大多秉性耿介、剛直不阿，以匡扶正義為己任。如曾任明代抗倭名臣胡宗憲幕僚的徐（渭）文長，入幕意在抗倭，而非圖升官發財。時督府威勢森嚴，一般幕客皆“膝語蛇行，不敢舉頭”，惴惴然惟恐獲罪。

惟徐文長卻始終戴敞烏巾，侃侃而談，旁若無人，“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紹興師爺雖系幕僚，但他們“儼然以賓師相處”，恪守“盡心”、“盡言”、“不合則去”之從幕“三準則”。“盡心”即傾全力為幕主做事，不存異心；“盡言”即暢所欲言，不時糾正幕主在政務中之差錯；“不合則去”，則指一旦幕主處事不公，雖經反覆勸阻仍毫無轉變，便可自行拂袖棄幕主而去。他們絕不會拘泥於某一幕主，為獲取蠅頭小利而傷天害理。他們大都心存天理、國法、人情。紹興一地，自春秋越王勾踐爭霸始，在大夫文種（此公應該是紹興師爺的“祖師爺”。當年他向勾踐獻“七術”，最後僅用“三術”即滅吳，同時也引來殺身之禍）等的倡導下，便重視發展教育。

西晉末葉，晉室南遷，是為東晉。山清水秀的紹興招來眾多北方士人聚首，文學流風由此應運而生，歷南北朝而不衰。紹興開始形成重讀書的風尚，對求功名趨之若鶩，經隋唐、兩宋的進一步強化，得以最終確立。所謂“無論文武，總以甲為重，謂文以途，否則胸懷韜略，學貫天下，皆目為異路”，讀書求仕成為一代又一代紹興人畢生的奮鬥目標。至清代，這股求仕之風更盛，從清順治至宣統元年，紹興一地中進士者多達六百三十八人次，中舉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如此眾多獲功名者，便產生產生兩個結果：一方面官職有限，中士者只能候官補缺，期間，便大量作幕僚，使幕僚群體日益壯大；另一方面進一步剌激人們去苦下功夫讀書，因為，一旦中舉，可由清貧布衣走向高官厚祿。

紹興師爺群體的出現，還有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即從順治至乾隆四年屢興文字獄。尤其是在處理汪景棋、查嗣庭一案時，突然詔停浙江鄉試、會試，一時堵塞發紹興學子登科入仕的通道。大量學人只得放棄科舉，轉向學律從幕。於是，日漸形成一個以家庭、鄉土為紐帶的幕僚群體。紹興籍師爺龔萼在《雪鴻軒尺牘》中說：“吾鄉之業於斯者不啻萬家。”他們遍布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門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地域性“師爺幫”，彼此聲援，相互提攜。其他鄉籍的師爺也紛紛轉投之，以“紹興師爺”自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