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江敏
編輯 | 李怡彭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第一任校長克拉克·克爾曾發現，西方建立的所有機構中，持續運營五個世紀的機構有85個，其中70所是大學。它們中絕大多數已在世界大學排名中佔據牢靠位置，後來者難以撼動。
高校們的百年常青離不開慈善家們的幫助，從一本書到億元級的資金，世界名校們接受的捐款數量和花樣一直在刷新人們的想象。
2019年，劍橋、牛津和美國加州理工等高校分別宣布獲得億美元級別以上的個人捐款，其中多個刷新了歷史記錄。今年2月，億萬富翁大衛·哈丁給劍橋大學捐款1億英鎊，創下有史以來英國個人慈善家向英國大學捐贈的最大金額。在此之前，蓋茨基金會曾在2000年給劍橋大學捐過1.61億英鎊。
如果將這些大學視作“百年老店”，捐款的意義早已從繼承傳統，演變為經營法寶，不斷吸引著巨富慈善家們。頂尖大學也因此得到壟斷地位，並為後來者製造壁壘。
生存之道
捐贈行為在許多大學誕生之初就已蓋上烙印，對美國高校而言尤為如此。如果沒有1638年約翰·哈佛的臨終遺贈，哈佛大學或許還只是劍橋的一所北美分校。為紀念捐出一半遺產和全部圖書的善舉，校方於次年更名為哈佛。
包括史丹佛、布朗、杜克和耶魯等在內的頂級高校都以創始捐助者名字命名。這些捐款甚至是大學的救命稻草。麻省理工學院曾在1911年經歷嚴重的財務危機，最終依賴一筆250萬美元私人捐贈得以繼續經營。
儘管英國、歐洲和亞太等地的高校也接受私人捐贈，但其吸金能力無法與美國高校相比。據教育促進和支持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Advancement and Support of Education，後簡稱CASE）的歷史數據，英國和愛爾蘭高校在2017/18學年籌集捐款約為10.8億英鎊，澳洲和紐西蘭高校則為6.5億澳元，與同期美國高校獲得的436億美元總捐款分別相差32倍與98倍。
美國高校獲捐金額巨大，不僅與高校數量、宗教淵源有關，還與歷史緊密相連。自1819年達特茅斯學院案裁決後，美國高校形成明顯的公私之分，私立學校不再受政府資助，被迫激發出生存力。在二十世紀經歷長達15年的越南戰爭，以及80年代經濟危機後，糧草不足的美國高校借政府大規模減稅的利好，開始招攬捐贈者，私人捐助比例從1973年的3%躍升至1993年的20%。
捐款資金積累越來越多，高校開始為此專門建立基金會。制定年度籌資目標，派專業人士對外拓展業務，以及資金後續管理均由基金會負責，高校們在籌款之路上走得更遠。至上世紀90年代末，八成美國大學已具備成熟獨立的校產基金會。
大學們因此掙得豐厚而穩定的家底。到2018年，哈佛、耶魯和史丹佛大學的捐款基金估值已超250億美元，僅每年收益就達到了學校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校友、非校友的巨富、企業、知名基金會和其它機構是高校捐贈的主要來源。其中，個體捐款比例穩定在44%左右。以2018年的數據為例，當年個人捐款額佔比44.3%，約為207億美元。
在個體捐助者中，校友資源尤為重要。據CASE稱，2018年全美校友為母校捐款額約為121.5億美元，佔該財政年度捐贈總額的26％。如果將時間線拉長，從1988年至2018年裡，校友捐贈金額數增長了495％，高於總額增長率（470％）。
對大學而言，誰能最大程度的挖掘校友圈，誰就拽緊了“褲兜”。比起廣撒網式的BD，具有天然粘性的自家校友不僅轉化率更高，還在持續不斷的產生。校友則通過母校獲得人脈，在關係社會中奠定成功基礎。無論是從1643年開始第一次籌款活動的哈佛，還是於1817年建立美國第一個校友會的耶魯大學都深諳雙贏之理。兩校常年在獲捐榜上佔據前排。
捐款文化也影響著圈外人，一些非校友巨富正在成為不可忽視的捐款主力軍。今年最大一筆捐款恰好來自於這一群體，美國億萬富翁史蒂芬·施瓦茲曼（Stephen Schwarzman）在今年6月給牛津大學捐贈1.5億英鎊（1.88億美元），以資助AI相關的社會人文研究。施瓦茲曼是黑石集團創始人兼CEO，這位金融巨擘並非牛津校友（而是耶魯校友）。
類似的跨國大額捐款不在少數，中國企業家也參與其中。早在1996年中國香港的億萬富翁胡應湘曾一次性向普林斯頓大學捐款1億美元。而後，高瓴資本創始人張磊、盛大集團董事陳天橋、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夫婦，以及馬雲和蔡崇信等人都曾為海外高校捐過款，其中一些曾就讀於海外高校。
從捐款形式上來看，巨富們的選擇頗為多樣，現金、股票、藝術品等都可被高校接受。資金用途則更為豐富，包括建立新學院，在校園內修一幢大廈，或者給學生們提供獎學金，償還貸款等等。美國黑人億萬富翁（Robert F Smith）今年在莫爾豪斯學院（Morehouse College）演講時稱，將為所有學生償還學費貸款，不少畢業生因此激動地喜極而泣。
數錢數到手抽筋的巨富們早已不在意身價又添幾個零，回饋社會更能強化自我實現感。除此之外，他們也能從中得到實際好處。
例如捐助者可免除個人所得稅。華爾街知名的對衝基金管理人約翰·保爾森在2015年宣布向哈佛大學捐贈4億美金，有研究估計，這為他本人省下1億美元以上的所得稅。
如果以股票方式捐贈，減免力度則更大。舉例來說，如果捐贈者曾花費4萬美元購股，股票價值漲至10萬時贈與母校，其中增值的6萬美金不僅不需繳納資本利得稅，捐贈者還可獲得10萬美金的免稅額度。
這也是為何大學獲捐會出現“大小年”，股票市場的動蕩直接決定捐款的實際成本。如此來看，巨富們的捐贈並非一時衝動，他們的精打細算在公益領域也未曾弱化。
除減稅外，獲得好名聲，與高校建立持久聯繫也頗為重要。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中國企業家頻頻向海外高校伸出援手。華爾街日報曾發表觀點稱：“通過捐款，企業家不僅將自己的名字與世界頂級教育品牌聯繫起來，當他們尋求境外業務拓展時也會獲得助益。”
體系成熟
富人之所以能安心將巨款贈予學校，得益於捐款體系的成熟。名校們早已建立一套完善機制，保證有籌款進账，也防止未來坐吃山空。
捐款資金通常由獨立基金會管理，學校發展辦公室設有專人負責募捐、資金審核和運作，以及校友關係維護等事務。那些大咖雲集的校友活動也不止為校友提供資源共享的平台，也為日後捐款鋪墊感情基礎。
大學們深諳積少成多的道理，會向校友們征集小額定期捐款。這種模式類似每月繳納會員費，金額約為幾十美元，為期數年。雖然金額小，但大手筆的校友們都由此步驟轉化得來。布裡斯托大學校友關係主任Ta年 Jane Rawlinson曾對媒體表示，一位願意捐款100萬美元以上的校友在此之前至少會經歷13次捐款升級。“我們的挑戰是如何獲得更多低級別的捐款人，管好他們、激勵他們，總有一天，你能從中瞄準那個能拿出100萬的人。”
當有實力的捐款者越來越多，高校們則會拿出高階玩法。牛津、哈佛、耶魯和史丹佛等名校曾推出過巨額募捐活動，校友價值在其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哈佛在2013年宣布一項為期五年、目標為65億美金的籌款活動，2018年到期後，其目標超額完成，達到近百億（96億）美元。
大學們募集到的資金有一些被限制用途，如撥款至特定學院或研究領域，這類要求往往由捐款者自願提出。還有部分則用於學生獎學金、教職員工薪酬、校內運營等花費。而大量資金則被投入校產業基金裡，由理財專家打理，保證未來增值。校方每年從中抽取4%-5%用於日常運營。
價值百億美元的校產基金在專業操盤手打理下，創造出令人豔羨的增值回報率，耶魯校級基金就曾獲得37%的收益。
但風險也隨之而來。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哈佛校產基金跌幅曾超過30%。由於曾向資本市場融資，在市場行情最嚴重時，哈佛還遭到補倉要求。經歷此劫後，不少高校放棄高價值回報的投資品，並下調收益預期，維持在略微高於10%的水準。
違背初心
當哈佛在2015年接受保爾森的4億美元捐款後，人們意識到某些地方開始變得不對勁：名校囤積的捐款總值已過百億，富豪們仍舊一擁而上，大學真需要這麽多錢嗎？
CASE數據顯示，美國20所精英私校壟斷了捐款市場，其學生數量僅佔全美總數的1.6%，但所獲捐款額卻高達約130億美元，佔比高達28%。
資本偏向的捐款制度，已違背支撐教育事業的本心，滋生出許多問題。今年三月曝光的美國私校招生欺詐最為典型。名校內部對校友和捐贈者子女有特殊照顧，轉眼成為桌下潛規則。史丹佛、耶魯、南加州等高校紛紛中槍，而領頭羊哈佛早在此前的亞裔招生歧視案就已將底褲露出。
這則案件揭露哈佛內部的一份“院長關注名單”，名單上主要是校友、捐贈者和員工們的子女。法庭記錄顯示，六年裡，名單學生的錄取率高達42.2％，這與公開招生的5.4%差異極大。
一名院長在庭審證詞中承認這點，向高校捐款可以增加子女的錄取幾率。已有例子做出了高調印證。美國作家丹尼爾·戈登在其2006年出版的“入學價格”一書中稱，川普女婿賈裡德庫什納的父親——開發商查爾斯庫什納曾於1998年向哈佛大學捐贈250萬美元，而他兒子在不久後就被該校錄取。
不止是私立學校，公立學校開始接受大筆的私人捐助，這讓學界更為擔憂。在美國州政府縮減州立大學預算後，不僅學生學費猛增，私人捐款也變得頻繁，連世界聞名的加州伯克利也不例外。一些擔心指出，公立大學接受個人捐款將影響其研究項目的傾向性。
無論是公立學校接受巨額捐款，還是精英私校對巨富子女敞開後門，名校慢慢在資本裹挾下讓渡自主權。如何在貪求資本與保持初心之間博弈，將是“百年老店”繼續存活更久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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