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這本書，在中國地位顯赫，新京報評選“四十年四十本書”，它力壓金庸全集，高居第五。作者黃仁宇用汪洋恣肆的筆法和神龍千里的史觀，影響了從學者到作家，從商人到官員的幾代讀者，王朔、王小波都是此書鐵粉，甚至連高小鳳拖高育良書記落馬，也得靠此書牽線搭橋。
今年是黃仁宇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者眾多，不過少有人知道的是，金庸先生在不同場合都曾直言：黃仁宇很差勁。
黃仁宇被學術界詬病之處，在於其所推崇的大歷史觀過於縹緲，也缺乏新意，遠比不上金庸所推崇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金庸批評道：“歷史觀一定要和人家不同，如果跟人家完全一樣，直接照抄就行了，何必讓你去寫呢？”
著名學者龔鵬程的批評最為嚴厲：“我讀黃先生書，輒為其缺乏中國思想、文學、藝術等之常識所驚。”
大譽大毀的分歧，根源於黃仁宇治學的動機：他終其一生所追尋的，並非是某種確切的歷史真相，而是古老、落後的中國該怎樣走向現代化。這是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們的心結，當人生極具傳奇色彩的黃仁宇嘗試回答，引起的共鳴便格外強烈。
親歷了抗日戰爭的黃仁宇，對龐大中國在生死存亡之際的僵化和原始感到沮喪，對國家財政的支絀與基層結構的失控感到悲慟。他在自傳《黃河青山》裡說：“我之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而一切源於中國的動蕩不安。”
當黃仁宇回望歷史，他深情地注視著那個中西方走向岔路口的十六世紀，在莎士比亞和湯顯祖交輝、伽利略與王陽明玉映的燦爛過後，西方邁過文藝複興跨向現代化，而中國卻始終沒能掙脫歷史的循環。在他眼裡，財政和稅收，是這一分野的關鍵。
原因並不難理解：在廣袤的中國，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有著極高的稅收征管成本。當繁榮過後，既得利益集團納稅意願降低時，征稅難度將會陡升，中央財政陷入枯竭，貧富差距開始拉大，國家動員能力急劇下降，一旦遇到內憂和外患，王朝便會傾覆。
發出“中國為何沒能誕生現代科學”之問的李約瑟在讀完《中國大歷史》後，感慨道：“一切因稅收而轉移”。
稅收征管成本高企，成為遼闊而集權的中國兩千年來揮之不去的陰影。而最終打破這一歷史鐐銬的，卻是一種現代人耳熟能詳的尋常事物：發票。
01
1946年4月11日，國統區著名詩人袁水拍，寫了一篇叫做《發票貼在印花上》的政治諷刺詩，刷屏國統區，裡面金句頻出，比如：
發票貼在印花上，重稅派在你頭上，廉恥掛在高樓上，百姓滾在釘板上……
詩裡面提到的“發票”，指的是財產或貨物權發生轉移變化時開具的交易憑證，跟現代的發票差不多。而“印花”，則是指政府發行的印花稅票，政府強製要求發票上必須貼上一定面額和數量的印花稅票，用做計稅的依據，即“印花貼在發票上”。
而在通貨膨脹和橫征暴斂的背景下，政府要求貼的印花稅票越來越多，以至於一張發票常常要貼上幾十枚，甚至數百枚印花稅票，最後不像是在發票上貼印花，反倒是像在印花上貼發票，變成了詩中所諷刺的“發票貼在印花上”。
1948年天津“北洋紗廠”交易金額3.5億元的發票，5000元的印花貼了210張
人們要到1949年，才知道寫這篇爆款文章的作者袁水拍，是位共產黨員，後來官至文化部副部長。
發票在民國時代，已經深度介入社會生活，並迅速被拿來當詐騙工具。比如馬路上碰瓷的，會故意讓你撞他，趁機摔碎兩個藥瓶，便死命抓著你讓你賠錢，然後掏出一張貼滿印花稅票的發票，彰顯價格的合理性，大多數人都會被唬住，最後乖乖掏錢。
不過發票在民國大行其道的背後，是社會進步的必然。
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晉商、徽商將生意做遍大江南北。貨物、服務、運輸等交易的售後服務需求激增，發票應運而生。契約的效用由官方背書，官衙從中抽取契稅。發票的誕生最初完全是市場行為，誕生之初，並不為明清政府所重視。
光緒棉紗發票
晚清社會激烈動蕩，仁人志士把目光投向海外，尋找強國富民之術。“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黃遵憲在他的《日本國志》中寫道：“凡是百姓轉讓財產的憑證，都需要購買粘貼由政府製造的印花稅票交納印花稅。”這是中國最早有關印花稅的介紹。
對黃遵憲極為欣賞的李鴻章，顯然是認真讀了《日本國志》。1889年，他向光緒帝提議試征印花稅，用以繼續鞏固北洋水師的亞洲霸權地位。但當時對發票還不太關注的朝廷，沒有采納中堂大人的提議。五年後的甲午中日戰爭，北洋水師一敗塗地。
辛醜條約後，大清王朝面臨著本息合計九億八千萬兩白銀的高額賠款，這才推出了姍姍來遲的《印花稅則十五條》。但當時百姓面臨各種苛捐雜稅、賠款攤派，對印花稅極為抵製，晚清的印花稅嘗試最終無果而終。
對中國現代化貢獻良多的袁世凱極為重視印花稅，他就任大總統後頒布的第一部稅法就是《印花稅法》。其中發票被列在第二類契約，印花稅額為發票價值十銀元以上貼印花一分，這是發票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的法律法規中。
印花稅徵收之初，因征管簡便，稅負不重，稅收收入呈逐年增長趨勢。但伴隨袁氏政權的垮台，北洋政府面臨分崩離析。由於關稅、鹽稅紛紛被地方截留，中央政府便濫印稅票，向商戶平民強派強攤印花稅，導致怨聲載道。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連年戰亂之下，國庫入不敷出。國民政府當年的實支15,080萬元，而實收才堪堪7,730萬，財政赤字佔支出總額48.7%，整頓財稅迫在眉睫。這種的背景下，宋子文上台抓經濟，抓財政，抓稅收，而肥碩的印花稅，自然不會被放過。
在此期間，1934年頒布的《印花稅法》標誌著印花稅體系的建成，其中對發票這一應稅憑證給出了具體定義：“凡各業商店售賣貨物成交後開具單據皆屬之”。此後直到49年，國民政府對印花稅法進行過九次修改，使印花稅成為重要稅源。
按照我國優良的歷史傳統，既然有征稅，就會有逃稅，印花稅也不能免俗。
方法五花八門，大多數是在發票上下文章：有的蓄意不開發票，有的開發票不寫店名，有的在發票上加印“附單”。戰時稅務稽征力量薄弱，低級工作人員每月工資都不夠個人生活。儘管如此，稅收征管部門還是拿出了一些針鋒相對的發票管理措施。
比如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治下的川渝地區，發票管理水準就很高。1942年綿陽稅務局開展“學校發票競賽”，鼓勵學生收集日常消費中的發票，根據上繳發票數量到期發放獎學金。用物質激勵來鼓勵人民相互監督，思路相當符合國情。
任何一種制度的成熟，都不僅僅依賴政府的強製推廣，而是社會綜合環境的必然要求。民國時期日漸繁榮的商業貿易，使得發票的作用日益提高，不少商戶開始意識到開具發票的好處，要比繳納的那點印花稅更大。
上海四大百貨之一的先施公司就是捷足先登者，當時上海百貨普遍不對商品標價，貨物品質參差，也不開具發票，以圖利益最大化。先施的創始人黃煥南喊出“始創不二價，統辦環球貨”的口號，凡售出商品必有發票，憑票可以退換。
客戶往往小心謹慎的收好發票，而發票上印又的先施logo和“志圖久遠，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字樣，便成了先施公司最好的廣告，其余三大百貨隨後紛紛效仿。
通過發票征管印花稅，起初並不顯眼，但卻是我國稅收征管史最為重要的一章，因為它解決了我國自古以來征稅的最大難題：假账。
無論是封建王朝以田賦為基礎的一條鞭法，還是民國以營業稅、所得稅為基礎的直接稅法，在稅收征管中都面臨著假账問題。鄉紳富豪為偷稅漏稅，常常偽造財務數據，而核實隱匿財產的成本巨大，政府無力全面追查，稅制的公平性蕩然無存。
對商戶營業稅、所得稅的征繳，有賴於商戶自己提供的账簿。1943年國民政府財政部就曾承認，西川地區假账恐怕在九成以上。
在徵收印花稅的過程中，稅收征管部門逐漸發現，作為一種外部商業憑證，發票可以真實的反映企業的經營狀況。即使商戶不提供账簿，也可以根據發票開具情況，直接徵收稅款。只要商戶如實的開發票，天下再也沒有難征的稅。
在1947年修訂頒布的《營業稅法》中，第一次規定了對不開發票行為進行處罰的條款：對不開發票的商號，處以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
但此時國民政府已經時日無多，稅收征管與發票的珍瓏棋局，注定要新中國來撞破。
02
1950年6月6日，新中國的“掌櫃”陳雲在七屆三中全會上作報告，當講到“稅收方面工作中的毛病很多”時，毛主席突然插話“這方面功勞也很大”[4]。
的確，解放區的稅收，功勞大過天。在完成老區土改後，我黨的組織架構像毛細血管一樣深入農村基層，稅收征管能力遠超國民政府。“小米加步槍”打敗“飛機大炮”的背後，是解放區的財政動員能力，比南京政府要強得多。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對稅務建制非常重視，啟用了大量舊政府稅務人員。那些國民黨政府的稅務技術人員們，對新中國財稅體制的建設發揮重要作用，陳雲更是直接指出：“寧缺一個縣委組織部長，也不能缺一個縣稅務局長。”
新中國稅務部門從一開始就認識到了發票在不同稅種徵收上的重要作用。利用發票增強账簿的真實性，反映商戶的經營狀況，成為稅收征管的基本思路。發票在民國時期征管印花稅的作用逐漸削弱，開始成為主體稅種的管理手段。
1950年12月19日，《工商業稅暫行條例》和《實施細則》頒布，“建帳建票”的監管措施被明文寫進法規。
“工商業日常經營須開給發票”，“工商業戶於營業行為發生時，應取得憑證（發票），並應依發生的時序，妥為分類保管”，對違反條款的行為規定了“處以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的罰則，這是我國稅收征管的裡程碑時刻。
發票的功能，不再僅是簡單的商業憑證，更成為重要的征稅工具。既然是工具，就得好好管理。
原國民政府川康直接稅局局長崔敬伯，解放後受邀出任財政部稅務總局副局長。他對發票管理給出了綱領性的指導意見：1、各地必須建立統一的發票管理制度；2、發票應由稅務局統一印刷、統一編號，加蓋戳記，規定領銷手續。
全國最早實現發票統一管理的城市是上海，上海財政局長叫顧準。
年輕的地下黨員顧樹楨一直視顧準為偶像，在一起工作後，有一次問他：“顧局長，您究竟多大年紀？”，“34”。顧樹楨驚的下巴都要掉了，“我念大學時就看你寫的《銀行會計》，還以為你至少也有五十歲了。”顧準得意地笑道：“出書時我十九歲。”
顧準雖然年輕，但肩上的單子很重，陳老總曾經幾次語重心長地跟他強調：“新政府等著用錢哩。”
天才的顧準，自然是有辦法的。上海市從1950年6月開始強行推行統一發票制度，到1950年底，全市近300個行業，已經有三分之二採用行業性統一發票。在這個過程中，顧準完成了對上海工商業摸底，拿出了他的殺手鐧：“自報實交，輕稅重罰”。
當時，全國各地的征稅工作提倡“民主評議”的方法，即由著名工商界人士在行業會議中商議出各戶應攤派的稅額，政府通過後，便按此交稅。顧準認為這種“民主評議”的稅收征管過於隨意，對大資本家有利，根本收不上足夠的稅來。
通過整頓發票，顧準將所有稅戶分為三類：一是工商業大戶；二是正規的流動商戶；三是難以監管的攤販。對第一類，政府派遣稅務專管員“專戶專管”；第二類，稅戶由區縣分局專管查账；第三類稅戶則不查账，隻收定期定額的工商稅。
顧準向他昔日恩師國務院副總理黃炎培介紹“專管”時，將之比作“在大房子裡找針”，黃炎培直呼“太厲害”了。當時上海灘盛傳“大老闆、小商販，誰敢在顧局長手裡逃稅？”
這種強調基層負責製的稅收征管體系，相當科學公正，我們現在所採用的稅務征管模式正是由此而來。在陳毅的支持下，征稅方案在全市迅速推行，上海稅收幾乎應聲激增，上海的財政收入一度佔到了全國的三分之一。
顧準進一步發揚了發票在稅收征管中起到的作用，但他個人的命運卻是時代的悲劇，令人唏噓。
伴隨著三大改造的完成，建國之初的稅收征管制度，開始無法適應最新的經濟情況，1957年的稅改更是簡化了納稅辦法。通過發票征管稅收的制度在繁榮過後，進入了一個谷底期。大量的稅務機構開始合並解散，1958年稅務幹部數量較前一年銳減60%。
在有的偏遠地區發生群眾交稅找不到人的情況，稅收征管工作陷入失控的狀態。發票的治稅功能幾乎被遺忘，反倒是憑證的本質開始被強調。在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從國家長官到基層工作人員在經濟問題上都十分小心，任何公務消費都要將明細發票開具清楚，以示廉潔清白。
從1957年直至1978年，稅收長期被視為階級鬥爭乃至限制投機倒把的工具，發票也幾乎喪失了治稅的功能。以票控稅的工作經驗和成果盡數付之東流，再把這一切重新拾起來的時候，已經是1986年。
03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舉國上下卯足了勁求發展，乾勁十足。但這一階段的稅收征管水準已經大幅倒退。主要就靠基層的稅務幹部挨家挨戶向企業上門收稅。有的企業地處偏遠地區，稅務幹部只能逢年過節才上門收稅，被戲稱為“探親戶”。
由於稅務人員數量稀缺，當時基層稅務幹部大多要兼顧多家企業的稅收征管。也沒有任何輔助手段，完全靠專管員對企業經營狀況的熟稔。
1979年山西省財政系統舉辦的業務技術比武大會上，來自鄉寧縣的稅務所所長辛生才，不看任何資料，一口氣匯報他所管轄的113個生產隊和23個國營企業的基本情況和納稅指標，贏得滿堂彩。讚歎業務之餘，也為稅收征管制度的倒退感慨。
伴隨著個體戶經濟的蓬勃發展，稅收征管能力不足的弊病暴露無遺。由於發票征管稅收辦法的缺貨，稅收部門無力對個體戶經濟進行查账，往往對其進行“定期定額”的徵收辦法。
這往往會導致定額偏低以及賦稅不均的問題，舉個例子，對兩家飯店都按每月200元營業額進行征稅。那麽就有可能形成這樣的狀況，甲飯店經營狀況良好，每月營業額400元；乙飯店經營不善，每月營業額50元。前者定額偏低，後者賦稅過重。
1983年國營企業推行利改稅後，大包乾氛圍下，國企重新煥發了活力。有一些道德品質比較低下的國企幹部員工，開始利用修改發票、偽造報銷等手段偷逃稅收甚至賄賂稅務工作者，對稅收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面對稅收征管的種種困難，稅務部門再度拾起了發票管控稅收的法寶。1986年財政部頒布了《全國發票管理暫行辦法》和《關於個體工商業戶帳簿管理的規定》，強調發票在稅收征管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個體工商戶建账建票的要求。
市場經濟喚醒了勤勞致富的熱情，也帶來了不勞而獲的惰性。發票成為眾多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捷徑，成為財政稅收的災難。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全國各地的勞務市場、車站、商場等人流嘈雜地界，始終流竄著一批身影鬼祟的宵小，他們兜售的，是虛假發票。
1991年和1992年，各級稅務機構查獲的私印私售的發票就分別達384 .54萬份和253.12萬份。全國範圍內針對發票的打假活動不斷，但由於紙質發票難以溯源，法律依據不足，往往抓了人定不了罪。
猖獗的發票犯罪逼出了《稅收徵收管理法》：“非法印製的發票，由稅務機構銷毀非法印製的發票，追究刑事責任”。
然而發票犯罪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愈演愈烈。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核心內容是增值稅。但隨之而來的，虛開增值稅發票這一偷稅漏稅的潘多拉魔盒打開了，在後來的十幾年中，稅務征管部門一直在與這一犯罪行為鬥智鬥勇。
在著名的劉曉慶偷稅案中，一個重要的細節就是這位“名女人”，買了一把4.1元的改錐，把發票帶回公司改成41萬元，列入公司成本進行稅款抵扣。當時專案組正是以這個細節為突破口，派專人到當地，找到了那張發票的另一聯，才給案件板上釘釘。
國稅總局的官員感慨：“劉曉慶被查處，是撞上的。”
以票控稅的征管思路遭遇了挑戰，但科技的進步，很快就給稅務部門提供了更為先進的“獵槍”，一項叫做“金稅工程”的事物，將徹底影響無數企業和個人的命運。
04
1994年2月1日，朱鎔基在聽取了電子部、航天工業總公司、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部門的聯合匯報後，強調盡快建成“金稅工程”，以打擊犯罪分子偽造、虛開增值稅發票 ,偷騙國家稅款的違法犯罪行為。當年3月，“金稅工程”正式啟動。
這一配合著增值稅改革的電子政務系統，一開始並沒有引起關注。
2001年金稅二期在全國範圍內正式投入運行，專業名詞聽起來非常繞。簡單的說，這個階段已經建成了從國稅總局到省、市、縣的統一網絡平台，同時在開發票、印發票、發票抵扣和事後稽查四個方面實現了資訊化操作。
手寫增值稅發票在2003年退出了歷史舞台，利用假發票偷稅漏稅的風險大大提高。
金稅二期實現了國、省、市、縣四級稅務機構資訊共享，金稅三期則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整合，實現了社保、工商、銀行、海關等相關部門的資訊互聯。這意味著政府資訊數據的孤島被連通，稅務稽查效率大大提高。
2016年金稅三期上線後，國稅總局就信心滿滿的開啟營改增的全面推廣，以票控稅成為往事，資訊控稅成為趨勢。
金稅工程下的流轉稅體系徹底打破了歷史上稅務征管依賴人的局限性。過去稅務系統像一條章魚，捕魚（稅收）要依賴觸角（基層稅務人員），一旦魚兒（稅源）反噬觸角，章魚很快就會被餓死。
金稅工程下的增值稅征管則完全是另外一個模型：1、增值稅開票有加密模型；2、納稅鏈上的每個節點留下了數據，在部分數據丟失時，可以修複；3、所有的資訊都同步到同一個網絡中。技術讓造假者無處可逃。
是不是聽起來非常耳熟，筆者認為金稅工程下的增值稅體系某種意義上與區塊鏈技術非常相似。區塊鏈技術的去中心化和不可更改性使其天然就適合成為發票的載體，目前也已經有先驅做出嘗試。
今年11月8日，深圳寶安的沃爾瑪金海路分店，就已經開始為消費者提供區塊鏈電子發票開具服務。深圳市稅務局在區塊鏈發票方面率先走出一步，從今年8月開始陸續在不同消費場景實現區塊鏈發票開具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沃爾瑪金海路分店的區塊鏈發票服務，同步打通線上線下，用戶可以在微信小程式“沃爾瑪掃瑪購”上完成購物後，一鍵開具區塊鏈電子發票。
區塊鏈發票的好處在於，當用支付完成一筆交易後，這一筆交易的數據通過加密形成發票。通過分布式存儲技術，上傳區塊鏈，連接消費者、商戶、公司、稅務局，一鍵完成發票的申領、開票、報銷、報稅全流程。
儘管區塊鏈發票目前推廣還不具備條件，但一定是發票和稅控的未來發展方向。技術，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程度地影響到這個古老國家的治理方式。
05
“數目字管理”，是黃仁宇送給中國的終極答案。他認為只要國家能夠實現數字化管理，形成一種清晰可循的法治精神，擺脫人治社會的曖昧；政府保護私人財產與交易安全，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強取豪奪，那麽國家邁向現代化就將指日可待。
增值稅發票和金稅工程所帶來的稅收稽查和征管成本的降低，讓我們看到了“數目字管理”形成的曙光。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稅收征管公平，將徹底擺脫由於既得利益集團逃稅帶來的財政崩潰。
黃仁宇在《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中指出，稅收=徵收力度*名義稅率。封建王朝往往因為無力降低稅收征管成本，導致徵收力度有限，當財政吃緊時只能拚命加稅，最終導致覆滅。
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幫助下，電子發票、區塊鏈發票可以大幅降低稅收征管成本，從而使徵收力度可控，降稅減負也就更加便利可控。一張薄薄的發票，承載著幾乎所有的稅收大權，稅率的細微波動，影響的是便是國計民生。
歷史憑票報銷，在這張發票上，抬頭寫的是無數辛勤勞作的國民，這是一種承諾，也是一種責任。
黃仁宇18歲投筆從戎，曾在緬北戰場上被子彈貫穿右腿；目睹過史迪威與國軍的衝突；親臨日本參加受降典禮；32歲赴美求學，後來又與中國史學權威李約瑟、費正清有過恩恩怨怨。身處古今中外之間，親歷民族的危機、困惑、求索。
借用他自己的話，世間已無黃仁宇，他留給世間的最後一本書叫《我相信中國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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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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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經濟史視野下的中國革命，劉永華
[3]. 中華民國時期的印花稅，王建都
[4]. 調整公私關係和整頓稅收，人民網
[5]. 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體系演變新探，王明前
[6]. 新中國60年稅收管理體制的變遷，霍軍
[7]. 民國稅收史研究中的三種關係，柯偉明
[8]. 金稅工程二十年實踐、影響和啟示，王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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