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鄂棟臣參加創建中山站。受訪者供圖
姓名：鄂棟臣
性別：男
年齡：80歲
籍貫：江西廣豐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職業：中國極地測繪事業開創者、極地測繪與遙感信息學奠基人、武漢大學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原主任
從中國到南極，隨船要走20多天，即便在南極的夏天，內陸地區依舊有零下40攝氏度，並且南極氣象變幻莫測，早上的晴天持續不了幾個小時，暴風雪可能就會來臨。而要到北極去執行科考任務，則基本是在北冰洋上進行，至少兩個月時間都需要隨船。
這樣的條件下，武漢大學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原主任鄂棟臣去了7次南極、4次北極參與科考工作。中國在南北兩極科研探索方面起步晚，而鄂棟臣1984年就跟隨中國第一次南極科考隊，連續20多年，奮戰在中國極地測繪的科研一線，親身推動了中國極地科考的發展。
測繪完成中國第一幅南極地形圖，參與創建南極長城站、中山站和北極黃河站，為南極山川湖泊冠以中國地名：長城灣、望龍岩、龜山、蛇山、八達嶺，在北極建立GPS衛星跟蹤站，擴展中國衛星跟蹤軌道範圍……鄂棟臣的從業經歷，串起來就是中國極地考察發展史。
這位把測量極地作為一生任務的“極地赤子”，在2月21日凌晨，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去到了比極地更遠的地方。
去南極
“就是死了，我也光榮”
“極地氣候條件比較惡劣，且在內陸地區會有高原反應。”鄂棟臣的學生、武漢大學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教授周春霞跟新京報記者講起極地的環境，“但與鄂老當時去的時候比，現在的條件、裝備已經好太多了。”
“現在極地都有中國的科考站，鄂老當時去建站的時候，沒有站點，只能睡在帳篷、睡袋裡，早上起來，身上都是雪。”鄂棟臣的學生、武漢大學博士艾松濤說。
鄂棟臣最先前往極地考察的時候，是中國在極地的“探險時代”。
20世紀80年代初，已有18個國家在南極洲建立了四十多個常年考察基地和一百餘座夏季站，而當時的中國，在極地科考方面還是一片空白。
直到1984年11月26日，591人組成的中國首次南極科學考察隊，從上海浦東港口起航，才開始了中國人對南極的探索之路。
鄂棟臣，就是這591人中的一員，並擔任考察隊黨支部副書記和測繪班班長。
彼時，鄂棟臣已經45歲了，還有了3個孩子，妻子王紫雲不能理解丈夫為什麽要去冒險，遲遲不肯在“生死狀”上簽字。“就是死了，我也光榮。”鄂棟臣毅然決然地自己簽下了名字。
鄂棟臣曾回憶起第一次南極科考：船長說，我船上帶了一些大塑膠袋。我們問他，帶塑膠袋去幹什麽啊，他說準備裝死人的。如果誰犧牲了，就用塑膠袋一裝，放到船底下的大冰柯瑞冷凍起來，再帶回家。
“一言不發，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髒翻騰，六神無主，七上八下，九（久）臥不起，十分難受。”南極長城站首任站長郭琨曾用順口溜描述當時的情景，字句裡都是那時的艱苦。
30天的艱難航行過後，我國第一支南極科考隊到達目的地——喬治王島。隊員們腳穿雪地靴，身上臃腫的棉衣外圍著救生衣，戴著印有“中國”字樣的帽子，舉著五星紅旗，在喬治王島留下了中國印記。
抵達目的地，建站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作為工程實施最基礎的測繪工作，在惡劣的氣候條件下，進展得異常艱難。鄂棟臣和測繪分隊每天扛著木樁、鐵鍬、鎬和鏟去勘探測量。“一鍬下去挖不了多深，稍有不慎還會掉進冰海裡。”
最後，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在4平方公里範圍內布設了33個控制點和圖根點，野外測量1665個地形點，用半個月的時間完成了站區選址與地形測繪。
地點確定後，隊員們的身份便轉化成了“建築工人”，每天穿著防水衣，扛沙袋，爬冰入海，建造科考站，一天之中甚至能工作近20個小時。
1985年2月20日，農歷正月初一，中國第一座極地科學考察站——長城站正式建成。
鄂棟臣也測繪完成了我國第一幅南極地形圖。在這幅1:2000的地圖上，他把極具中國特色的名字賦予南極無名的山川湖泊：長城灣、望龍岩、龜山、蛇山、八達嶺……
在科考隊
“我們都叫他鄂大爺”
在鄂棟臣心裡，自己注定是要做極地科考的。“鄂老師幾乎不暈船，他自己認為很適合做這行。在別人吐得稀裡嘩啦，他還可以如常。”周春霞說。
第一次去南極已經年近半百的他，在往後的20余年裡，依舊在極地科考中親力親為。
2004年，已經65歲的鄂棟臣第3次赴北極進行科考，當時他和艾松濤一起，負責中國北極衛星常年觀測站的建立和地理信息基礎框架的構建。
北極衛星常年觀測站的任務，是與中國南極長城、中山衛星觀測跟蹤站一起，作為中國獨立自主的衛星觀測定軌和導航定位系統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擺脫他國衛星導航定位系統對我國的製約、建立獨立衛星跟蹤定軌系統的有益補充。
“2004年我們一起去北極，鄂老是年紀最大的一位，已經是極地圈的大爺，為人又比較和藹可親，我們都叫他鄂大爺。”艾松濤回憶道。
這位極地圈的“大爺”，共參與了7次南極考察和4次北極考察。中國南北極地的科考站長城站、中山站、黃河站，他是全國唯一的三大站創建工程親歷者。
“我做的事很有限，但我的後半生都獻給了極地。”鄂棟臣曾說。
帶學生
“開學第一課都是聽他作報告”
除卻親赴極地科考，鄂棟臣也願意將探索極地的科學精神傳播下去。在不少武大學生印象裡，鄂棟臣的“開學第一課”是共同的記憶。
“我1996年本科入學的時候，鄂老師給我們作報告，講他去南極科考的經歷，給我們展示從南極帶回的標本、實物，大家都非常興奮。”艾松濤現在依舊記得當時的那場報告。
周春霞告訴記者，之前在武漢測繪科技大學（現武漢大學），很多入校新生都聽過鄂棟臣的報告。“得知鄂老去世，很多人都懷念鄂老，他們都記得入學後鄂老作報告的樣子。”
“有不少學生受到啟發，研究生讀了極地測繪專業，後來參與到極地考察中來。”近幾年來，鄂棟臣帶著團隊在全國各地的中學、大學作報告，科普南北極相關知識，在全國各地大學、中學作了近600場南北極報告。
“他總是願意給學生製造機會，包括讓我們去其他學校學習必要的課程，推薦我們去極地考察，資助我們參加國際的學術會議。”周春霞說。
“每一次有學生去南極科研，鄂老都會親自帶隊，去機場送行。鄂老親自去送行已經成為我們團隊的一個傳統。他是嚴謹的導師，也是慈祥的長輩。”武漢大學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副主任龐小平說。1991年，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成立，一直到現在，該中心都堅持在極地考察的陣地。
2001年，龐小平第一次前往南極進行科考。“南極那麽遠，條件也很艱苦，走的時候心裡多少有些難受。但老師能來送我，真的感到心頭一暖。我當時就想，到了南極，一定要把研究做好，對得起我的老師。”龐小平表示，自己在南極期間鄂老師還打電話關心學生的日常生活。
在鄂棟臣之後，武漢大學參與了中國的歷次南極科學考察，累計派出師生110餘人次，是我國參加南極科學考察時間最早、次數最多、成果最豐碩的高校，也是唯一一所“全程參與”的高校。
外界常讚譽鄂棟臣是“極地測繪之父”，對這一稱號，鄂棟臣曾說，自己做的事很有限，如果用什麽形容自己，他願意用“極地赤子”的說法。
追思
“我感觸最深的，是鄂老對極地事業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把極地測繪的工作堅持做下來。極地測繪沒錢賺又吃苦，很多人不願意乾，鄂老師堅持，有錢沒錢都要乾，都盡量去幹，並帶領我們不斷跟蹤國際前沿、掌握最新動向。”
——艾松濤 鄂棟臣學生、武漢大學博士、副教授
“鄂老師把中心（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成立起來，花費了很多心血。他一直工作到70多歲，一直工作在一線，很多時候趕材料到夜裡兩三點，很希望中心能夠更好地蓬勃發展。”
——周春霞 鄂棟臣學生、武漢大學中國南極測繪研究中心教授
新京報記者 王俊 實習生 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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