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香港的國民教育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俠客島按】

香港暴亂發生以來，大家都在思考，香港到底出了什麽問題。隨著局勢的發展，現在暴露出香港的政治、教育、傳媒、司法等方領域存在相當大的漏洞。

昨天，島上推送了《俠客島：誰主香港？》來解析香港的政治問題，今天向島友推薦顧敏康教授的文章，他曾任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此文從教育角度進行分析，一起來看。

在持續兩個多月的香港亂局中，不少香港年輕人成為蒙面 “黑衣人”。他們在多地實施暴行和破壞，叫囂要“攬炒”（粵語中“同歸於盡”的意思）。這令人震驚，也令人痛心。

是什麽讓這些年輕人如此暴力？又如此敵視這個社會？

事件發生以來，每個中國人都在思考問題的根源。前特首董建華先生曾心痛地指出，自己任內開始推行的中學生通識教育失敗，令年輕一代變得“有問題”。

在我看來，誠如董先生所言，香港通識教育有大問題，而事情不止於此，香港的整個教育制度也需要重新檢討。

教師

如果說香港的教育“病”了，那麽首先就是教育者出了問題，其次是教材出了問題。因為教育效果如何，關鍵在於什麽人教和教什麽內容。

先說說教育者的問題。如果教師客觀中立，則學生幸運，有可能被培養出真正獨立和客觀的思考能力。

香港重新回到祖國懷抱之後，首要解決的問題應是“國家觀念”的問題。問題是，有多少香港教育者具有這種觀念呢？

現在並沒有一個對香港教師觀念問題的調查數據。但有一個案例可以證明一些問題，那就是由香港大學、中學、小學、幼兒園教師組成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這個被稱為“教協”的組織現有會員9萬人，是香港最大的單一行業工會及參與會員最多的組織。可問題是，“教協”早已被反對派勢力把持，近年它已蛻化為一個鼓吹“反中”、“反政府”的組織。

2013年，“教協”出版《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以“佔領中環”為議題》，注明是“公民及通識科教材”，並請到鼓吹“公民抗命”的非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做顧問。

2016年8月，“教協”領袖葉建源不但表態支持中學生在校園內宣揚“港獨”，更把他們美化成“有主見、個人見解及關心時事的中學生，較有強烈本土意識”。

幾天前，“教協”還主動發起示威活動，煽動學界去維園示威，以“強力表達”政治訴求。“教協”理事張銳輝更縱容亂港團體煽動學生罷課，稱“他們有表達政見的權利”、“老師要讓他們實踐”雲雲，甚至鼓動老師在校內搞衝突。

曾任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的中學教師賴得鍾，被發現以“黑警死全家”標語，作為其社媒個人專頁的頭像照片。有人實名向教育局投訴，指其做法是“鼓吹欺凌警察在校子女”，超出道德底線，並違反《教育專業守則》。

持有這樣激進立場的教師去教通識課，去給學生們講述香港的示威遊行，會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

教育

最近，在網上流傳的香港通識課本內容令人觸目驚心。那麽問題僅僅在中學生階段嗎？

我經過調研發現，在香港，連幼兒園、小學使用的教材都有問題。

在最近曝光的香港九龍塘某間幼兒園使用的教材裡，有個童話故事是這麽講的：中國是暴虐的國王，而英國是一位神奇的魔法師，最後魔法師救了自由港。

當一批批還是“白紙”的孩子們一次次閱讀這樣的故事時，一種對祖國仇恨、扭曲的種子，就在心裡種下。

最近還有香港家長群組傳出，沙田地區一名校的小二常識科工作紙，要求就有關《逃犯條例》遊行畫畫，有小學生畫出警方與示威者對峙場景。

校長及家長均認為，這樣的議題根本不適合小學生工作紙，質疑教師是否故意將個人政治觀點帶入課堂和作業上。

再來說說問題最嚴重的的通識課教育。

從有關介紹看，香港開設通識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加深對社會、國家、世界和環境的敏感和關心度；同時提高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並將各科各類的知識融會貫通。

這看上去似乎非常合理，但實際情況可能“南轅北轍”。

比如，通識課分六個單元：個人成長、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

這裡會有兩個問題：第一老師是否會平均分配這些內容，是否會在政治問題上花更多時間；第二，考試時“今日香港”單元常常有很敏感的政治化問題，教師會如何解釋這些敏感問題。

其實，不用看具體某個教師如何講授，光看看教材，就知道課堂上會出現什麽內容。我發現，各類教材常見如下內容。

攻擊“一國兩制”；美化“佔中”；激化香港與內地矛盾；內地存在的問題從負面解讀，或者直接用惡龍等形象來進一步醜化；引用過時的數據；用人口素質低這類帶有歧視與醜化的語言；引用典型的西方視角下關於中國話題的負面結論。

在位於港島南區赤柱的聖士提反書院，有教師被揭以街頭抗爭作為考試內容。試卷的插圖是四名警員抬起一名示威者“王先生”，示威者高叫“佔領街道不是犯罪！我們要求‘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的政治口號。

而試卷的問題則要求學生用自己的知識解釋示威者的要求有何“優點”；圖中的執法警員更被畫得惡形惡相。該名教師想要的答案不言而言。

通識課教材存在這麽大問題原因之一是缺乏監管。通識教育自2009年始，各版本課本卻無須送審。現在再看，部分“黃師”（持反對派立場的老師）當時就參與了課本編寫工作。

著名數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教授曾直言，香港回歸後的教育政策製訂者對此難辭其咎，在中學取消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以及加入通識教育都是一個災難，令學生變得“通通唔識”，結果培養出一代缺乏歷史感、文化觀，沒有理想、楷模的年輕人。

管理

在此次風波中，我們看到不少香港的大學學生會成為“港獨”的先鋒營。

這些學生會的領導者借由“言論自由”的外衣，公然宣傳“港獨”和“違法達義”思想。而面對這些言論，乃至學生圍攻，各大學校方卻顯底氣不足，不敢像港專學院暨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的陳卓禧校長那樣，理直氣壯地反對挑戰法治底線的行為。

香港的大學尊重教師與學生的“言論自由”是好，但同時也必須向教師和學生指明言論自由是有界限的。

一個基本的常識是，“言論自由”不是想說啥就說啥，誹謗人、侮辱人的話不在“言論自由”範圍內，那違法、分裂國家的言論還屬“言論自由”嗎？

但我們看到的是，香港的一些大學校方不敢乾預教師和學生宣傳“港獨”思想，對違反《基本法》的活動、“港獨”活動也不敢直面批評。

這些大學不但不能製止有關大學老師的非法言論，還高薪養著這樣的老師；對搞“港獨”活動的學生組織，未能進行有效管理和控制資金發放。這一切，已說明香港的大學管理存在嚴重問題。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香港很多大學面對學生的暴力行為，隻敢說一句“痛心”，連明確譴責暴力都不敢說。這說明這些學校的管理者是多麽的無能與失職。

擔當

《基本法》第13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

如此可見，在“一國兩制”制度下，港府、教育當局在制定教育政策等方面具有關鍵主導作用。

公允的說，香港教育當局也有人明白，香港回歸22年了，但“人心回歸”和國家意識一直是個問題。於是，他們曾於2010年提出增設國民教育及德育課程為中小學必修課。

但此舉遭反對派極力反對，指責國民教育是“政治洗腦”。最後教育部門在大型示威下退讓，無限期擱置國民教育課程。

還有人提出，香港教育系統裡有不少官員，其本身就對國家觀念、愛國教育理念持輕視態度，自然不會大力、主動地去推動這方面的教育。如果真有這樣的問題存在，則香港教育當局也必須整頓了。

此次風波結束後，通識課和國情教育方面必須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有資深通識科教師建議，教育局有需要就通識教材進行審查，包括將特定議題進行重整，並就敏感字眼進行清晰界定。規定統一教材的可能性也需考慮。

以“法治精神”為例，他認為教育局應列明擁護《基本法》及保障人權等字眼；而“政治參與”則應列明是給予市民權利，以理性和平方式關心社會、表達意見。

政府也需定期抽查學生考試內容，檢查考試內容是否與通識教材相符，防止有人利用考試題目迫使學生回答出具負面傾向的答案。

反思香港教育問題，是為了有更堅定的改革行動。港府必須重新審視通識教育，重啟國民教育課。

並且，港府還要理直氣壯地去做，因為這是一個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文/顧敏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編輯/宇文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