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日本用“效忠天皇”愚弄老百姓

明治天皇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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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之後談日本：明治維新時日本就認為西方學說不適用於日本

昨天和大家談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另一面，就是宣揚日本特殊輪，宣揚“忠君愛國”的國粹的一方面；今天和大家談另一個問題，這一套“忠君愛國”教育實乃日本上層的騙術。

這裡就要先談一個話題，天皇在日本究竟是什麽地位。

別看福澤諭吉天天鼓吹日本武士忠君愛國，效忠天皇，其實這都是虛的，天皇在當時（明治維新前後）地位並不高。

這是因為早在“應仁之亂”後，天皇已經退出了實際統治，他本人與其說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不如說是日本最大的神官，在德川幕府時代，日本欽天監發現彗星經過，需要躲避的都換成幕府將軍而不是天皇了。按照道理說，在儒家學說裡彗星經過這都預示著對最高統治者大大不利，搞不好還有血光之災，所以一般情況下，最高統治者都應該進行回避或者祈福儀式。

從彗星過，天皇不避就能看出，在德川幕府時代已經沒人把天皇看做是最高統治者了。

而明治維新前後在日本的西方人也觀察到，即使民間日本人對天皇也沒有後來二戰時期那種敬畏，在天長節（天皇生日）時，日本普通老百姓懸掛旭日旗（為天皇慶祝生日）既不主動也不積極，經常要等到日本警察挨家挨戶的催促，才勉強掛旗。

也就是說在明治維新時代，天皇與其說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不如說是日本維新精英手裡的道具。

之所以鼓吹“忠君愛國”，一來是塑造一個有日本特色的民族主義，二來也是為了抵抗西方國家在思想上對日本的滲透。

這一點我覺得應該著重說一下，儘管西方各種學說和思想確實比日本本土思想更適合近代化，更有利民眾個體的自由與尊嚴，但是由於當時西方社會對非西方社會強烈的優越感所產生的種族主義傾向，使得這些正確的思想和學說在傳播過程中重重打了好幾個折扣。

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

當時西方殖民主義盛行，歐洲列強四處奴役殖民非白人國家，很多都在殖民地犯下了累累罪行，比如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他在比利時本國國民眼中是一個非常好的國王，熱愛民眾，為民眾修建了很多免費的醫院和學校；但是利奧波德國王在比利時非洲殖民地比屬剛果就是一個惡魔的存在，他強征當地人為他勞動，一共造成了大約300萬剛果人死亡，而且他給予剛果民眾的懲罰動輒砍手砍腿。

在這種情況下，公正的說，非白人國家的政治精英對西方學說和主義抱有警惕和懷疑不是沒有道理的。

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主導了甲午戰爭，害清朝賠償上億白銀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其實是一個一個堅定的亞細亞主義者，他一直反對日本吞並朝鮮，他之所以反對日本吞並朝鮮，欺壓清朝，不是因為他愛朝鮮和清朝，而是他認為日本應該先教育清朝和朝鮮，然後帶領清朝、朝鮮等黃種人國家和西方白人決戰。

伊藤博文這種“黃種人決戰”理論過不得不說就是典型的西方殖民主義的應激反應。

當然，通過英薩戰爭和出訪歐洲，日本維新派也深刻知道西方近代化的威力，也明白一味抵製西方，對於日本來說是沒有出路的；日本想要避免清朝乃至絕大多數非白人國家變成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下場，必須認認真真學習西方各方面的先進經驗。

所以，日本左翼思想家、哲學家鶴見俊輔先生總結這一階段日本教育、宣傳時提出了“密宗、顯宗論”。

所謂的密宗、顯宗，就是說日本政府或者說明治元老們在對普通民眾和中小學教育裡大肆提倡“忠君愛國”、提倡日本“國粹”、民族悠久傳統來以此來增強國家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這就是日本教育宣傳裡的顯宗。

日本二二六兵變

而到了精英教育，也就是大學層面以及精英公務員、精英軍人層面，則有意識減少“效忠天皇”意識的灌輸、鼓勵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大學生在小範圍內獨立思考和獨立反思，因為明知元老認為在這些人都是日本未來的精英，如果這些人對日本和世界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那麽很有可能給日本造成滅頂之災。而這一類教育就是密宗。

鶴見俊輔認為日本這一套密宗、顯宗在一戰以前運轉還算正常，比如在日俄之戰後，日本政府包括山縣有朋在內能頂住了民間要求再戰的呼聲，果斷和沙俄談判就是最好的例子；之所以後來走向軍國主義路線，實在是因為日本“顯宗”教育和宣傳太出色，極大汙染了需要接受“密宗”教育的原材料。

當東大畢業生、陸大的軍官生不再認為日本有缺點，有不如之處，而認為日本成就舉世無雙，日本必須和西方決一死戰時，當年明治元老們自以為得意的設計就成了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