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乾隆皇帝愛書的神秘面紗

（一）

古今之人都熱愛讀書，到底為了什麽？唐代魏征（580-643）主修的《隋書·經籍志》裡，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論說：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其用無窮。

乾隆漢服圖

清高宗是位極精明能乾的皇帝，當然理解「大業崇文」的大道理，所以他在六十年皇帝的任內，不停地進行藏書、征書、印書及著書等工作，以下僅舉出幾項較顯眼的實例：

高宗在登上大位的第六年（1741），曾頒下征書詔令說：「從古右文之治，務訪遺編。……著直省督撫學政，留心採訪，不拘刻本、鈔本，隨時進呈，以廣石渠、天祿之儲。」

乾隆九年（1744），敕令內直諸臣，點檢秘府所藏，並選出其中最精善的版本，集中於昭仁殿列架存儲，同時頒賜專藏名稱曰「天祿琳琅」。三十年後，再令儒臣於敏中（1714-1779）、彭元瑞（1731-1803）等人進行編目，撰寫書志。書成之後，收入《四庫全書》，俾永久流傳。

乾隆三十七年（1772），高宗認為：「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采集，匯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將征書尺度加寬，除儒家先哲先賢作品外，並旁及到「識小之徒」及「九流百家」等言論，同時將征書時間放長，以求澈底。

乾隆三十八年（1773），發動人類有文明以來最大的纂修圖書工程。將「有益世道人心」的中外作品三千四百多種一體繕錄，又加以合理的分類，有秩序的部次，書成後賜名《四庫全書》。該全書一套裝幀成三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冊（以台北故宮博物院文淵閣本為依據），當時共繕錄了七套，又《薈要》兩部，分儲大內及人文薈萃的大城鎮，供皇家及廣大學林取用參考。

利用皇家出版機構武英殿修書處，大量出版圖書，擴大文化影響力道。其中一部《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系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收錄從明代《永樂大典》輯出的佚書一百三十八部。該套叢書到目前為止，還保有世界最大木活字印書工程的美譽。

清高宗自幼身受皇家嚴格養成教育，才氣又雄健，自不甘心寂寥無聞，所以平日極喜歡寄情翰墨，操管染箋，大肆創作。總計在他八十九年的生涯裡，著詩四萬餘首，撰文一千四百多篇，他的詩文合集竟達五百七十六卷之巨，不僅歷代帝王無法望塵，就是專業作家，也很難加以超越。

從上列實例中，不難看出乾隆皇帝對典籍的醉心與用情。他一生何以會這麽熱衷於書緣？背後有何隱密的居心？或許有很多人到處在尋找正確的答案。但是乾隆既非一般常人，更不是普通的帝王，他為了樹風聲、流顯號，也為大清的長治久安大業，不得不利用聖賢，巧用學術，以致於涉入書緣太深太廣，要全面又完整剖析清高宗特別愛書的幕後心態，並不容易。本文僅借用「天祿琳琅」藏書中的一部禦題書──《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做觀察、解析，或可得到一些答案來與大家分享。

乾隆禦題《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存卷首、卷十至十五

（二）

乾隆皇帝的出身，小說家常有許多說法。例如高陽先生（本名許晏駢，1922-1992）在其《乾隆韻事》書裡，就曾細膩描繪過他的生母是熱河避暑山莊一位外圍宮女，是漢家姑娘，因長得不夠討喜，所以被分派在宮外工作。真相如何？因無確切史料左證，姑且聽聽就好。

《清史稿·高宗本紀》是這樣記載的：「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於雍親王府邸。」生母是後來雍正冊封的孝聖憲皇后。得名曰「弘歷」。隆準頎身，相貌不凡，甚得祖父康熙帝的鍾愛，令讀書宮中，受學於庶吉士福敏（1673-1756），過目成誦。

雍正時保和殿大學士張廷玉（1672-1755）曾經說過：「皇四子（弘歷）粹質天稟，明敏博達。」雖然皇室仆臣描摹皇家人物，多少總帶些吹捧，但以張大學士為人之端謹，驗證上文的「過目成誦」，加上康熙曾經私下對溫惠皇太妃說過：「是（指弘歷）命貴重，福將過予。」推測幼年的弘歷，天資聰穎，相貌不俗，應該可信。這也是他自小贏得祖父鍾愛，成年後能受到父皇重托的根本原因。

最可貴的是，高宗從不自恃聰敏。他在未登大位前的著作《樂善堂全集》序文中曾自述說：少有余閑，未嘗不考鏡經史，以自觀省。又說：餘生九年始讀書，十有四歲學屬文，今年二十矣。其間朝夕從事者，《四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古文淵鑒》等書。

可見乾隆皇帝少年時受過非常扎實的儒家學術熏陶。他登基後，照樣勤學不懈，乾隆二年（1737）他曾說過：自承大統，劼毖萬幾，少有余閑，未嘗不稽經讀禮。（《詞林典故》卷三）這種好學精神，一直延續終生。七十歲時，他撰寫〈古稀說〉一文，其中提到：余以今年登七秩，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寶」，其次章即繼之曰：「猶日孜孜」。

清高宗少年勵學，養成隨時做學問的習慣，一直到古稀之年以後猶孜孜不息，勤學不倦，實可作為後世倡導終生學習最好的典範。他在位久，積豐富學驗於一身，從而體會出悠久、博厚、高明的大道理，他以為：天地之德不可見，而見於博厚高明。聖人之德不可見，而見於悠久。惟其悠久，故積累之至而為博厚，發越之極而為髙明。（《禦製文二集·經筵禦論》）

乾隆皇帝始終了解「大道」根源出於天，其傳在聖賢，歷代聖哲英傑的著述，是悠久、高明的具體象徵，更是人類文化所寄存，所以特別愛書、惜書與護書。他之所以敕令，利用偉大祖父康熙爺起居之所昭仁殿庋儲「天祿琳琅」善本書藏，目的無非是在保存書種，用以表現傳遞文化香火的決心。

（三）

有關前、後二編《天祿琳琅書目》編纂及全體藏書聚散的情形，近代已有不少文篇報導，不想再多加贅述。本文僅以清高宗禦題《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一書作為觀察重心。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藏書雖已化為灰燼，但十卷《書目》還傳世，全目載錄之書凡四百二十九種，有高宗禦題書三十八部。至於庫書猶存世的，《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二十卷，著錄藏書六百六十四種，其中有禦題書只有九部。前、後兩目禦題書的數量，所以有大差距的原因，是《後目》藏書的集結，是在交泰殿大火後嘉慶二年（1798）的事，當時高宗已屆八十八高齡，垂老的乾隆縱使有心，力氣或已不逮。況且為避免老太上皇帝的傷心，嘉慶君臣都不願再驚擾，因此《後目》收錄書中絕未再勞動過太上皇帝的禦筆。今日所見之九部禦題書，禦寫時間除宋婁機之《班馬字類》為丁酉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外，其余八部都署癸卯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可見這九部禦題書早在《後目》編成前即已有禦筆的存在。

現在要關心的是高宗居於什麽心態下要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題詩呢？推測這和本書之書名標題上兩位主角有絕對的關係。乾隆皇帝一生以為「往聖繼絕學」為職志，他曾說：「禮樂之興，必藉崇儒重道，以會其條貫。儒與道，匪文莫闡。」（〈文淵閣記〉）唐朝韓文公昌黎君，勇於抗拒佛老，護衛儒家學術正統，又主張「文以載道」，推廣發揚儒家學說。而宋代的朱文公晦庵，歷仕南宋高、孝、光、寧四朝，人品端正，平生好古敏求，著述立論大力推闡孔孟聖賢學術的精義，影響深遠。韓、朱兩位先賢，均可作為唐、宋兩代大儒表征。乾隆皇帝曾撰〈讀書以明理為先論〉，文中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而賴學者講習討論之功。（《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一）

聖賢的嘉言，聖君的美政，都有助於治理。韓、朱兩位大儒終其一生講習研究經義，著書立說，他們的嘉言懿行也都堪作典範。清高宗為表示特別的敬意，曾說：朕禦製詩文內，如有周（敦頤）、程（顥、頤兄弟）、張（載）、朱（熹）皆稱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用入詩文者，亦隻稱其號而不名。（《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

可以推知高宗在崇儒重道的帝王大思維運作下，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這部宮中珍秘宋版書（據後人考訂改為元刊）禦筆題詩，可以說是「理之當然」。

（四）

乾隆皇帝這首禦筆題詩的全部內容是：

校集都因考異詮，門人李漢更詳編；

官書率就私書獻，杭本應為蜀本先。

無礙兼存期自擇，允為獨出更誰肩；

一篇原道接孔孟，見道因文啟宋傳。

癸卯仲春禦筆

這是一首下平聲一先韻的七言律詩，如果用語體文來表達，內容約略為：

這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是由韓愈的學生李漢所編輯，更經朱熹的內容考訂。官府的藏書大都是從私人收藏呈獻的，昌黎集有杭州刻本與四川刻本兩種版本，而杭刻本應比四川刻本早先雕印。目前昌黎集的版本很多，只要能挑選出好的版本，都不妨悉數收藏。像這一部又特別有價值，堪稱最能傳承文化道統的善本。當年韓文公一篇文章〈原道〉，承接了孔孟聖人之大道。也因為有朱熹的考校，開啟了宋代儒家的傳承。癸卯年（1783）二月（陰歷）禦筆

在這首詩裡，舉凡對《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一書的作者、編者、考校者以及藏書的來源、版本的問題，書中的重要內容等等，都一一顧慮到了，加以這首短短五十六個字的七言律題詩，雖然沒有甚麽詩情，卻對該本藏書應有的相關知識都做了具體的介紹，極有敘錄體的味道。

我國圖書編目學起源於漢代的劉向（BC.77-6）、劉歆（?-23），他們父子二人為中央秘府藏書進行考校、編目、分類之外，另創立了一種敘錄文體（後人也稱為提要），用極精練簡明的文字，介紹一本書的作者、時代、主要內容及其論述之得失，讓使用者方便參考。漢代以後，圖書量大增，有許多公私藏書目錄由於力量有所不逮，才省掉了撰寫敘錄的繁瑣功夫，僅載錄書名、作者、篇卷數以及分類等簡單項目。宋代以後，因為雕版印刷術的盛行，出版商增多，出版行為良莠不齊，買書或讀書的人漸漸養成選擇好版本的習慣，於是「善本」的觀念不脛而走，到了後來，許多藏書家為了吹噓家藏書的精良，往往又仿效敘錄體撰寫書志，來搏取家藏珍本的美名及抬高藏書的價格。

早期宋、元時代的讀書人，選擇版本是為了方便作學問，避免受到錯誤文字的干擾。當時社會人士都了解杭州地區出版商的知識水準高，出版態度又謹慎認真；四川地區經濟比較富裕，出版商講究產品質量，讓行款寬朗，字體醒目；至於福建地區的出版，往往從提供較廉價的產品入手經營，壓縮書板版面，減低售價，只為追求市場的佔有率。因而造成「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宋·葉夢得《石林燕語》）的版本認知觀念。明中葉以後，去宋元時代日遠，宋、元舊本已罕見流傳，藏書家又漸漸形成「佞宋」的癖好，甚至有人為求得一部宋版書，用良田、豪宅交易，更有迷戀宋版成癡的人，用愛妾或美婢做交換。其行為之煞風景及瘋狂，並不值得效法。

清初「寶宋珍元」的藏書習慣沒有改變，當時藏書大家如季振宜（1630-1674）、錢曾（1629-1701）、徐乾學（1631-1694）等人又加以推波助瀾，他們品評藏書隻關注出版年代、雕印技巧、紙質墨色、裝幀情況、名家鈐記、版式行款等等問題。流風傳入宮中，清高宗本來就喜歡寄情藝文，於是將古籍珍本視同文物把玩，用皇帝的高度，令儒臣於敏中等人用鑒賞文物的眼光，為「天祿琳琅」群書編目。清高宗自己偶爾也參與，展露一下高超的鑒賞能力。他曾為前編書目著錄的宋本《新刊詁訓唐昌黎先生文集》禦題：宋刋《昌黎集》五十一卷，卷首有乾學、徐健庵諸印，想未收入禦府之先，為舊臣徐氏蔵書。字畫精好，紙墨細潤，非坊賈貌，為舊刻者可比。「天祿琳琅」所貯韓集，當以是本為第一。乾隆禦題。

通篇文字，除介紹藏書來源外，完全在作鑒賞心得表白。清高宗生當清代盛世，在位長久，早已玩遍宮中各項奇珍異品，沒想到還將古籍視同文物把玩，並且玩出許多成績，真是帝王中的異數。可惜《昌黎集》中這一篇禦筆原跡已遭火神吞噬，目前《後目》宋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首，是《韓集》唯一有乾隆禦筆題詩的僅存之物，珍貴可知。該詩中乾隆猶不忘顯露豐富的版本學知識，他指出「杭本應為蜀本先」，表示他完全了解在北宋時《昌黎集》有杭州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8）刊本，以及嘉佑年間（1056-1063）在蜀地刊印的版本，而且杭州本在四川本之先。此後，由於《韓集》有廣大的市場需求，版本日趨複雜，所以他在禦題詩中又補上「無礙兼存期自擇」句，提示世人利用《昌黎集》時，需謹慎選擇版本，大有老行家教育後生的意味。

乾隆這首禦題詩末聯兩句為：「一篇〈原道〉接孔孟，見道因文啟宋傳。」他認為《韓集》作品中以〈原道〉一篇文章最為精采。北宋大儒歐陽修曾譽韓公此作「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裡，而佐佑《六經》」（《新唐書·韓愈傳》）。明代學者歸有光（1507-1571）進而推崇這一篇作品是「自孔、孟後大文章矣」。清高宗自幼枕經葄史，推尊聖賢，在用禦筆頌揚《昌黎文集》時，如果不高舉韓氏這一篇震蕩天地的大文章，豈不有失聖君之明？至於「見道因文啟宋傳」句，則在讚美朱文公有《韓文考異》的作品，仰賴朱氏有《考異》之功，才使《韓集》在南宋以後，更加流傳廣播。

（五）

如果再細細品味清高宗這首禦題詩，會覺得其頷聯前句（全詩第三句）為什麽會突然寫出「官書率就私書獻」呢？自古以來中秘藏書不都是來自民間嗎？這樣平常的道理，還需勞動禦筆嗎？推測這其間皇帝一定有所指喻。

本文在首節裡提到過，乾隆三十七年（1772）曾發動大規模的征訪圖書運動。訪書的目的在為次年（1773）的修纂《四庫全書》預先開路。後來清高宗發現古書中有不少醜化漢外民族的文字，甚不利於清室的長期統治。為徹底清除這些文字，因而將征書運動無限期延長，而為達成效果，曾訂定許多辦法來獎掖民間獻書。包括：倍價收購、鈐蓋翰林院章、禦筆題詠、載名至《四庫總目》等項。其中禦筆題詠的條件，約略規定：進書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余親為評詠，題識簡端。複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書面頁，俟將來辦竣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諸本，並令書館先行錄副。將原書發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聖諭）

辦法中的「書館」，指的就是《四庫全書》修書處館宿，是宮中為修《四庫》設立的臨時機構。本來民間征來的書，只要精醇而沒有文字汙染者，於優先錄副後，就應該發還原收藏者。後來或許藏書家為討好皇室，無意領回；或另有其他特殊因素不予發還，許多征來的古籍，其中當然包括一些宋、元珍本，就被存入了宮中。迨嘉慶二年（1797）宮中大火燒到昭仁殿，將「天祿琳琅」藏書全部化為灰燼時，當時乾隆皇帝還健在，高居太上皇帝大位。嘉慶君臣為了不讓老皇帝傷心，快速重建昭仁殿，經過十個月時間的營造，又恢復原貌，於是再征集宮中散藏諸善本入藏，這就是《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的藏書來源。

《後目》著錄圖書六百多部，其中禦筆題詠之書只有寥寥九種宋本而已。其題詠形式一律為七言律詩，完全沒有類似前編書目有乾隆皇帝的鑒賞文章出現，非常合乎當年征書時所開出的題詠條件。又這九部書中，除了《班馬字類》一書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題詠外，其他八部圖書題詠都是乾隆四十八年寫作的。前一部是在四庫開館不久，後八部則是在《四庫全書》第一分（文淵閣藏本）完成後不久，也正是該兌現發還圖書諾言的時候。從以上種種跡象來觀察，愈相信這九部禦題宋版，都是征書運動得到的珍品，而且事後皆未發還，所以乾隆皇帝才會在禦筆《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題詠的詩句中，寫出「官書率就私書獻」的詩句。如果這樣的臆測成立，則這部禦題《昌黎集》，除本身為宋元珍本外，又有皇家收藏、高宗題詠、皇室裝幀的加持。如今再添加上無限的史料價值，更具有其傳世的珍貴價值。

還有一項非常有趣的是，《後目》裡的這九部禦筆題詠宋版書，經現代人審定，只有《易傳》及《三禮圖》是真的宋本之外，有兩部是影鈔宋本，因為是鈔本，真偽問題不大。余下的五部，竟然有兩部是清通志堂本冒充宋本，另外那三部則全都是元刊。難道當年乾隆君臣鑒賞能力這麽差嗎？合理的解釋是當年許多收藏家被迫征書，迫於無奈，可能部分是用贗品呈獻的，而當年執行收書及書籍編目人員認為獻書本是雅事一樁，又不願意害人，所以就照獻書人認定版本往上呈覽。乾隆皇帝未加細查，又相信儒臣所言，才會造成版本認定上的錯誤。其實如果就書論書，現代版本學者之所以能辨識出偽冒品，是因近代各大藏書機構，紛紛出版圖錄，依據書影就容易比較出真偽。在古代，善本都被秘藏，原藏書者怎麽認定，只好跟著認定，從前書畫大家張大千先生（1899-1983）認為文物鑒賞「非易事也」，誠然不假。

走筆到此，突然想到明代大藏書家，也是古代最大的出版商汲古閣主人毛晉（1599-1659），平生最愛收藏宋元珍本，為了能購得更多的宋、元版，無論全帙或是殘卷，都論葉給價，而且貼出告示：別家出價一千，我家給付一千二。因而贏得當地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予毛氏」的諺語。毛氏去宋元不過兩、三百年，如今上距宋、元更遠，傳本更少，從前「寶宋珍元」的藏書觀念，如今似應再加上「惜宋護元」一辭，來喚醒對罕傳古籍的維護用心。元季孔子五十四代孫孔文升熱愛藏書，家中多善本，他在藏書處懸掛匾額，上題十六字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寧存書種，無苟富貴。（元·孔齊《靜齋至正直記》卷二）

是何等了不起的藏書襟懷啊！華夏民族文明所以光輝偉大，代代紹續，香火不絕，能不是「存書種」的貢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