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發生的對外、對內戰爭中，主帥被圍自盡的事情鮮有發生。可乾隆時代定北將軍班第之死，還是康熙以來清軍戰史中的第一次。這場九十四年內罕有的大悲劇的發生，與乾隆的失誤，有著indivisible的關係。當然，乾隆帝自己對此也是愧疚萬分。
一
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定北將軍、兵部尚書、領侍衛內大臣、一等誠勇公班底，參讚大臣、三等襄勤伯鄂容安，定邊右副將軍、一等超勇公薩喇爾率兵，從伊犁河北尼楚滾將軍府第出發，匆匆忙忙向崆吉斯退去。
原來，阿睦爾撒納已經反叛，其黨羽起而作亂呼應，宰桑阿巴噶斯、哈丹率人搶掠西路台站，奪取官茶。伊犁的宰桑克什木、敦多克曼集、烏克圖、圖布慎、巴朗等，糾集喇嘛及回人，於二十三日搶掠台站，二十四日佔據了伊犁，班底等兵少力薄，無法抵擋，只好撤退。
克什木等人率眾緊緊追趕，二十九日於距伊犁二百餘裡的烏蘭固圖勒，將班底、鄂容安、薩喇爾重重包圍。薩喇爾見敵兵勢大，即欲奔避，鄂容安相告說：“賊來，當於決戰，何至奔逃。”薩喇爾不聽勸阻，鞭馬逃走，兵多從逃，只剩下侍衛及衛卒六十人。班底與鄂容安力戰不支，相顧曰：“今日徒死，於事無濟，負上托耳。”班底拔劍自刎，鄂容安令仆人刺己腹部而死。
阿睦爾撒納叛逃以後，台站中斷，音信隔絕，清廷與班底失去了聯繫，很久都打聽不到他們的下落。過了一個月，即乾隆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乾隆帝才第一次看到了關於班底去向的消息。北路參讚大臣哈達哈報告：據從伊犁逃出之人報告，班底、薩喇爾由西路從哈什帶兵出來。
但是這個消息是不準確的。第二天，西路參讚大臣策楞的奏折送到京城。策楞報告：據從伊犁掏出來的索諾木告稱，敦多克曼濟等“會同喇嘛、回人作亂，班底、鄂容安被陷。”
乾隆帝知道這一消息後，立即於二十三日諭軍機大臣，命即令策楞與參讚大臣玉保、扎拉豐阿設法和班底通信，將下述諭旨傳達班底等人：
“以朕初意，準噶爾危亂之餘，甫經安定，若屯駐大兵，恐多驚擾，是以但命伊等駐扎辦事，兵少力弱，為賊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機脫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為大臣舉止，若謂事勢至此，惟以一身之殉，則所見反小矣。鄂容安素稱讀書人，漢蘇武為匈奴拘系十九年，全節而歸，阿睦爾撒納固不必匈奴，我大清又豈漢時可比，自當愛惜此身，以圖後效。恐伊等以失守罹罪，不識大義，遽爾輕生。”
在乾隆帝執政二十年來下達的成千上萬道的諭旨中，這道諭旨是相當特殊的。乾隆帝非常強調氣節，多次宣講，為臣必須堅守臣節，食君祿，忠君事，為國捐軀在所不惜，以身死節，名垂千古。
就在五年前，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誅除謀叛的藏王后，因被亂軍包圍力窮自盡。乾隆帝高度讚揚了二人以身殉國的崇高氣節，在其喪還之日，親臨祭奠，追封傅清、拉布敦為一等伯，二人之子孫世襲一等子，各賜銀萬兩，並建祠於京師，命名為雙忠祠。
乾隆帝對雍正九年和通泊之敗時為準軍所俘未曾盡節的官兵，十分鄙視，以其重生失節，諭令分別處死或罰配為奴。可是，這一次他卻一反常態，不僅不用以身殉國之義相脅，而且還苦口婆心地勸諭他們要生存下去，要活下去，即使不能“相機脫出”，也要“忍死以待大兵”，甚至搬出了蘇武牧羊十九載為例相勸，確是情深意長，百般寬慰。為什麽會出現如此之大的變化？細看諭旨，原來乾隆帝懷有深深的內疚之情。
二
這次班底、鄂容安的失敗及其自盡，固然有其本身的責任，他們的工作有不少欠妥的地方。班底身為大將軍，肩負安撫、轄治厄魯特四部的重任，理應抓緊做好各部台吉、宰桑和有影響的上層喇嘛的工作，爭取他們的支持，讓他們管好下屬，安分守法，各就本業。
假如說班底對投誠之台吉、宰桑等人，“因其求見，開誠曉諭，有應鼓勵者，奏聞加恩”，就能得到他們的擁護，這樣不僅可以了解地方情形和人心向背。但是班底卻過於謹慎，氣局狹小，好親細事，除辦理奏事外，從不與他們相見。
鄂容安雖是進士出生，久在軍機處、上書房行走，歷任巡撫、總督，頗有才乾，但他不諳軍務，又不同蒙古語，“一應機密籌劃，未能洞悉”。薩喇爾倒是善於征戰，也擁有顯秩，身任定邊右副將軍，受封一等超勇公，但其原來僅系台吉達什達瓦手下的一員桑宰，地位不高，名望不大，厄魯特部四部台吉，對他並不服氣，甚至還有一些反感。
班底、鄂容安、薩喇爾三人本應和衷共濟，齊心協力對付險局，而他們卻“性習各殊”，意見參差，甚至不睦，嚴重影響了安定準部的工作。
兼之，阿睦爾撒納又是狡詐之人，他早有安排，在班底、鄂容安身邊安插了不少黨羽，導致了“一朝有事，緩急無應”。再者，軍營中存貯了大量的金帛茶布，自然就成了攻擊的目標。
三
儘管乾隆帝對班底三人的過失了然於胸，但他並未借此來掩飾自己的錯誤，減輕本人應負的責任。他之所以下達勸告班底等不要殉節的特殊諭旨，就是因為他承認和公開宣布此次失敗，主要應歸咎於他自己的決策有誤。
正是乾隆帝低估了敵情，隻從省糧餉少驚擾部民考慮，攻佔伊犁就快速撤兵，僅留下區區五百名士卒，去對付那“素稱狡詐”人心難測的遼闊新域，一旦驍勇多謀、威望頗高的輝特汗阿睦爾撒納作亂興兵，班底等自然是“兵少力弱”，難以支持，所以，乾隆帝才打破慣例，盡量勸慰三人不要輕生，並命令策楞等竭力遣軍前往營救。
乾隆帝剛於十月二十三日下達了諭勸班底等勿尋短見待軍營救的諭旨，第二天，二十四日收到了策楞呈述班底、鄂容安自盡，薩喇爾被錫克錫爾拿獲送往伊犁的奏折。乾隆當即降旨，諭令策楞加緊征剿阿巴噶斯、哈丹遊牧，相機前往伊犁。
第二年，班底、鄂容安的靈柩運到北京，乾隆帝親臨祭奠，令執倡亂叛酋克什木、巴朗等，“馘耳以祭”，尋以班第二人義烈，仍命照傅清、拉布敦之例，建祠於京師，亦命名雙忠祠，並“圖形紫光閣”。乾隆帝還破例賜鄂容安為“剛烈”，親寫讚文，其中有“用違其才，實予之失”等句，對其之死不勝惋惜，深深引為己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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