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記者 熊平平 | 文 朱弢 | 編輯
在城鎮化大潮下，上世紀90年代開始，農民大規模離開農村到城市務工， 但因為城市的學位資源門檻高築、高考制度及一系列戶籍限制，這些農民的子女只能留在農村成為留守兒童。
30年來，城市繁榮，留守兒童卻成為被時代拋下的群體，他們長時間缺少父母的陪護，成長於閉塞的鄉村環境，大部分人只能重複他們父輩的命運，繼續進城成為農民工。
上世紀90年代的“留守一代”今天已長大成人，並成為了“農民工二代”，而他們的子女卻仍然繼續在農村留守，成為“留守二代”。
近年來，關注留守兒童問題的呼聲不斷，相關的政策檔案不斷頒布，但據《財經》記者調查，學齡前留守兒童增多，留守年齡越來越小，單親留守更加普遍，鄉村結構基本瓦解，“留守二代”成長環境更令人擔憂。
記者在四川綿竹的調查顯示，面對現實問題，基層教育主管部門和鄉村學校一直在努力摸索解決方式，綿竹鄉村學校通過調動校內資源，補位留守兒童在家庭層面的缺失，一定程度上給留守兒童創造了相對友好環境，但治本之策仍需打破戶籍壁壘，有序開放城市教育資源，以吸納農民工隨遷子女。
留守的代價
鍾雨桐、黃妤晗是四川綿竹當地的留守兒童，他們擁有相似的童年。
7歲的黃妤晗，在綿竹市新市學校二年級四班就讀。“一出生她爸媽就把她留在家中，一直跟著我們生活”。黃妤晗的奶奶說，“她爸爸去了菲律賓打工，很久都沒有回家了。”
見到黃妤晗時，給人的感覺就是孤獨，略顯黑黝的臉龐難見笑容，但眼神清澈，透著聰明。她每天早上6點起床，7點前到校車停靠點，坐40分鐘校車，8點前要到學校上課。下午放學後，回到家先寫作業，剩餘時間就是一個人看電視，基本不出家門。
爺爺奶奶年事已高，兩位老人坦陳，除了照顧黃妤晗衣食起居，在學習上沒有能力輔導，情感上也難有親密的溝通。由於父親遠在菲律賓，黃妤晗已經記不清上次和父親通電話的具體時間。
周末和假期黃妤晗都是一個人度過，大部分時間看電視，稍微幸運的是，隔壁鄰居家有位讀四年級的姐姐，黃妤晗遇到不會做的習題就去找她請教。
與黃妤晗同校的鍾雨桐也是一位“資深”留守兒童，15歲的她已經留守9年，“她小學一年級就由我們帶了”，鍾雨桐的外公說。
（黃妤晗和她的爺爺奶奶。攝影/本刊記者 熊平平）
（鍾雨桐和她的外公外婆。攝影/本刊記者 熊平平）
鍾雨桐的外公外婆並不識字，在學業上全靠她自學，在鍾雨桐房間書架上，十多本二十四史全集整齊排在一起，多本都已被翻舊。鍾雨桐說，這套書是媽媽買給自己的，這些年的閑暇時間都是翻這套書度過的。
儘管好學，但鍾雨桐的成績仍然只能排在中遊，明年中考，她希望能考上綿竹市南軒中學。鍾雨桐說，初二時有段時間找不到方向，又無人訴說，“那時特別迷茫，成績也下滑了很多”。
鍾雨桐似乎比黃妤晗幸運很多，父母半年可以回家一次，每周也可以通一次電話。而黃妤晗則還有希望脫離留守兒童的身份，她偷偷告訴記者，爸爸曾經在電話裡答應她明年回家回綿竹工作，“鄰居叔叔說可以幫我爸爸介紹工作”。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綿竹當地農民開始往成都、長三角、珠三角流動，而他們的孩子只能留守農村。30年過去後，當年的留守兒童已經長大，而他們的孩子大部分仍無法改變繼續在農村留守的命運。當地一項調查顯示，綿竹2017年留守兒童佔比達51.54％。
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社會調查中心針對留守兒童的長期跟蹤調查顯示，在認知能力測驗中，即智商能力測試中，雙親都外出的留守兒童的認知能力最差，一方外出的留守兒童其次，非留守兒童最高；在非認知能力測驗中，即情商能力測試中，差異更加明顯，父母都沒有外出務工的受訪學生開放性、責任心和人情世故等維度上得分都更高，而低分則更多聚集在留守兒童群體。
單親留守兒童越來越多
黃妤晗和鍾雨桐都是由祖輩養育長大，性格相似，看上去都非常安靜，性格內向，不善於表達，小小年紀卻很少露出笑容。
新市學校學生處副主任楊生敏表示，“首先，留守兒童不是問題孩子，但由於缺少父母陪伴，他們的突出問題出現在人際交往和自信心方面”，而這兩大問題會伴隨多數留守兒童終生，還會影響到日常的生活和學習。
楊生敏的另一身份是新市學校的專職心理谘詢師，曾兩次參與過綿竹市教育局對全市留守兒童的心理調查。在最近的一次調查中，由於留守導致的兒童心理問題已經越來越引發她的擔憂，“很多留守兒童在親密關係的建立上存在問題，在一次調查中，一位小學五年級的留守女孩告訴我，在媽媽過年回家時，她會對媽媽的擁抱有抵觸”，楊生敏告訴《財經》記者，“等他們長大後，會在談戀愛找對象中出現很多問題，很難建立好的親密關係。”
還有個別留守兒童存在更極端的心理問題，在楊生敏的調查中，有多位留守兒童對她吐露曾經有過的自殺想法。“一位六年級的女生，成績很好，在學校看不出問題，但在訪談中我發現她的手腕有割傷的痕跡，後來她告訴我了，父母離異，屬於單親留守，每當深夜想到自己的境遇就會絕望，想通過自殺解脫。”
單親留守兒童在中西部農村越來越多，多位鄉村教師提起這一趨勢，楊生敏的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留守兒童一代現已長大成人，由於本地適婚對象越來越少，多在外地打工時邊工作邊找對象，受社會環境影響，兩人沒相處多久會很快結婚、生子，甚至很多是未婚先孕，但生下孩子後，或因為貧困、或因為兩人相處問題，婚姻破裂。
“母親離開了，父親必須出去打工，孩子一出生就留給了爺爺奶奶，這些單親留守兒童已經越來越多，他們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楊生敏對《財經》記者表示。
在校園裡，單親留守兒童問題已經開始部分顯現，綿竹市清道小學校長吳華富告訴《財經》記者，“由於溺愛和缺乏管教，這些孩子很難養成好的學習、生活習慣，這些不僅影響他們的學習成績，還將深遠地影響他們的將來。”
與單親留守兒童日趨增多的同時，鄉村也正在以更快速度瓦解。在傳統鄉村中，不同年齡結構、文化層次、職業身份的村民建構起禮俗社會，一代代人成長其中，既學習社會知識，也不斷約束自我行為，與鄉村學校共同構建起孩子的完整學習體系。
鍾雨桐、黃妤晗兩人已經難以在村子裡獲得學習氛圍，村裡除了為數不多的老人外，再無其他人群，兩人放學後就只能宅在自己家裡活動，村民之間的互動極少，她們也難以參與其中學習。
曾有多位學者對《財經》記者表示，正是鄉村作為教化功能場所的瓦解，使得今天留守兒童的處境越來越糟糕，他們唯一的學習場所只剩下鄉村學校了，但鄉村那種非正式的教化是學校的正式課堂無法替代的。
學校努力補位
留守兒童已經受到全社會的關注，從中央到地方也都頒布了種種關愛政策，但多位鄉村學校的老師表示，這些政策大多“雷聲大，雨點小”，難有根本性解決方法。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鄉村基層學校通過種種努力，試圖補上父母關愛、鄉村教化缺位後留下的空當，它們通過調動校記憶體量資源，為留守兒童的心理關愛、學習能力、人際交往提供友好環境。
吳華富告訴記者，清道學校的數名專職心理谘詢師成為了對留守兒童的心理輔導的重要力量。據綿竹市教育局工作人員曹霞介紹，綿竹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重災區，當地所有學校都配有心理谘詢師，同時也都是在職教師，開始是針對震後學生心理開展輔導工作，但後來他們的工作逐漸擴展到留守兒童，定期對留守兒童展開素質拓展，讓他們在集體活動中獲得自信。
此外，楊生敏所在的新市學校會針對留守兒童開展諸多“一對一、一對多”的陪護，讓年輕老師與留守兒童形成朋友關係，在周末、暑假這些留守兒童最需要陪護的時候組織集體活動。“暑假期間，我們針對留守兒童組織過一場夏令營，兩天一夜，我確實看到了很多留守孩子在活動中逐漸變主動。”楊生敏說。
留守女孩在性健康方面的教育一直是鄉村最缺乏的，“母親不在身邊，她們都沒人指導”，楊生敏對記者表示，“學校這時候就要去引導，由女老師對留守女孩進行培訓。”
在對綿竹市鄉村學校採訪時，記者發現，每所學校都有一個“鄉村少年宮”，其中清道學校的鄉村少年宮已成為當地典型，學校利用老師和校外志願者資源，對在校鄉村學生進行手工、剪紙、繪畫、英語口語等方面的免費培訓，留守兒童暑假期間可在鄉村少年宮度過。
與綿竹市一縣相隔的綿陽市安州區迎新鄉小學則通過體育給予留守兒童更多可能性。
11月27日下午4點，迎新鄉小學全校300多名學生在操場練習足球，副校長馬順洗擔任教練。“我們代表中國去了俄羅斯世界杯參加了開幕式”，練球期間，一位六年級學生對記者說，口氣頗為驕傲。
（四川綿陽市迎新鄉小學，一支由學生組成的足球隊多次在市級比賽中獲得冠軍。攝影/本刊記者 熊平平）
迎新鄉小學留守兒童足球隊拿了全市冠軍，在當地已成為了佳話。據馬順洗介紹，迎新鄉小學留守兒童比例鋼彈70％以上。因缺少父母的教育，很多留守兒童行為習慣差、難於管教一直困擾老師。2013年，馬順洗開始在高年級選拔球員組建足球隊，“我把這群孩子組織起來訓練，總比他們在家看電視玩手機遊戲強吧”。
馬順洗說，經過組織訓練，這些孩子發生了很大變化，身體健壯了，性格也大方了，“很多孩子還懂得尊重別人了，不再像以前那麽自私。”
學校補位是對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一種摸索，但顯然不是治本之策。
綿竹市綿遠學校校長張傑先表示，在當前留守兒童問題上，鄉村學校固然是重要力量，但是社會不能把所有責任放在鄉村學校身上，如果全社會這樣呼籲，留守兒童的家長更不會回到孩子身邊，認為交給學校就足夠了。
“家庭的責任始終是不可缺失的，有條件的家長應該回來陪護孩子，把孩子完全交給學校是錯誤的教育觀念。”張傑先告訴記者，而學術研究也早已證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James Heckman的研究結果顯示，對處境不利的孩子來說，早期家庭教育的缺失比物質財富的匱乏影響更大，家長應該權衡利弊再決定是否讓孩子留守。
並非所有的農村家長都願意承受與子女分離的代價，綿竹市綿遠小學六年級的胡宸滔一家就曾試圖改變孩子的留守狀態，但最終以失敗告終。
13歲的胡宸滔一出生就被父親留給爺爺奶奶，父親在浙江做司機。他在家留守至四年級時，奶奶心髒不好，爺爺有糖尿病，父親便把胡宸滔帶到浙江，由於父親沒有繳納社保，無法就讀於當地公辦學校，胡宸滔只能去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就讀，由於教材不同，父親害怕耽誤他的學習，便重新讀了四年級。
胡宸滔本以為可以結束他的留守童年，入學半學期後，他就讀的這所學校突然告訴他不能繼續讀書了。就這樣，胡宸滔在父親出租屋裡待了數個月，春節時就隨父親回綿竹了。
（胡宸滔和他的爺爺奶奶。攝影/本刊記者 熊平平）
無奈的胡宸滔再次成為留守兒童。《財經》記者在家裡見到他，沉默少言，但私下裡他對記者說，自己很珍惜當前的讀書機會。胡宸滔的班主任黃靜說，讀五年級後，他學習很刻苦，和原來頑皮貪玩相比完全變了樣，現在成績保持在前五名。
“看到了父親在外打工的艱苦條件，我好好讀書就是希望明年能考一所好一點中學。”胡宸滔說。
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院長馮帥章表示，綿竹地區的留守兒童現狀並非個案，它一定程度上是整個當前中國中西部人口輸出地的縮影，父母為了家庭經濟收入，需要外出務工，但他們並不是不想帶著孩子去工作城市上學，主要是就業城市對務工人員子女制定的入學門檻太高。
馮帥章說：“目前的戶籍制度造成的政策壁壘限制了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獲取城市教育資源的機會，有序開放城市學校資源以吸納隨遷子女是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治本之舉。”
（本文首刊於2018年12月10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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