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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戈壁徒步遭參與者報警中斷:簽霸王條款 整隊配一個醫生

劃重點

1200人的隊伍,大一學生高奇走在最前面。這時候,戈壁是屬於他一個人的,眼前一望無垠,沙漠連著沙漠,沒有人類的蹤跡,只有路標旗被風吹得豎起來。

腳下,厚厚的一層沙覆蓋在堅硬的礫石上,徒步鞋踩上去沙沙作響,他感到開闊和興奮。但這只是剛踏上戈壁後十幾分鐘內的心情,剩下的時候,他被另一種強烈的感覺包圍:“被騙了。”

他參加的是集結了1000名學生的“益行中國2019暑期全國大學生戈壁挑戰賽”。因為沒有備案、救援保障不力、醫療人員與藥品不足等問題,活動主辦方被參賽學生質疑在管理與安全上存在諸多漏洞。

不安的情緒在8月1日晚上達到了極點,當晚10至12點期間,有參賽者報了警。8月5日,這一事件被媒體報導後引發輿論關注,“1200大學生戈壁迷路,組織者僅有7人”的標題在網絡上流傳,評論大多將矛頭指向參賽學生——“浪費公共資源”、“沒腦子”。

流言擊碎了這群年輕學生平靜的生活。

這本該是一場自我挑戰的旅程,卻演化為一次危險的預演,暴露出時下熱門的“戈壁徒步”背後的風險與隱患。

戈壁徒步

7月31日,徒步前一晚,高奇早早躺下休息,把身子縮在了睡袋裡。

敦煌二中的水泥操場上,密布著來自天南地北各個大學學生的帳篷和背包,喧鬧的說笑聲不斷。

高奇有些睡不著了,7月的敦煌氣象悶熱,地面發燙。他腦海裡還想著一個小時前的大會——活動負責人,一個瘦瘦小小的男人站在主席台上,用高亢的聲音保證:你們到了營地有信號車,徒步有藥有水有醫生,我們會保證大家的安全。

他更在意的是開完會後要求簽訂的參賽聲明,上面寫著,比賽期間如果出現人身或財產損害,將獨立向保險公司索賠。這份文件沒有第三方公證,沒有公章,他感到奇怪:這不是霸王條款嗎?他在參賽者的群裡問了問,有同學回:“說是不簽就不能參加活動,並且不退還費用。”

高奇喜歡冒險,原本期望在這場徒步中挑戰自己,大學之前他都在一心讀書,準備高考。進大學後,他想在這期間盡量嘗試做各種不同的事情。現在,擔憂取代了期待。

另一邊,一個藍色的帳篷裡,來自廣東的羅佳帶著期待的心情睡下。她要留足精力,好在明天的沙漠裡行走36公里。

6月,她在一個叫作“大學生義工旅行”的公眾號上看到這次活動的信息,文章標題為“暑假招募1000人,一起徒步30公里穿越沙漠星空露營!”活動主辦方為Newth青年文化社區。期末的複習資料讓她昏昏沉沉,她喜歡體育活動,看到後來了精神,覺得“有意思”,就約同學一起報了名。

戈壁環境特殊,父母起初不同意,她把資料文件都拿給他們看——參賽學生曾收到一份《組委會應部分參賽者問題統一回復》,顯示醫療保障齊全,救援車、專業醫生、藍天救援隊成員都在跟隊保障之列。

賽前,《組委會應部分參賽者問題統一回復》顯示醫療保障齊全

這些信息讓羅佳和父母感到放心,除此之外,她還曾收到“政府方面的文件”:一份會簽文《關於邀請參加“益行中國·2019中國大學生戈壁挑戰賽”的函》顯示,這次活動的聯合主辦部門包括了甘肅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等。

這場戈壁挑戰賽定位於召集普通大學生,活動負責人、Newth創始人之一李子澄說,他們想辦一個“公益類型的挑戰賽”,因此單人的報名費只有499元,之前Newth沒有舉辦過戈壁徒步類型的活動。

“敦煌戈壁徒步最初從玄奘之路開始發展,當時主要針對國內各大商學院、EMBA(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院的學員,參加的都是中國高端的企業家,比如王石、柳傳志這些,是行業內最頂級的活動。最近四五年,一些商業機構加入進來,包括做公司團建、培訓的機構和組織。”一位參加過多次穿越戈壁活動,後成為組織者的人士張洪峰介紹。

據他的經驗,徒步活動的市場價格以單人12800元為主流,玄奘之路客單價接近19000元。而在這些活動中,超過一千人規模的非常罕見,“沒有幾個敢這麽弄,玄奘之路、千人走戈壁和城戈5是今年超過一千人的”,這些主辦方都有多年戈壁徒步賽事的經驗。

在敦煌市戶外運動協會副會長、敦煌新沙州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長嶽軍看來,戈壁徒步曾經作為一種新的社交方式而火熱起來,“很多人感覺走戈壁和創業是一回事,只要堅持就會見到光明。這種精神讓企業老闆、客戶前赴後繼。”

現今,戈壁上的徒步挑戰正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他們渴望豐富人生經歷,去不同的地方。

為了這次徒步,幾位參賽者在賽前做了不少準備。趙宇做了20天的體能訓練,在戶外店購買了衣服和鞋;高奇在賽前每天下午繞湖慢跑,然後做兩三遍“hit”訓練;羅佳報名後每天跑幾公里,不跑步時和同學約著打幾個小時的羽毛球。

戈壁在他們眼中是陌生的,也是熟悉的。在高奇看過的vlog裡,戈壁是“一望無際的荒野”;趙宇喜歡戈壁,因為那兒沒有人,“所以很漂亮”;羅佳印象中,戈壁是荒涼的。

而在這次的旅途中,戈壁可能意味著將命運托付給他人。

進入無人區

去往戈壁的大巴上,學生們睡著了,這天早晨,應會上主辦方的要求,他們凌晨3點半就起了床。

李子澄說,旅遊旺季車費貴,在早上空檔期用車,就不是包一天的車,而是付一趟的錢,“都是大學生,想給大家省點錢”。

趙宇還醒著,窗外,房屋漸漸變少,一路的顏色變得單調,大巴不住地上下顛簸,他知道,戈壁快到了。

8月1日5點到7點之間,學生們陸續到達戈壁挑戰賽起點。

無人機留下的航拍照片上,大地粗糙而黯淡,布滿赤裸粗硬的石塊與黃沙,稀疏的植被星星點點分布在漫無邊際的土地上。天空與地面交界處,依稀可見遠處綿延起伏的沙山。

起點線前,分散著一團一團的赤橙黃藍綠,是戈壁灘上少有的色彩——1000個學生被分為五個軍團,軍團中又分10人一小隊。他們背著隨身的行軍包,戴著下發的迷彩帽子和圍脖,除了馬甲顏色的差別,幾乎分不清誰是誰。

趙宇站在人群中,站在戈壁的邊緣,眼前是一望無際的前方,第一次感覺到人的渺小。

他拿出手機看了看,螢幕右上角的信號格顯示為幾條橫杠——他們即將進入無人區。

學生們將裝著帳篷與衣物的行李包放下,待主辦方派車送到營地。9點到10點,軍團一個接一個出發,浩浩蕩蕩的千人隊伍湧入了戈壁。

起初,大家都很興奮,忙著拍照,補給也充足。參賽學生劉伊寧記得,每隔十幾分鐘,身邊會有一輛補給車經過,可以攔招停下,大約2公里會經過一個補給點,參賽者可以拿空瓶換水。

腳下的路逐漸變得難走起來,“開始小石頭居多,後來沙丘,再後來小石頭變多。”趙宇說。

高奇買了專門的徒步鞋,但地面時而硬、時而軟,走起來非常不舒服。前述《統一回復》提到,正常戈壁徒步挑戰賽路線基本屬於平路,而“我們的戈壁挑戰賽路線有較多需要翻越戈壁、沙丘、石山等,路線難度較大”。

走了近兩個小時,趙宇的腳磨出了水泡。他不敢休息太久,怕停下後泄了氣。隊伍像一條前進的長龍,最後的人看不到最前方的人。他屬於第四軍團,處於隊伍末端。

高奇走在隊伍最前方。中午12點40分,路標旗旁,一輛麵包車在他身邊停下,司機告訴他“走錯了”。高奇感到納悶,司機說:“你們沒看前面沒有旗子嗎?”

在廣袤的戈壁灘上,沒有任何地標參照物,全靠領路車插旗設置前進方向。

司機將高奇和幾名隊員帶到了一個小沙丘上。高奇有些懵,其他參賽隊員也漸漸走過來,擠滿了沙丘。很多人不知所措,趙宇到達時,有人告訴他“開路車找不到路了”。每個隊配有一個對講機,趙宇聽到手中對講機發出嘈雜的聲音,來自不同隊伍的隊員互相發出疑問。

這天沒有雲,風很大,陽光明亮得刺眼,敦煌的最高溫度達36攝氏度。

焦慮的氣氛開始在部分學生中蔓延,將時間拉得漫長。車輛裡的組委(即大學生義工)告訴高奇,“線路規劃錯誤,現在旗子插錯了,重新插。”高奇詢問後,發現他們不知道路線,也聯繫不上負責人。人群中出現此起彼伏的質疑聲,“這組織的什麽活動。”趙宇感到輕鬆,可以短暫休息一會兒。

羅佳擠在山丘上,也開始慌了。她記得,路線好像會經過鳴沙山(景區),她問隊友:“鳴沙山到底離我們多遠?”去過鳴沙山的隊友回:“沒那麽近。”她心裡“有些咯噔了”。

在這之前,她翻越沙山時看到不少植被有濾布罩著,越往裡走分布得越規律,她暗暗地想:我們可能踩到政府的保護區了。她覺得很不舒服,好像被迫走了非法的路線,“做了違法的事情。”那是不是再往裡走,就會經過景點呢?羅佳邊走邊自我安慰:“我們要相信主辦方。”

參賽學生回憶,他們在沙丘上等候了半小時至一小時後,隊伍重新出發。羅佳有些動搖了。

矛盾爆發

更大的矛盾在下午爆發。一些學生發現,他們受傷後,沒能及時得到醫療與救援保障。

從沙丘出發不久,經過一片亂石灘時,高奇不小心崴了腳。他一瘸一拐走到附近的車前,車上的義工看了看他說:“還有五六公里,再堅持一下,磨練一下自己。”他無言以對,感到一陣憤怒。

羅佳的膝蓋也在徒步過程中受了傷,她曾有舊傷。經過的救援車她一輛一輛問,但車裡都滿員了。看著坐在裡面休息的參賽學生閉著眼,流了很多汗,她不好意思再提,隻說“好的好的謝謝”,撐著登山杖繼續行走。

對講機的公共頻道裡也發出焦急的聲音,趙宇聽到,一名隊長不停呼叫:“救護車救護車在哪,我的隊員腳不行了”,始終沒得到回應。下午2、3點,趙宇隊伍中也有三名隊員中暑,前後上了救援車。但休息後繼續走的隊員沒能再與隊伍匯合,也無法聯繫到原來的隊伍,只能一人走完剩下的路程,“我們就再也遇不到了”。

劉伊寧的隊員中暑後,臉很紅,“頭很疼,站不住”,她向所有路過的車都招手示意,沒有車停下來。隊長對講機呼叫救援,得到“自己找車”的回應,40分鐘後車輛才到。“車把她送到營地後,仍然沒有藥品,只有供遮陰的帳篷和冷貼。”

趙宇判斷,那段時間,可能也有部分學生因為走不動而上車。他是醫學專業,看到有人“上車時還有精神,不像中暑的樣子”。

對此,李子澄說,當時協作方“柏森戶外”安排了32台救護車,“除了做醫療救援還有其他任務,導致救護車不夠”。

高奇走不了了。一個多小時中,腳踝越來越疼。他走向最近的補給點,對停著的小貨車司機堅決地說,“我腳崴了,絕對不能再走了。”司機讓他坐到貨箱上,車上沒有座位了,“但他們志願者(義工)在前面好好地坐著。”

露天貨箱上堆著礦泉水和雜物,高奇形容自己“賴”在那兒了。他爬上車後,路遇7、8名參賽者,中暑的,腳崴的,一起擠在車上。

貨車搖搖晃晃地往前開,漸漸遠離了大部隊。一路上,高奇遇到團隊中的醫生,得知1000人的隊伍就配了一個市人民醫院的專業醫生,而身邊同學手機軟體記錄的裡程顯示,車輛從中午等待的沙丘到營地開了20公里,不是之前義工說的五六公里,被欺騙的感覺又一次在高奇心中騰起。

他想,這活動必須要先暫停,至少保證參賽人員的安全。

協商與交涉

下午3點半不到,高奇到達營地。這是戈壁灘中的一塊平地,幾個簡易的大遮陰棚下,1000多個學生們擠擠挨挨地坐在地上休息。有人找不到地方乘涼,就靠在車輛的陰影下借一絲陰涼。

醫療志願者用酒精噴霧處理了一下他的腳傷,“冰袋也沒有。”他問對方有沒有從業資格證,兩人說了幾句,對方最後說:“要不我把醫院給你搬來?”高奇氣得說不出話來。

他決心,下午就回市區就醫和報警。他要找到承包的戶外機構負責人與另一名活動的分管負責人,提出對比賽的種種質疑。

這時候,已經有一部分學生提出要退賽返回市區。

得到的回復是“盡快解決”。直到下午5點半,一輛車載著高奇和另兩名受傷嚴重的參賽者離開了戈壁灘。

學生們接二連三到達了營地,但帳篷和行李遲遲沒有運到。下午6點左右,第一批物資到達現場,一二三軍團的學生領到帳篷,有人開始扎營。林楊是拿到物資的學生之一,但他不打算搭帳篷。

他想先把隊裡五個中暑的同學送出去。

經歷了替隊友找車時溝通困難,葡萄糖和鹽供給不足各種狀況後,林楊記得,徒步前一晚和白天,有Newth員工反覆說,“只要發現任何不對勁,就請你們放棄,你們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事,直接上車,車會把你們送回營地。”開完會後他曾單獨找負責人,確認過會有兩個專業的醫療團隊。但這些都出了問題,他感到失望。

李子澄回應稱,他在後來得知,柏森安排的專業醫師只有一位,此外,醫療團隊包括十幾位志願者,培訓過戶外急救技能。

林楊回憶,下午5、6點的時候,幾個穿白馬甲的義工開始統計退賽名單。他要求和負責人當面對質,談談出現的問題。

想要說法的學生圍成一團,人越聚越多,有將近200個。

過了一會兒,林楊發現在另一個軍團的方向,又有一群學生聚在一起。被攔著交涉的是另一名負責人,在學生們的提問下,他要麽保持沉默,要麽表示他也解決不了。

人群中,有人情緒激動,“覺得被耍了”,也有人就看著,有機會講幾句。在參賽者謝飛的印象裡,交涉過程中,學生們一個說完了另一個繼續說,“挺有秩序,沒有激烈地吵”。他沒有參與交涉,“我以前也辦過大學裡面的戶外活動,覺得組委整體做得可以,細節他們(指部分學生)有點吹毛求疵。”

羅佳是較晚到達營地的一批學生之一。她決定退賽,“我不可能拿我腿的未來開玩笑。”她感到很累,沒想太多,“也沒埋怨主辦方,就覺得可能是我自己的問題。”

從交涉學生的話中,她才知道醫療、路線存在各種問題,“原來我們走在戈壁是那麽不安全。”她記得,那個戶外公司的負責人高個子,很壯實,懵懵地點頭,沒有做出回應。

羅佳說,在這之後,活動負責人、Newth創始人之一何東來到營地,他對著大家說,各位弟弟妹妹,你們要相信我們。羅佳感到對方在說“套話”,更加無法信任。

晚上9點左右,學生們與何東交涉了許久。最後,多名參賽學生回憶,何東承諾當晚把要求退賽的同學送出去,“(晚上)11點物資到達,他回到營地,把活動方案、費用明細列印出來給隊長。(晚上)12點有車輛接送回敦煌二中。”

恐慌後的報警

戈壁的夜晚來臨,溫度逐漸下降。天空漸漸全黑了,營地沒有燈光,往外望出去,黑漆漆一片平地,什麽也看不到。

羅佳想到,徒步來營地的路上,他們翻山越嶺,知道有坡度、有危險存在,而現在四面都是一樣的景象,她感受到未知的恐懼。天和地都很大,給人一種強烈的不真實感。

交涉的同學散開後,她與幾個隊員站在一塊聊天。一個黑黑的、個子不高的男生用平淡的語氣說:“你們知道有狼嗎?”羅佳聽後驚慌失措,差點尖叫,“他說我學法醫的,有狼的糞便、狼毛、腳印,根據泥土的深淺,推斷狼不久之前來過這裡,你們不信我帶你們去看。”

過去關於狼的知識一下子衝擊到她的腦中——狼是群居動物,如果看到一頭,下一秒搞不好就是一堆;它們很聰明,多少人也好,知道怎麽把人群打散……

“營地附近有狼”的消息迅速在學生中散開。

參賽學生周俊生回憶,有一個義工推著音箱說,請義工們集合開會。“開完會就四處來說,這附近發現了狼的蹤跡,請大家幫忙生一些火防狼。”在趙宇的版本裡,他聽說,幾個女生稱看到了綠色的眼睛。林楊記得,是幾個服過兵役的隊員說發現狼的蹤跡,跑過來警告隊伍往中間挪一點,有些人在四周起了篝火,燃了一會兒。

沒有人知道真假,但恐慌已經被點燃。第五軍團的隊員們互相召集,圍在坐一起,羅佳跟一些同學說,“有狼,大家做好準備,不要走散。”

學生們聊天,玩遊戲。羅佳越發不安,她想趕緊離開,提出要報警,“他們(主辦方)說的很多話都是假大空,都沒有實現。有人受傷生病,環境惡劣,沒有武器,這三點加起來足以讓它們把我們全部咬死。”

其他人不想報警,想等到何東承諾的11點,羅佳猶豫了。遊戲還在繼續,她努力掩飾著自己的緊張,擔心被人看出引發集體的恐慌。

林楊說,當時1000多個學生各有各的想法,“該吃吃喝喝睡覺打牌還在吃吃喝喝睡覺打牌,該看星星的還是在看星星,只有那一批第四、五軍團的帳篷一直沒來的和一些要走的車還沒來的人,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他看到不少人走來走去,尋找信號,一臉憂愁。

接近深夜11點,羅佳終於拿到帳篷和衣物。戈壁上晝夜溫差大,當時的氣溫“像南方冬天一樣,需要棉被,起雞皮疙瘩。”她和隊友緊緊靠在一起,不停地說話。

約定的時間,何東沒有出現。主辦方和參賽學生之間的信任降到谷底。

羅佳覺得等不下去了。她拿出手機,撥出了緊急通話。

“我們被困在戈壁灘上了。”她說。

難以入眠的夜晚

夜更深了,星空明亮清澈,一條銀河從北到南貫穿而來。幾顆流星出現,羅佳閉著眼睛許願,“快讓我們走吧”。

她打完報警電話後,有隊長過來提醒,降溫太厲害了,不要在外面感冒生病。她和隊友先搭了帳篷取暖,又出來等了一會兒。她坐著想睡,但是不敢閉眼。

林楊回憶,當天晚上隊伍裡,有學生扁桃體發炎,開始咳嗽、流鼻涕、吐痰、發燒,他們看上去沒什麽活力。

趙宇還在各個帳篷之間穿梭,尋找主辦方的人,安撫緊張的學生。他看到有個男生逐個帳篷去問有沒有學法律的人,要告主辦方;有個女生帶著哭腔和義工說,她現在什麽都不想做,就想離開這個地方,已經報了警。

義工向他回復說,晚上12點會有人回來。但凌晨1點20分,仍然不見負責人蹤影。

接送學生的車輛為何一直未到?李子澄後來解釋說,柏森戶外負責人曾表示去市區緊急調運車輛,撤離中途退賽人員。在等待過程中,營地的組委會負責人員發現車輛一直未能抵達,無法與柏森戶外負責人取得聯繫,於是與駐守在市區的組委會負責人聯繫,要求調運車輛,發現大巴車來會涉及到監管部門“2:00-5:00”巴士停運的規定。“柏森戶外負責人在夜晚11 點多了解到這一情況,卻沒有及時向我們通報情況。”

當晚,不只羅佳一個學生報了警。

趙宇第二天與政府工作人員溝通時了解到,市長辦公室接到過報警電話稱,有人頭部受傷,危及性命,要死了。“實際上那個人只是腳磨破皮,磨出血泡。”也有人報警說走了40公里,孤立無援。謝飛記得,他曾看到有七八個學生圍著說要報警,還說“要在網上發1200個大學生迷路”,他不知道這些人最終有沒有報警。

甘肅阿克塞縣警察局指揮中心副主任張強接受北京青年報採訪時說,他們在晚上10點40分接到阿克塞縣應急管理局通報,稱在國道215線海子鄉政府附近舉行的戈壁徒步大賽活動過程中有1200餘名人員迷路,請求幫助。當時有多人撥打了求助電話,凌晨2點40分左右,在離肅北50公里處的石橋墩附近找到迷路人員。

林楊正在帳篷裡安撫隊員,突然聽到外面有人說“警察來了”,他看到遠方警車的燈光閃爍,朝隊員方向駛來。學生們很激動,有人走到前面,開始打強光手電,方便警察找到位置。

活動負責人隨後也來到現場,李子澄解釋,事後警方說組織者有7個人,就是指當時在場跟他們溝通的7個組織者。“活動組委會十幾位,負責人是我,義工60多位,還有40多位後勤保障人員。”

參賽學生、負責人與警察協商完後,消防車停在距離營地一百米左右的地方,直到第二天早晨7點。林楊覺得,“大家心裡安穩。”

此時此刻,在距離營地200多公里的敦煌市人民醫院,高奇在點滴大廳的躺椅上睡著了。

他在晚上七點到達敦煌市區,兩位受傷同學先去了醫院,他去了敦煌市警察局旁邊的轄區派出所,民警回復說,除非生命財產已經受到傷害,才能干涉。

高奇計程車去敦煌二中,保安不讓進門。他試圖打電話給李子澄、總負責人、分負責人,全都打不通。在網頁上查到總公司電話撥過去,對方回復:不知道這邊敦煌到底發生了什麽。

他只好打了民警建議的12345熱線,政府工作人員回復將派人聯繫組織,要求他們必須妥善照顧。

等待的幾個小時裡,他沒有其他地方可去,身份證件還在營地。他渾身沒勁,腳一直在抖,心裡著急,甚至覺得搞笑:自己怎麽成了這個樣子?

從敦煌二中走到路口,高奇在路邊坐下了,看著人來人往,車燈、紅綠燈閃爍,他反而覺得安全。

晚上11點不到,政府工作人員與李子澄到達,把他送到醫院。高奇的腳已經完全腫了,“醫生說過度運動,腳淤血,長時間沒有冰敷。”他吊了一個小時鹽水,不敢聯繫家裡,怕家人擔心,給隊員發信息,也聯繫不上他們。

這天,他獨自在醫院過了一夜。

走出戈壁後

8月2日早上10點左右,357名退賽學生搭貨車離開戈壁,再乘大巴於下午回到敦煌二中。剩下的參賽者繼續徒步,下午1點到達大巴集結點。

敦煌的戈壁灘陷入了短暫的寧靜。

在這片無人區進行的徒步活動自13年前開始盛行,為人口不到20萬的敦煌帶來了新的消費增長。

張洪峰介紹,目前,戈壁徒步通行的商業模式為組織與機構招人,負責整體的策劃、宣傳;再同地接的戶外公司協作,當地公司負責救援、補給、後勤。而當地公司一搬自己很少養人,“接了活就找司機、後廚、醫療診所的人組一個班子,提供服務,也是外包。”

近年來戈壁徒步熱度飛升。嶽軍曾接待過一家主辦公司,2017年第一次活動組織了900人,到2018年就增加到了1500人,後來又發展到2400人。“沒有做廣告,僅僅是參賽者在朋友圈宣傳,發起眾籌,就可以找到這麽多人。”

市場漸漸變得魚龍混雜。“好多人覺得這個事情蠻簡單,就也來做,”嶽軍認為,戈壁徒步必須有很強的專業經驗和戶外保障團隊。但多少人要配置多少數量、什麽資質的醫療人員和後勤保障團隊並沒有通行的規範,目前都是根據行業自己的經驗來設定。

在張洪峰看來,活動出問題通常是由於組織者考慮得少,“注重前端拉人,給地接方的錢壓得比較低,那邊服務就跟不上”。

主辦方的宣傳資料顯示,此次活動的聯合主辦部門包括甘肅省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協會等。會長杜永軍向澎湃新聞回應稱,甘肅省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協會是甘肅省文化和旅遊廳指導、在民政廳注冊的社會組織。此次活動他們主要負責谘詢、顧問,人員組織、路線和後勤等是主辦方和戶外公司在進行。

活動負責人、Newth創始人之一李子澄承認,這些合作方沒參與到活動具體執行,“因為做了很多年公益,大家了解我們,我們也希望活動能有更多人參與進來”,因此邀請他們成為聯合主辦方。

目前,戈壁徒步的管理處於空白地帶,“沒有相關的法規,依托的可能只是旅行社法規。協會也只能建議,我們的會員(當地的團隊)可以互相說,但如果僅僅是戶外露營的公司,不在我們管轄範圍之內。”嶽軍說。

敦煌市文體廣電和旅遊局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所有在敦煌戈壁的徒步活動都要經由相關部門審批才能展開,涉及體育、旅遊、警察、環保、文物的備案,但這次千人徒步活動旅遊局沒有收到任何備案,“我們地方一般在7、8月氣溫那麽高的情況下不支持這樣的活動”。

8月2日退賽後,高奇建了戈壁挑戰賽維權群,想要尋求一個說法,他想,如果他們不站出來,以後會有更多人遇到同類問題。群裡有時有同學很激動,他會出現,說大家先冷靜。

8月10號,活動組委會發了公開信,沒有發布之前協商好的道歉聲明。高奇再一次感到憤怒,“完全把責任推卸給了戶外公司”。主辦方給每個人退款了42.5元,他看著支付寶裡的收款頁面,“覺得那42塊5是在侮辱我”。

組委會於8月10日發布的《益行中國2019 大學生戈壁挑戰賽徒步活動賽事公開信》

高奇考慮過走法律途徑,如果繼續打官司、找律師,要付出更多時間和精力。“不知道怎麽堅持下去,自己也有很多事,投入了不知道能得到什麽。”他也擔心自己不能代表所有人。

羅佳回家後,取關了Newth公眾號。有人知道她去了無人區,在微信上留言說“好酷”,她趕緊解釋,“聽起來很刺激,但實際上很糟糕”。她也會覺得愧疚,麻煩了警方,但又想到,“本來就是主辦方的問題”。

“1200大學生戈壁迷路”的新聞,底下的留言永久掛在那兒,“一群白癡”“浪費社會資源”,像是一道傷疤。

有些同學把報導鏈接發在群裡,林楊看到有人回復,這事不該鬧這麽大,“你開始參加活動就應該明白會出現這種情況,畢竟是戈壁徒步”,他更生氣了,他自己雖然沒有受傷,但選擇了退賽,“對於走不下來、發現醫療有問題的人,他們是什麽態度?你們自己能走下來但能尊重下別人嗎?”

這段徒步之旅也曾留下不同的記憶,林楊說,自己學會了擔當。徒步過程中,他發現很多隊存在落單情況,中途接了好幾個別的隊的隊員一起走。

謝飛記得,第二天徒步時,他在路上聽到歌聲,“幾個隊一起唱,互相加油”。

劉伊寧忘不了敦煌的夜晚,她發現原來戈壁不只有荒漠,還有河流、雪山、蜥蜴。

回去後,她在遊記中記下:敦煌的八點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時刻,你會看到影子不斷延長,弱下去的陽光讓你愉快,你會知道兩小時後就是銀河和流星。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羅佳、趙宇、林楊、謝飛、周俊生、劉伊寧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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