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哈克：“認識論所需要的並不是解構，而是重構。”

證據與探究——對認識論的實用主義重構（修訂版）

（當代世界學術名著）

作者：【英】蘇珊·哈克

ISBN： 978-7-300-26219-2

定價： 108.00

出版日期： 2018-11-30

內容簡介：

本書是當代認識論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批評了兩種傳統的認知證成理論——基礎論和融貫論，並以填縱橫字謎遊戲為關鍵性隱喻，發展了一種新型的認知證成理論——基礎融貫論，後者介於基礎論和融貫論之間，也介於先驗論和科學主義之間，在本質上是自然主義的。

守望者推薦：

本書被譽為對當代認識論“意義重大”“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學術貢獻。

本書旨在對經驗知識的認識論做出貢獻。

今天，在哲學中有一些強烈的趨向，對傳統的認識論方案顯示出明顯的敵意。紛擾的喧囂聲浪，發端於認知科學或神經生理學最新進展的熱情歡呼者，經過激進的自我標榜的新實用主義者，再到新近的巴黎時髦的追隨者，他們試圖使我們相信：傳統的認識論方案是不合法的，從根本上就是被錯誤地構想出來的。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希望，本書的副標題已經清楚地顯示了我的立場：認識論所需要的並不是解構，而是重構。

我將論證，認識論傳統的那些問題是合法的；儘管解決起來相當困難，但並不是在原則上就不可解決的。於是，我要處理的問題是人們足夠熟悉的，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有：什麽可以算作一個信念的好的、強有力的、支持性的證據？［按我的說法，這是關於證據或證成標準的“辨明（explication）方案”。］還有：一個信念得到好的證據的支持，和它可能是真的，這兩者之間有什麽聯繫？［我稱之為“認可（ratification）方案”。］但是，我將要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卻是人們並不熟悉的。通過打破成為新近著作之特色的那些虛假的二元對立，我將論證，有可能避免基礎論、融貫論、可靠論、批判的常識主義等等所面臨的所有那些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困難——這些困難助長了下述看法：在整個認識論事業中，必定有某些東西從根本上就是錯的。

我將要提供對於認知證成的一種新的詮釋，一種新的理論。在結構上，這一理論既不是基礎論的，也不是融貫論的，而是如我所稱謂的“基礎融貫論”的，它既允許普遍存在於信念之間的相互支持，也允許經驗對經驗證成做出貢獻；在內容上，它既不是純因果的，也不是純邏輯的，而是一個雙面理論，部分是因果性的，部分是評價性的；並且在本質上是有程度之分的，它不把“A的信念p被證成，當且僅當……”當作被辨明項，而是把“A的信念 p更多/更少地被證成，這取決於……”當作被辨明項。此外，我還要就認可方案提供一種新的探索，這種探索在性質上既不純粹是先驗的，也不純粹是經驗的，而是非常溫和的自然主義，它允許關於人的認知能力及其限度的經驗上的考慮，以及關於邏輯的、演繹的特徵的考慮都發揮各自的作用。

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將把大量筆墨花在縱橫字謎的類比上——我將論證，與在基礎論傳統中根深蒂固的數學證明模型相比較，這一類比更好地表達了證據支持關係的真實結構。假如我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麽，關於如何可能存在信念之間的相互支持而又不導致循環論證，這一類比也提供了某些啟迪。但是，它也預示了本書在結構上存在的某些困難。我不能以一種簡單的、線性的方式展開本書，但我發現自己不得不來回地穿梭，交錯地編織我的那些相互關聯的論證線索。

此外，由於我試圖超越已經成為許多新近工作特色的那些虛假的二元對立，我不能選擇下述做法：按照比如說邦居爾的《經驗知識的結構》的那種整齊、簡單的線索，來組織我的行文結構，而這些線索依賴於兩個二元對立：基礎論和融貫論、外在論和內在論——前一個劃分並沒有窮盡所有的選擇，後一個劃分並不足夠強健以至於值得我們認真加以對待。因為那些被拒斥的二元對立之間複雜的相互關聯，我也不能通過下面這樣的做法來安排我的行文結構：先解釋拒斥第一個二元對立的理由及其後果，再解釋拒斥第二個二元對立的理由及其後果，如此等等。

採用歌劇的風格來展示我的論證，用不同的嗓音同時唱出不同但又相互關聯的主題，這種想法是誘人的——但這顯然是無法實現的。相反，除了按照書籍通常采取的線性方式去撰寫一本書外，我別無選擇。同時我也別無選擇，只得承認：雖然並不是偶爾才提前預示某些主題，但要等到後面才能詳細討論它們，這樣做是迫不得已的；把論證步驟回溯到先前已經引入的主題，以便解釋它們與剛剛引入的觀念之間的內在聯繫，這也是無法避免的。我在這裡所提供的是一幅我將要遵循的、在某種程度上是“之”字形路線的概略圖，而我這樣做並不是要測試讀者們的忍耐力，後者比不得不承受的還要多。

我從一開始（第一章）就重點關注了基礎論和融貫論之間為人熟知的競爭，盡可能精確地說明每一種理論類型的各種不同版本，並且盡可能明確地說明一方反對另一方的論證。我論證說，事實上，兩方都有很好的批判性論證；但兩方都不曾去利用它們。但是，這兩種理論並沒有窮盡該領域的所有選擇；第三種可能性，即基礎融貫論，仍然有待探索，並且它能夠經受住融貫論者反對基礎論的最強有力的論證，同樣也能夠經受住基礎論者反對融貫論的最強有力的論證。

為了在某種程度上緩解第一章的抽象性，我隨後針對特定的基礎論和融貫論綱領進行了詳細的案例研究。首先（第二章）批評了C I. 劉易斯的基礎論，這一批評在一開始就證明：劉易斯的論證所真正確立的並不是基礎論，而只是說明經驗在經驗證成中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繼而證明：劉易斯對這一點的朦朧意識促使他做出了一些修正，而這些修正使他沿著基礎融貫論的方向偏離了基礎論。

接下來（第三章）批評了邦居爾的融貫論，這一批評一開始就證明：邦居爾的說明陷入了下面這個眾所周知的反對意見，即一個信念集的融貫不足以確保與這個世界的任何聯繫；進而證明：邦居爾對這一點的朦朧意識導致他陷入一種歧義性，而這種歧義性只能用唯一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允諾認可方案中的任何成功）來解決，它也使他沿著基礎融貫論的方向偏離了融貫論。接下來批評了戴維森為融貫論所做的辯護——這樣做當然不是為了求得完全，因為無所不包的概述明顯是不可能的，相反是為了表明：“證成要麽是一個純邏輯的觀念，要麽是一個純因果的觀念”這一假定，如何可能有助於導致這樣一種幻覺：基礎論和融貫論窮盡了所有的選擇。

於是，清楚地闡述我自己的中間型理論的時候就到了（第四章）。在這裡，有幾個關鍵性的主題走到了一起：證成有程度之分的特點；“信念”的狀態含義和內容含義的區別，以及對於雙面的證據概念的需要；該理論的基礎融貫論結構，以及啟示了它的縱橫字謎類比。這是我對辨明方案正面貢獻的開始。

既然反對傳統競爭者的論證中最有意義的部分是，它們的失敗就足以說明經驗與經驗證成的關聯（融貫論不允許經驗發揮任何作用，基礎論只允許它發揮一種被迫的、不自然的作用），因此，對感覺證據的基礎融貫論說明就特別需要進行仔細的、清楚的表述。這是在第五章中要做的事，我還用如下的案例分析做了陪襯：波普爾的“沒有認知主體的認識論”以及它的重要絆腳石之一，即“經驗基礎問題”。我認為，這一問題不僅未被波普爾解決，而且在波普爾的構架內是不可解決的，我的這一觀點通過分析沃特金斯近來的拯救努力的失敗而得到了強化。在基礎融貫論中診斷和解決波普爾所陷入的困境是有可能的，這是因為，基礎融貫論超越了波普爾的下述二元對立：因果研究和邏輯研究、歸納研究和演繹研究，並且也因為它的知覺概念比沃特金斯所訴諸的感覺材料理論更加實在，也更趨向於實在論。

我對於知覺的（廣義皮爾士式的）說明，一方面受到下述論證的支持：那些熟知的二元對立，如知覺的直接理論對間接理論、實在論看法對非實在論看法，都過於粗糙了，而真理處於這些常見的競爭者之間；另一方面也因為它與某些合理的心理學理論相一致而得到了支持。相比之下，沃特金斯的說明並沒有得到他所提到的那些心理學研究成果的很好的支持，並且他之訴諸心理學也違背了他的波普爾式研究進路所要求的認知順序，但我的研究不會這樣。

正如第五章的最後幾句話所表明的，在某種意義上，我的認識論是一種自然主義的認識論，它完全不是先驗的，因為它依賴於關於人的認知能力及其局限的經驗假定，於是它也就承認了對認知的自然科學式研究與認識論的有貢獻的關聯。但是，這種溫和的自然主義與那種激進得多的科學主義方案有著很大的差別，後者也被冠以“自然主義的認識論”之名。於是第六章一開頭就區分了各種不同的自然主義：最重要的是後驗主義的改良型自然主義，我的自然主義是它的一個限制更多的版本；科學主義的改良型自然主義，它主張傳統的認識論問題可以簡單地交給科學去解決；革命型科學主義的自然主義，它主張傳統的認識論問題是不合法的，應該用新的自然科學式的方案來代替。這一章的很多內容旨在表明，蒯因所用的“科學”一詞的歧義性（介於“我們所假定的經驗知識”和“自然科學”之間），如何導致他由最初的後驗主義的改良型自然主義（“認識論是我們所假定的經驗知識的一部分”），轉到了一種改良的科學主義（“認識論是關於認知的自然科學的一部分”），然後又轉到了革命的科學主義（在其中，舊的認識論問題被轉換成新的方案，後者隻接納由各門科學所提供的解決方案），這些轉變是因為蒯因感受到來自下述觀念的不合理性的壓力，即心理學，或生物學，或任何自然科學都能夠告訴我們，比如，為什麽預測能力會成為一個理論為真的標誌。

隨著蒯因做出他的第一個轉變：從後驗主義的改良型自然主義到科學主義的改良型自然主義，他也把他的關注重心從證據概念轉到了信念形成過程的可靠性。如這一轉變所表明的，真正的認識論問題能夠在關於認知的科學中得到解決，這一觀念似乎在可靠論的證據概念的語境中找到了它最適宜的環境。於是在第七章，我抓住機會解釋了，為什麽可靠論相對於我的證據主義的基礎融貫論的優勢只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實在的。而在進行這種解釋之後，我論證了下述觀點，即使可靠論是正確的，做出下面的設想也是錯誤的：如哥德曼所斷言的，提供一個實質性的證成理論，在基礎論和融貫論之間做出裁決，以及判定是否存在像先驗知識這樣的東西，等等，是屬於心理學範圍內的事情。

從我對哥德曼的討論的語氣中，細心的讀者將會猜知：我懷疑，他關於在認識論和認知心理學這個更古老的學科進行密切合作的希望，很少是出自良好的論證，更多的是源自理智上的時尚。這一時尚在某些新近的造反派的著作中得到了激進得多，實際上也怪誕得多的表達。這些造反派宣稱，他們代表了新的自然主義的認識論傳統的頂峰，並論證說：認知科學中新近的研究已經表明，傳統的認識論方案是完全錯誤地構想出來的。在短暫停頓以便把這些革命型科學主義的自然主義者的論證與他們的誇張言辭分離開來之後，我（在第八章）論證，斯蒂奇所訴諸的認知心理學和人工智能領域的工作，以及丘奇蘭德所訴諸的聯結論的神經生理學領域的工作，均沒有任何傾向表明，如他們所斷言的，人們不具有信念。無信念論題所依賴的不是科學，而是心靈哲學中的偏見；我論證說，這些偏見（丘奇蘭德堅持認為，只有在“可順利地還原為”生理狀態時，意向狀態才是實在的；斯蒂奇堅持認為，只有在“可自動得到描述”時，意向狀態才是實在的）都是錯誤的。在抓住機會精確表述了我關於信念的、以記號為中介的說明，並證明它與關於“人是物理環境中的物理機體”這一觀念完全一致之前，我通過表明斯蒂奇和丘奇蘭德的立場不僅是理由不充分的，而且是自我挫敗的，從而完成了對革命型科學主義的反駁。

不過，捍衛認識論的合法性的工作還沒有完成。自從《哲學和自然之鏡》出版以來，羅蒂就堅持認為，傳統的認識論方案是被錯誤地構想出來的，應該完全予以拋棄；現在斯蒂奇把他的效忠從革命型科學主義的自然主義轉到了庸俗實用主義一派。第九章的目的在於證明：他們倆人都沒有提出反對認識論的任何好的論證；因為羅蒂的“教化哲學”掩飾著一種犬儒主義，它所損害的不僅僅是認識論，更是一切形式的探究；而斯蒂奇解放了的後分析的認識論原來在追求一種更有效的自我欺騙技巧，這些造反派的後認識論的烏托邦設想之貧乏，恰恰顯示出認識論實際上是多麽不可或缺。對羅蒂的批評提供了這樣的機會：批判地分析認識論中的語境主義、相對主義、社群主義和約定論，以及為真理觀進行分類——非實在論的、實用主義的、極小實在論的、強實在論的以及先驗論的。而對斯蒂奇的批評則提供了這樣的機會：厘清信念、證成、探究和真理等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繫，並解釋真理為什麽是有價值的。最後，明確論證了隱含在我關於這些作者的“庸俗實用主義者”這一提法中的下述挑戰：他們宣稱自己是古典實用主義的哲學嫡孫，這一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庸俗實用主義者破壞認可方案基礎的嘗試失敗了；這使得提出下述問題成為非常有意義的（恕我冒昧，與羅蒂的看法不同）：這些或那些證成標準是顯示真理的嗎？顯示真理就是（恕我冒昧，與斯蒂奇的看法不同）證成標準為了成為好的標準所需要的東西。於是，剩下的任務就是盡我所能地提供對下述一點的重新確認：基礎融貫論的標準是顯示真理的（第十章）。一開始，我就把自己重點關注證據或證成標準的方案，與給出實施探究的準則的方案區別開來；並論證說，儘管對於後者來說，某種形式的多元論似乎是合理的，而這個時髦的論題，即不同的文化和社群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證據標準，至少是一種誇張，並且很可能是完全錯誤的。這與下述一點是合拍的：我對基礎融貫論標準的認可部分地依賴於關於人的，也就是關於所有正常人的認知能力的經驗預設。這是我的認可論證的後驗構成要素，這一部分重點關注了對經驗證據的基礎融貫論的說明。然而另一部分，也就是重點關注對證據支持的基礎融貫論刻畫的部分則與此相反，將具有邏輯的、演繹的特性。

笛卡爾所嘗試的證明，即凡是被清楚和明晰地感知到的東西就是真的，是一個古典的認可努力。我並沒有心存如此高的期望，而只是打算給出堅持下述想法的理由：如果對我們來說有任何真理的標誌的話，滿足基礎融貫論的標準就是一個信念為真的標誌。如果我的看法是正確的，那就能夠完成這個更為穩健的任務，而不會在真理問題上犧牲實在論，並且也不會導致惡性的循環論證。

一般來說，我希望，沒有必要詳細解釋我對論題的選擇。不過，有幾個我忽略掉的爭論議題，我還是應該解釋一下：有關知識分析的問題、知識與被證成的真信念之間關係的問題、“蓋梯爾悖論”的解決方案。本書很少觸及這些問題，更別說給予它們在某些當代的認識論著作中所享有的中心位置。我這樣做的部分原因在於，我發現自己關於它們所要說的話相當少；而部分原因還在於，我關於它們所不得不說的很少的話，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否定性的：我猜測，“蓋梯爾悖論”之所以會產生，乃是因為知識概念和證成概念之間的錯誤匹配，前者儘管模糊和難以捉摸，但卻肯定是確定性的，而後者卻在本質上就有程度之分。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那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直覺上令人滿意的對於知識的分析了；在主體確實知道的情形和主體確實不知道的情形之間，也劃不出任何鮮明的界限；也不存在任何理想的平衡點，它會排除我們憑運氣具有知識，而不會徹底排除我們具有知識。對我來說，“什麽可以算作關於相信某種東西的更好的或更壞的證據？”這一問題，好像無論如何都會比下面這個問題更加深刻，也更為重要：假設一個人所相信的東西是真的，那麽，在他能夠被視為知道這樣的東西以前，他的證據必須有多好？（實際上，我懷疑目前人們在認識論上的醒悟，其部分原因恰恰在於對蓋梯爾問題的明顯厭倦。）

在本書中，我重點關注（我所認為）重要而且有意思的認識論問題。我采納了這樣一種結構，它與縱橫字謎遊戲類比——這是本書中一再出現的主題——所建議的證據支持模式相一致。我也喜歡我在寫作本書時所採用的、與遍布全書之中我所闡述立場的可錯主義基調相適宜的那種口氣；但是，這樣做與當代哲學寫作的許多約定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於要冒這樣的風險：由於說話過於小心謹慎，以至於根本就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所以，有時候我聽起來比我自己感覺到的還要自信。

我的論述的某個方面將不可避免地惹惱某些讀者，也許會完全疏遠某些讀者。但我並不為自己效忠於哲學新術語鑄造學派而道歉。因為該領域的許多熟知的二元對立和範疇化已經妨礙了進步，所以我被迫設計了一套新的劃分和分類，以便借助於它們來進行工作；並且，我的新術語和字形上的創新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方式，可以在讀者的心靈和我自己的心靈面前保持這些區分和分類的非標準性。犧牲了雅致和悅耳讓我感到遺憾，但這卻是不可避免的；通過盡可能仔細地定義我的新術語，並且通過在索引得標明在哪裡可以找到相關定義，我試圖把（它們）被認為不可理解的危險降到最低。

因為所討論的議題的複雜性，加上需要眾多的新術語，有時候這些會驅使我的論證危險地接近了我能夠合理地期望讀者能夠忍受的臨界點，所以，我沒有把使用的句子字母和提到的句子字母從印刷上區別開來，除非這種區分對於手頭的論證是關鍵性的，因為從上下文通常就能夠清楚地看出它們的意謂。我也沒有把標準英語的“他”替換為“他或她”，從而使我的闡述複雜化；我也沒有重新組織我的句子，以避免必須使用任何指示代詞。不過，顯然沒有必要說，我當然會認為，女人和男人一樣，都是認知主體。

但是在當前，說出下述一點也許並不是沒有必要的：與“女性主義認識論”的某些代表人物不同，我不認為女性能夠具有關於知識論的革命性洞見，而這些洞見不能被男人或不容易被男人所獲得。如果說，在經過許多年的研究工作之後，我確信有什麽東西貫穿本書的話，那就是：對於男性和女性哲學家來說，要回答乃至是有意義地闡明認識論問題，都是艱難的，非常艱難。

不過，毫無疑問，“女性主義認識論家”會認為這本書有意在政治上不敏感。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每一種牌號的基礎論者和融貫論者都會認為它過於激進，而另外那些認為認識論是被錯誤地構想出來的人，則會認為它並不足夠激進。還有，那些比我更為自然主義或更為科學主義的人，會認為它太少地提到了關於認知的科學，而比我更不自然主義的人會認為它提到的太多了。

但是，我希望有一些人會同意我的下述看法：認識論問題是好的、艱難的問題，但它們還沒有被那些眾所周知的（基礎論的等等）認識論理論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並且也不能僅僅由科學來回答；因此，這些人會同情我的下述看法：認識論究竟是什麽，這是需要進一步闡明的問題。並且，將會有這樣一些人，他們與我一樣尊敬古典的實用主義者，特別是皮爾士（從他那裡，我不僅獲得了對新術語的偏好，而且也領悟了許多認識論的實質性內容），還有詹姆士，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杜威（從他那裡借用了“走向……的重構”這個短語）

，我希望這些人會發現我的回答是合宜的——並且，我相信，他們會與我一樣厭惡當今時髦的關於實用主義的庸俗的諷刺畫。

當然，我最大的希望是，我已經解決了某些認識論問題。但是我充分意識到了我的論證中存在的漏洞，我的範疇和劃分的不精確，以及對於某些議題的遺漏。所以，回想起皮爾士的這段話：“在向真理城堡發起進攻時，你會站在另一些人的肩上，這些人按通常的理解來看是失敗了，但真正說來，正是由於這些人的失敗，才造就了你的成功”。我最小的希望是，我以各種方式提出來的論證，將會有助於其他人來解決那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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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點好書 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