涇川縣城在涇河與汭河的交匯處，寬闊的V型河谷內土地肥沃，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也是絲路上的重鎮，華戎交融時代更是文化繁榮。開著車在街上兜一圈，很容易被大雲寺宏麗的佛塔奪走視線。細長的塔身，修長的金頂飛簷，靈動飄逸。走近看，寶塔的氣勢陡增。夕陽西下，塔身陰影修長，大致目測有百米高，體現出隋唐建築的風的大氣沉穩。
大雲寺寶塔雖是21世紀的一件新修建築，然而它的博物館作用詮釋著涇川過去的文化盛世。“到底繁盛到什麽成麽程度？”當地文化人會自信地說：“不輸於敦煌”。絲綢之路上“西有敦煌莫高窟，東有涇川大雲寺”，這是經歷了3次重大考古發現得來的美譽。
王母宮石窟
平涼境內的涇川、崆峒是絲綢之路北線的必經之地。從王母宮到長慶橋近百裡的涇河兩岸凡是有條件的崖壁都開鑿了石窟，大小佛龕林林總總超過了500個。千百年來，佛龕石窟默默無聞地經受著風霜雪雨，緣起緣滅，少有人去問津，直到19世紀初才逐漸被珍視。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早在1923、1925年派遣出考察團來涇川尋寶，成果頗豐。幾乎和敦煌走入人們視野的遭遇如出一轍，涇川從那時開始在西方學界有了廣泛影響。然而這些只是冰山一角。
石窟多的地方必有名寺，怎奈地表建築難以抵禦戰亂和自然災害。古人也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於是建寺時刻意預留了地宮和石碑。
1964年，涇川城關公社賈家莊生產隊社員在平整田地時意外發現了一個形製如同古墓的地宮。文化館工作人員趕到現場，清理出14枚佛祖舍利以及琉璃瓶、金棺銀槨、銅匣、石函五重套函。當然，佛舍利重見天日，轟動一時，但學者更看重石函上刻畫的銘文《朝散大夫行司馬孟詵撰涇州大雲寺舍利石函銘並序》。
將石函銘文與唐《廣弘明集》輯錄的《隋國立佛舍利塔詔》對照起來讀，得知：人壽元年（601年），隋文帝下詔在全國30個州建舍利塔，14枚舍利被送往涇州，並在涇川大興國寺建起了舍利塔和地宮。
公元690年，武則天登基，又敕令各州建大雲寺，藏《大雲經》。唐代大雲寺在隋代大興國寺原址上興建，並將原塔基下的石函和舍利取出，請了當時製作金銀器工藝水準最高的工匠，配以珍貴的珠玉寶石，做成鎏金銅匣和金棺銀槨，並用琉璃瓶盛裝十四粒舍利再配以石函，於公元694年重新瘞（yi）葬放入地宮，建塔供奉。
據說隋文帝在全國三十個州新建舍利塔的過程中，都產生了祥瑞之兆，各州紛紛向隋文帝報喜，當朝官員“王劭”記錄了奏報，寫成《舍利感應記》，其中寫道：在大興國寺建舍利塔準備造一個用以安放佛祖舍利的石函時，有三家人布施了舊日已經磨好的石板。這些石板原材都不是涇州所產。興國寺工匠無需加工，輕鬆組合成了一個方方正正的石函。
第二次是1969年的發現。涇河大橋附近挖土施工中，一塊石頭從土中裸露而出，原來是一個偌大的石頭棺材。將石函完整地取出，並一層層打開，發現是一個四重寶函的佛門至寶，石函內有銅函，大銅函內有小銅函，小銅函內有琉璃瓶的四重套函，琉璃瓶內裝有數十粒佛骨舍利子。根據石函上的銘文，得知寶寧寺的和尚慧明曾負責釋迦牟尼佛像的建造，於是學者們將這次出土的舍利石函稱作“北周天和二年慧明造舍利石函”。
2012年，涇川縣城關鎮修路，在1964年出土過佛舍利的大雲寺東側，發現一處埋有數十尊佛像窖藏坑，進一步發掘出宋代龍興寺地宮，內有一具陶棺和銘文磚。磚上面記載了公元1013年涇州隆興寺僧人“雲江、智明”將收集到的諸佛舍利2000余粒並佛牙佛骨瘞葬在寺內的文殊菩薩殿。
銘文由寺裡受戒不久的小僧慧遠書寫，涇州石匠梁音刻磚。敘述了龍興寺其前身是大雲寺，後更名為“中興寺”，繼而“龍興寺”。自徑州大地飽受自唐代“安史之亂”後，又有兩百餘年的吐蕃侵擾，尤其是“會昌法難”，寺院遭遇了毀滅性打擊。到了宋太宗淳化年間時，龍興寺早已不複輝煌，廟宇破敗，佛事不興。從那時起，智明就和師兄雲江在一起，日隨夜伴，共同修行，在青燈黃卷中共同支撐著這座古寺的香火延續……
三次意外考古發現得知涇川歷朝歷代都存在過名寺。大雲寺屢次更名，在歷史長河中存在了680年，最終毀於明洪武三年的涇州大洪水。這裡面相同的是，人們守護舍利的虔敬心。因保護舍利才有了銘文，才有了今天涇川古老的畫像。
站在佛塔之巨大陰影之中，仰望碧空，想象涇川唐宋兩岸的暮鼓晨鍾，眼前漂浮的雲化作成了一張張誠懇的面孔。再回味那句“西有敦煌莫高窟，東有涇川大雲寺”，恍然大悟，所謂佛國並不是石窟、廟產數量的多少、大與小，或是器物美醜，而是那些像黃土高原一般沉重的執著。它有穿越時間的能量，推動因緣成熟，成就了這座氣勢恢宏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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