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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說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民族特點

博雅哥說

本文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勇強所作《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中《緒論》之一節。

在本篇文章中,劉勇強教授從古代小說在傳統文化中地位出發,主要從其現實性、對倫理道德的重視、主客觀相結合、情節性和體制等方面,探討了古代小說的民族特點。

Vol.480

通識經典

古代小說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民族特點

劉勇強

北京大學中文系

按照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分類,小說屬於子部,在子部中還常列入“雜家”中,有些則被列入了史部,但是屬於雜史、野史之類。這指的還是文言小說,若是通俗白話小說,則極少被正規的書目著錄。這很典型地反映了小說這一文體在中國文學與文化中的地位,它基本上被看作嚴肅的文學、文化活動之外的一種寫作。因此,從接受的角度說,小說也往往被當成一種消遣。

有關小說創作與接受的貶低性言論在古代典籍中數不勝數,即使在明清時期,小說早已事實上成為大眾最重要的娛樂方式之一和社會文化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載體,在正統的觀念中,仍然是受歧視、被排斥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小說史,也是小說不斷爭取自己地位的歷史。如上所述,這種努力體現在歷代小說家堅持不懈地向歷史和道德兩個方向的靠攏。

不過,古代小說、特別是通俗小說畢竟是來自下層社會的文藝形式,除了不可避免地帶有主流文化的烙印,也必然深深地反映著非主流文化的特點,例如,《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中的江湖義氣,就來自民間,是這兩部小說的精神命脈。《西遊記》中的三教合一固然是唐以來社會思潮大趨勢的影響,但也反映了民間的圓融混雜的觀念。即使是上面提到的勸懲,也並不局限於正統的倫理道德,而往往與世俗社會的生活觀念結合在一起。

事實上,古代小說始終搖擺於雅俗之間。就文體而言,它一直被視為俗文學,但每一部作品的文化特性卻不那麽簡單,例如《三國演義》和《水滸傳》較其早期同類作品都有明顯的雅化或儒化傾向,而這種雅化或儒化並不是單一的,俗化傾向也同時在發展。至於《紅樓夢》更創造了雅俗交融的典範。

正是由於小說具有兼容雅俗文化的特點,它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影響變得越來越突出,特別是在小說創作走向高潮的明清時期,小說已成為精神文化中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力量,以致有人說:“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為教也,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1]

中國古代小說的民族特點就是由它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決定的。經過近兩千年的發展,中國古代小說逐漸形成了一個體多性殊、具有廣泛適應性和靈活性的藝術體系,其間也包含著小說思想內涵與藝術理念的一些具有歷史性、普遍性的共同追求。

圖為《紅樓夢》插圖

首先,無論是哪一種體式的中國古代小說,都能直面社會與人生的現實問題,具有很強針對性,即使是上古神話,也多具有很強的現世色彩;而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雖以怪異為旨趣,以“輔教”為目的,卻在鬼魂精怪的描寫中,揭露了社會的不合理、政治的黑暗等,其尖銳性不在同時志人小說之下;唐代的傳奇在現實性方面較志怪小說又有明顯的發展;明清時期的《西遊記》、《聊齋志異》等,更自覺地通過非現實的形象構成,反映作者對社會人生的感受。宋以後興起的通俗小說,適應市民社會的需要,更直接地描寫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明中葉以後,小說家們總結前人的創作經驗,主張描寫日用起居、人情世態,現實性進一步加強。這當中還有一些作品,與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戰爭頻仍的時代特點相聯繫,表現了鮮明的反抗殘暴、嚮往和平以及忠君愛國和或隱或顯的民族情緒。無庸諱言,在古代小說中,也有許多回避與粉飾現實的作品,例如宋代傳奇在文體上雖有所發展,但津津樂道的隋煬帝、武則天、唐明皇等故事,又缺乏深入的開掘,現實意義就相對貧弱。明清的神怪小說、才子佳人小說,也有不少出於杜撰,思想流於平庸。

中國傳統文化對倫理道德的重視,同樣構成了古代小說思想觀念的一個重要特點。對於這一特點,如果僅僅理解為一種道德的說教,是把問題簡單化了。實際上,古代小說中的倫理道德意識,內涵是很複雜的,對作品形象塑造與情節體系的作用也不一樣。這裡,至少可以從正義感、倫理感和道德感三個層面來理解。

所謂正義感,就是指古代小說中同情弱者、反抗邪惡、主持公道的思想感情。這本來也是中國文化與文學的一個傳統,司馬遷作《史記》,就不以成敗論英雄,他對劉邦有微詞,對項羽則較多同情,其間正包含著對王霸者的輕蔑、對失敗者的惋惜。小說生於民間,天然具有扶弱抑強的意識。《搜神記》中的名篇“韓憑夫婦”,被宋康王逼迫雙雙殉情的韓憑夫婦,雖不能合葬,墳上卻長出了根交於下、枝錯於上的“相思樹”,這是對凶狠、殘忍的權勢者的抗議,也是弱者的善良願望。《古今小說》中的《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宋四公身為偷兒,因為目睹了張員外欺負一個乞丐,所以百般戲弄他,同樣流露出市民社會的正義感。

所謂倫理感,主要是指對傳統的倫理綱常、忠孝節義之類思想的宣揚,其中自有落後保守的一面,末流更訓誡連篇,不堪卒讀。就小說史而言,以宣傳倫理綱常為自覺的目的,是在宋以後,也就是理學興盛以後。但在涉及具體的歷史政治與社會關係時,則不可一概而論,我們應注意作者的觀念、作品中的議論與形象的客觀意義的不同。在有些作品中,所謂倫理綱常是有特定含義的,如《三國演義》就將正統觀念與“擁劉反曹”的政治態度結合在一起,使看似抽象的倫理綱常有了明確的、貼近大眾的意義。

所謂道德感,主要是指對見義勇為、捨己為人、守信用、重然諾等一般的道德原則的肯定,這是中國古代小說、特別是通俗小說極力讚頌的,如《水滸傳》中的李逵、魯智深等,都是下層人民道德理想的集中體現。道德感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如《醒世恆言》中《施潤澤灘闕遇友》所讚美的那種拾金不昧的道德,在追金逐利成為一時之尚的明中後期,就有特殊的時代意義。

在肯定與弘揚倫理道德的同時,古代小說相應地對道德敗壞的現象與人物作了批判性描寫,從而使所謂“敦教化、厚風俗”的儒家思想在小說的藝術世界得到形象的體現。

圖為《三國演義》插圖

在藝術理念上,中國古代小說首先重視真實性。從小說的描寫看,則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如果說早期小說的真實性更多的是一種純客觀的真實的話,那麽,後期小說的真實性還注意到作者的主觀感受,所以曹雪芹一方面坦承了自己的包含著“一把辛酸淚”的真摯感情,另一方面又強調“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的創作原則,主觀感與客觀真實的結合,成就了這部小說的藝術力量。

在真實性上,史傳文學為對小說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史傳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實地反映時代面貌與歷史人物,提倡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儘管史傳的真實與小說的真實有所不同,但某些普遍的經驗還是有啟發意義與借鑒作用的,所以金聖歎說:“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例如在人物刻畫上,史筆要求“不虛美,不隱惡”的客觀態度,並做到“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寫出人物的複雜性格和心理,這對小說就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水滸傳》寫林衝、武松、李逵等,《西遊記》寫豬八戒,《紅樓夢》寫賈寶玉、林黛玉,都采取了“愛而知其醜”的態度,而《三國演義》寫曹操,《紅樓夢》寫王熙鳳,則是“憎而知其善”的。正因為小說家善惡必書,這些人物才更顯得真實感人。

不但如此,中國古代小說還從其他藝術那裡吸取成功的經驗,例如它講究“神似”和“境界”,這可以說是更高程度上的真實。“神似”是從繪畫那裡來的,“丹青難寫是精神”,“神似”就是要寫出人物的內在品格與精神底蘊來。如《西遊記》中取經四眾,形態各異,深刻地體現出不同的精神風貌。實際上,明清小說評點中,常以“神似”評品人物塑造,所謂“追魂攝影”、“骨相俱出”、“遺貌取神”等等,都表明“神似”已成為普遍的、自覺的審美追求。同時,中國古代小說借鑒詩歌的經驗,提倡境界或意境,也就是不一般地向讀者、聽眾敘述故事,而是把讀者、聽眾吸引到一個特殊的藝術場景和氛圍中,感受情節的內在意緒,比如《三國演義》寫諸葛亮去世的“秋風五丈原”一節,就以感人的筆墨烘托出“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劇氣氛。《紅樓夢》也有許多極富意境、韻味的描寫。由於突出了“神似”、“境界”,真實性在這裡就不只是純客觀的、浮面的東西,而具有了更深刻的意義。

圖為《儒林外史》

其次,中國古代小說還很重視情節性。作為小說的一個要素,情節性在古代小說中也是逐漸發展提高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說中,或者僅粗陳梗概,如一些志怪;或者只有一些片斷細節,如一些志人小說。唐代傳奇的情節漸趨曲折、豐滿。而宋元說話藝術,由於藝人們競相招攬聽眾,更注意以驚心駭目的情節吸引人,“冷淡處提掇得有家數,熱鬧處敷演得越長久”。[2]隨著文人獨立創作的普遍化,富於情節性的特點仍被繼承下來,不過,一些高明的小說家已不刻意追求外在的“奇”和“巧”,而是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編織故事,於平淡中見波瀾,如《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寫的都是一般的家庭瑣事、世態人情,但又能在“庸常”中見“真奇”。[3]

古代小說的情節性與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是聯繫在一起的。一般說來,它的情節具有單向性,無論採用什麽寫法――所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橫雲斷嶺”等――都循序漸進,推因及果,一以貫之,脈絡分明。與此相關的是,它的結構多嚴整統一,有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起承轉合,頭尾完整,段落分明。其間固然不免有所謂“封閉性”的缺點,但一些優秀的小說家卻能在這種封閉性的結構中求得開放的效果,如《金瓶梅》在西門慶死後,又點出一個張二官,使讀者能從西門慶一家的故事中跳出來,看到它的普遍意義。從具體描寫來看,古代小說不象一些西方小說那樣常靜止地描寫客觀景物和人物心理,而是賦予形象極強烈的動作性,不但使讀者始終保持盎然的欣賞興趣,而且使環境描寫成為人物的一種活的陪襯,人物心理也呈現出更豐富、更微妙的特徵。事實上,人物與情節的關係在小說中並不是二元的,古代小說以人物為情節的中心,人物的性格總是通過他們的行動表現出來的,如關羽的英雄形象就是在屯土山約三事、掛印封金、霸橋挑袍、過五關斬六將、古城會等一系列重大情節衝突中凸顯出來的。通過情節寫人物,還便於寫出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

古代小說對情節的重視,目的在於使讀者在“通事”的基礎上“悟義”、“興感”[4],把握情節的內涵,起到寓教於樂的作用;而由於突出了情節,即使一個完全沒有文化的農夫小販,也能把小說中生動的故事與人物講評得頭頭是道、津津有味,換言之,古代小說因此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古代小說在敘述語言上,還講究精煉簡潔,不但文言短篇小說力求達到辭約而旨豐,就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這樣的長篇小說,雖洋洋灑灑數十萬、上百萬言,作者也往往惜墨如金,以求一字而傳神,用最準確、最經濟的詞句,表現最深刻、最豐富的內容。這當然不只是語言問題,在對生活現象的概括提煉方面,更是如此。小說家總是努力抓住富於特徵性的東西,表現社會的內在本質。既善於剪裁,縝密構思,又層層深入,精雕細刻,在蕪雜的材料中,抉剔精髓,加以扼要利落的呈現。“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詳略得當,輕重相宜。

圖為《世說新語》

古代小說藝術上的特點還與它的體制有關。眾所周知,古代小說中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各成系統,同時又彼此關聯,互相影響。思想、題材、敘事范型以及手法的借鑒自不待言,語言方面也多有交融。文言的凝煉精警與白話的生動活潑相互生發,如《紅樓夢》、《儒林外史》等雖用白話寫成,但由於作者文化修養深厚,敘述語言俗中有雅,淡而有味。《三國演義》、《聊齋志異》等則相反,用的是文言,卻我絕不晦澀,前者“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創造了一種適合歷史演義的淺近文言,後者則在高雅淳正中,充滿了生活氣息。

與此相關,文白相間、韻散結合,也構成了古代小說的一種文體特色。早在《穆天子傳》中,周穆王與西王母相會於瑤池之上,即以二人吟詠的詩歌插入敘述文字中,既傳達了兩人的心情,婉曲動人,又使行文活潑而有變化。魏晉南北朝小說中,穿插詩歌的亦複不少。唐代是詩歌繁榮的時代,傳奇又“文備眾體”,用詩更多,其中多為主人公酬唱贈答、抒情敘志之作,也有一些純系遊戲筆墨。而在當時的講唱文學中,韻文與散文則同具敘事功能,這是一個突破。宋元說話藝術中,說白與念誦各有分工,韻散功能遂有所區別,一般散文敘述故事,韻文則品評人物、描摹環境、渲染情節,起到點明思想內涵、調節節奏、烘托氣氛的作用。到了後世的文人小說家手中,韻散分工基本上也沿襲說話藝術的傳統,在敘事的散文中間,常常加入駢韻文,或議論評介,點明題旨;或寫景狀物、烘托氣氛;或為人物的抒情敘志,或為作者的顯揚才學。韻文與散文的配合符合古代讀者的欣賞習慣,成功之作如《西遊記》、《紅樓夢》等,韻散融為一體,不可分割。當然,小說中的韻文也有用得不好的,如詞賦繪物狀景、描繪人物肖象,頗多雷同;韻文穿插過多,也有破壞情節與人物行動連貫性之弊;更嚴重的是一些韻文說教意味過濃,往往扭曲了情節的客觀意義。

就篇章結構而言,古代小說也千姿百態。在文言小說中,有的隻擷取一個細節或生活片斷,以簡煉之筆寫出人物性格的某一點,如《世說新語》;有的則表現人物一段完整的經歷乃至一生。白話小說無論篇幅長短,大都比較完整,開闔自如,疏密得當。由於白話小說源於說話藝術,而說話通常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講完,於是就有了段落的劃分問題,逐漸產生了章回結構,一般說來,章回的劃分在情節的轉換階段,有一定的懸念,而一個或若乾個章回構成一個情節單元,既連接前後文,又相對獨立,使情節發展的階段性和節奏感表現得更鮮明強烈。明清時期,章回體日趨精製化,《紅樓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古代小說在結構體制上的特點,還有一些是由於創作與接受上的不同造成的。以話本小說為例,說話人作為敘述者與文人的寫作就有所不同,他必須始終牢記聽眾(“看官”),盡量使情節連貫、完整,頭緒不紛繁,盡量不使用倒裝手法,為了吸引吸眾,他要添油加醋,鋪陳敷演,要故布疑陣,巧使“關子”。而為了顯示自己的客觀態度,便於與聽眾交流,說話人還往往採用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等等。其中不少特點後來也為文人創作所繼承,但因為“講――聽”與“寫――看”畢竟不同,說話作為一種包含表演的藝術方式不可以一成不變地體現在書面化的讀物中,有的只是因襲了一些“套語”而已,而文人為閱讀所創作的小說,也自有其優勢,不必受限於說話人所必須依循的種種限制。不過,即使是以文字為傳播媒介,中國古代的小說家也總是擬想自己在對聽眾講故事,這種始終以接受者為中心的創作態度以及由此派生的敘事特點,是應予積極評價的。

[1] 錢大昕《正俗》,《潛研堂文集》卷十七。

[2] 羅燁《醉翁談錄》卷一《舌耕敘引》,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頁。

[3] 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見丁錫根編《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中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792頁。

[4] 修髯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引》,見丁錫根編《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中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8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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