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樂漢墓和銅鼓山遺址裡的茶文化信息

交樂漢墓出土的銅礁鬥（資料圖片）

在舉足輕重的茶籽化石、分布廣泛且數量眾多的古茶樹群落之外，可以證明黔西南是世界茶源地和茶文化發祥地的證據材料，還有國家級文保部門交樂漢墓和銅鼓山遺址，所出土的部分文物，也蘊藏著諸多與茶有關的信息。

專家認定，交樂漢墓是考察漢代貴州軍事、政治、農耕、文化的重要處所。其墓室形製之大、出土文物品位之高、藝術塑造力之強，在貴州首屈一指，在全國也佔有重要地位。包括銅車馬、搖錢樹、連枝燈、撫琴俑、五銖紋陶罐等在內的22件國家一級文物，揭示了早在東漢時期，黔西南這塊中央王朝眼中的蠻夷之地，文明程度並不低，與中原地區的差距已經很小。

貴州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長梁太鶴，通過解讀交樂漢墓的出土文物認為：“東漢時期漢式墓葬，從畢節……到興義、興仁，都有大量發現……說明中原文化在東漢時期，已大面積推進到貴州腹地。”

也就是說，已經納入東漢版圖的貴州，成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組成部分。來自中原地區的文化，包括政治、軍事、文化、耕作技術、生活習俗、喪葬習慣等等，都已經在貴州各地，包括邊遠偏僻的黔西南，得到普及。這其中，當然包括也許是“出口轉內銷”的喝茶。

兩漢時期，茶事已經十分興旺。陸羽的《茶經》裡“漢仙人丹邱子、黃山君；司馬文園令相如，楊執戟雄”的記載，講的就是漢朝的茶人茶事，但查閱相關資料，感覺語焉不祥。但有兩則典故，卻有力地說明了當時喝茶習慣的普及。

首先，西漢時的諫議大夫、著名辭賦家王褒，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紀。他不僅熱愛喝茶，還較早將“開門七件事”之一的茶葉，寫進作品。當時，他到成都看望亡友的遺孀楊惠。楊惠的仆人便了，對女主人的熱情款待，表示不滿，王褒一怒之下，將便了買了下來，並寫下一份要求極為嚴苛的“工作守則”，這便是茶學史上的重要文獻《僮約》。其中寫道：“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烹茶盡具……武陽買茶……奴不聽教，當笞一百。”這一記載，說明茶葉在當時，已經成為普通人家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在當時的成都，已經有了專門的茶葉市場。

其次，據《三國志》記載，吳國君主孫皓，終日沉湎酒色，經常擺酒設宴，要群臣作陪，而且每人必須喝完七升。但有一個叫韋曜的大臣，酒量只有二升。韋曜原是孫皓父親孫和的老師，出於敬畏，孫皓對韋曜格外照顧，看他喝不下了，就悄悄換上茶，讓他“以茶代酒”。原文如下：“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已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以當酒。”這也充分說明，喝茶飲酒，作為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當時已經非常盛行。這也是以茶代酒典故的出處。

我省著名的茶樹育種專家劉其志，在《再論茶的起源與原產地》一文中說：“貴州是一個古老的茶區，貴州的少數民族，是較早發現茶樹和利用茶樹的民族，各民族對茶的方言，與我國唐代以前的多種茶義漢字的音韻相近似，至今仍保留著各民族較為原始的利用茶葉的工藝。”

就算世居貴州的布依族、苗族、彝族、仡佬族等民族的祖先，還沒有發現和利用茶葉，難道在漫長的歲月中，在中原和成都盆地，與貴州之間往來的官宦、商人、兵將、百姓，還有逃災躲難然後定居下來的人們，不會把喝茶這一生活習慣，帶到貴州，帶到黔西南？

如果說，這些都只是推測和猜想的話，那麽，交樂漢墓和銅鼓山遺址，出土的諸多與茶有關的文物，則足以證明，早在漢朝時期，飲茶已是生活在黔西南土地上，人們日常生活的內容之一。就如吳覺農先生所說：“可以推定，在戰國時期以前的春秋時期或更早時期，除了茶樹原產地的西南地區早已有茶外，我國的其它地區還是不可能產茶的。”

在交樂漢墓的出土文物中，有立耳銅釜一件、銅耳杯八件、銅碗一件、銅礁鬥四件、黑砂陶罐一件、銅洗一件。這些作為實用生活器具的東西，都是茶具，或者說兼有茶具的功能。

在東漢之後六七百年的唐朝，陸羽在《茶經》裡，仍然寫到烹茶的“釜”，裝水的“熟盂”，喝茶的“碗”等等。至少，到了唐朝，包括“釜”“熟盂”即洗、“碗”等，一脈相承地沿襲了下來。

我們不能否定，上述出土文物，既是茶具，又是食器。因為許多專家都承認，吃喝即食飲，作為人類吸收和攝入營養的方式，所使用的器具，在遠古時代，是通用的，即食飲同器。

比如釜，既可以用來烹茶，也可以用來燒水、煮飯、燉肉、炒乾貨；將其作為普通容器，盛裝乾糧，甚至當作花盆，也同樣可行。

現代人習慣將茶具中的洗，稱為水洗，是用來盛裝茶杯的容器，將裡面的水燒開，或者將開水倒入其中，具有清潔和消毒茶杯的功能，但事實上，無論是固體還是液體，它都可以盛裝。

耳杯既可以用來喝茶、飲水，如要用來品酒，也沒人會反對。如果幼小的孩子，要作為玩具賞玩，它也就成了玩具。

明朝以前的古人，所吃的茶，都是煮出來的，然後裝在碗裡食用。時至今日，望謨縣郊納鎮等許多地方、尤其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人們仍然沿襲著用飯碗喝茶的習俗。唐代詩人盧仝的詩歌《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裡，便是用碗喝茶：“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蓓蕾，先春抽出黃金芽……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有研究表明，食器和茶具分道揚鑣，各具功用，是從生產力水準達到相當高度後的東晉開始的，因為當時的文學家杜育，在最早專門歌吟茶事的《荈賦》裡，專門寫到了茶具。全賦不長，且摘錄如下：“靈山惟嶽，奇產所鍾。瞻彼卷阿，實曰夕陽。厥生荈草，彌谷被崗。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擇陶簡，出自東甌；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沈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績青霜，白黃若虛。調神和內，倦解慵除。”

荈者，茶也。關於茶葉的稱謂，《茶經》裡說：“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也就是說，茶有五個名字，或者五種稱呼。

黔西南老一輩作家袁欣，也主張交樂漢墓出土的釜、耳杯、碗、礁鬥、洗等文物，在相當程度上，是作為茶具存在的。他在《中國南方茶葉之路》裡說：“交樂漢墓中出土的大量茶具，證明當時南方的茶文化很發達，是生活在黔西南這片土地上的先民，飲用茶葉的實物證據。”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教授吳小平，在發表於2008年第3期《考古》上的《銅礁鬥的器形演變及用途考》裡寫道：“在墓葬中，青瓷礁鬥一般和三足盆配套出現，在銅礁鬥的器底也多發現煙炱痕跡，說明礁鬥無疑應為溫煮器，但用來溫煮何物，在學術界尚無定論……結合中國飲茶習俗的發展過程，以及礁鬥分布範圍的變化來看，筆者認為礁鬥應和煮茶有關。”

帶把的銅礁鬥，形製就像現在的奶鍋，只是底部生有三足。在以柴草為燃料的時代，有足能增加穩定性，也便於加熱。直到今天，黔西南農村的許多老人，仍然保持著一種獨特的飲茶習慣，那就是將金屬的茶缸，放到火上燒熱，然後放入茶葉，炒製一會，隨著一股略帶糊味的茶香彌漫開來，再加入開水。這種沖泡茶葉的方法，在白族、彝族中比較普遍，謂之烤茶。

說實話，如果我們想要這樣泡茶，用帶把的銅礁鬥，比用金屬的茶缸，方便多了。在這個意義上，東漢時期生活在黔西南這塊土地上的古人，似乎顯得比我們更睿智，生活更講究。

著名收藏家馬未都先生說過，“我們的生存，跟容器是息息相關的。人類的每一次進步，都是容器的革命。”這些文物，可以使用在生活的多個方面，但不能否定，作為容器，它們具有茶具的功能。

位於普安縣青山鎮的銅鼓山遺址，作為國家級文保部門，年代比交樂漢墓更久遠。出土了大量戰國至西漢初年的青銅、陶、鐵、石、角、骨、玉、漆等文物，包括兵器、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工藝品和裝飾品等。

貴州省考古隊先後於1980年和2002年秋天，對銅古山遺址進行發掘，第一次發掘，出土各類文物1070余件，第二次發掘，出土各類文物500多件，陶器殘片數以萬計。在成型的器物中，有兵器銅鉞、銅鏃、銅弩機、鐵刀、鐵劍、鐵鋌、銅鏃等，還有鑄造兵器的戈模、劍范及坩堝；有生產工具尖葉形銅钁、銅刀、銅錐、骨錐、陶紡輪、礪石、石杵、石臼、石鑿、石锛；生活用具主要為陶器，但多為殘片，通過考古專家對這些殘片的分析和複原，初步認定有釜、罐、缽、碗等；裝飾品有各種質地的鐲、環、發釵、笄、扣飾、玨、璜、管等。

如此豐富和高水準的製造技術，足以使我們相信，兩千多年前生活在銅鼓山一帶的先民，已經掌握了較為先進的生產技術，從而使他們的生活水準，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堪與中原地區媲美。

但他們是否喝茶？尚無定論。但我認為，他們已經開始喝茶，甚至有可能，就是他們的祖先，較早發現和利用茶葉。理由如下：

首先，出土文物中的釜、罐、缽、碗等生活用具，如前所述，同時也是茶具，無須贅述。

其次，作為夜郎古國的臣民，從族別來看，他們既可能是布依族，也可能是苗族，還可能是彝族和仡佬族等。就算布依族、苗族、仡佬族先民，飲用茶葉究竟始於何時，無從考證，但從民間傳說來看，也不算晚；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彝族先民，早在一萬年以前，就發現並開始利用茶葉，並將其記錄在彝文典藉《物始紀略》中。我們不能排除，銅鼓山時期的先民是彝族，如是這樣，他們利用茶葉，也就順理成章。

銅鼓山所在的青山，最早的名字，叫作箐山。顧名思義，就是森林茂密、植被良好的地方，就像保存至今的普白林場，又稱普白大箐，不僅原生態植被保存完好，還生長著數以萬計的古茶樹。從地理位置來看，銅鼓山離普白林場，直線距離不到五公里。不難想見，當年那些尚未遭到破壞的原始森林裡，是包括了茶樹這個品類的。後來隨著人類活動的頻繁，尤其是近現代以來，隨著人口的增多，大量的樹木、包括野生古茶樹，被無情地砍伐，箐字上面那個竹字頭，慢慢消逝，箐山逐漸變成了青山。

當年的青山，究竟是個什麽樣子？如果難以想象的話，不妨感受一下，半個多世紀之前的普白林場曾經的原始，或許就能感知得到。

據原林場職工余祖沛介紹，1959年9月，他從普安縣城到達普白林場時，感覺仿佛回到了遙遠的過去。大自然億萬年形成的原生態植被，在沒有遭到人為破壞之前，那種完好如初的感覺，實在讓人懷念——數人合抱的大樹，遮天蔽日、舉目皆是，有一棵圓錐樹，直徑達七米多，冠覆超過三畝面積，將三把兩米長的窗鋸，請鐵匠連在一起，都無法鋸它，纏繞在它身上的巨藤，比水桶還粗。各種野生動物出沒，豹子、老虎、狼、野豬、岩羊、麂子、蟒蛇、狐狸、錦雞等等，應有盡有。當時的雪凌大，一到冬天，齊腰深的冰雪，將野獸困住，動彈不得；遠遠看去，如果雪地裡，有兩股熱汽冒出來，那肯定是被冰雪困住的野獸的兩隻鼻孔，只需用一根削尖的竹杆，從旁邊插下去，一頭麂子或者岩羊，就到手了，真正是甕中捉鱉。1963年正月初一那天，附近舊屋基的苗族同胞，二三十人，背著火藥槍，帶著20多條獵狗，追趕一頭五六百斤的野豬，追到鑽天坡附近一塊窪地裡時，野豬逃脫了，獵狗卻被一條巨蟒吸引。站在高處的苗胞們，眼看一陣搏鬥之後，五六條獵狗紛紛倒地，無法動彈，便吹響了哨子，剩下的獵狗們聽到指令，紛紛跑開。苗胞們一陣亂槍掃射，那條長達30余米、比水桶還粗的蟒蛇，掙扎一陣後，不幸斃命。余祖沛有些傷感地說，有一種名叫林狐的狐狸，鮮紅的皮毛，非常漂亮，可惜早已絕跡。還有深厚的腐殖土，又叫馬糞土，非常疏松，一腳踩下去，沒過膝蓋，蟒蛇經過時，會劃出一條深溝。一個人抱不下的古茶樹，隨處可見，沒有人覺得它們值錢，因為比它們值錢的東西，實在太多……

貴州大學茶學院的調查結果顯示，普白林場邊緣馬家坪那株樹齡4800年的古茶樹，在銅鼓山遺址形成時期，已經兩千多歲。除了普白林場和馬家坪，在青山鎮和鄰近的新店鎮境內，也就是銅鼓山周圍十多公里，如今仍然有很多地名，帶有茶字。如“茶花地”“茶籽地”“茶籽窪”“茶花嶺”“大茶林”等等。能說這些地名，不是從夜郎古國時期，就開始使用並延續下來的？地名是一個地方的文化記憶和歷史傳承，這些帶有“茶”字的地名，充分反映了那個地方、或那一塊土地，曾經生長過茶樹。

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長期生活在古茶樹身邊的夜郎古國先民，具備飲茶條件，又有器物佐證，說明他們應該很早就開始利用茶葉了。對此，吳覺農先生也表示認可，他在《茶經述評》裡寫道：“我國西南地區的兄弟民族，是早已知道茶的……秦漢以來，茶在由西南地區傳播於廣大漢民族居住地區時，因其味苦和發音近似於茶字，茶即被用來表達茶這種藥物和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