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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尋常父母的“四個春天”,一個中國家庭的生活史詩

文 |楊宙

編輯 |金石

梅菜扣肉、鯉魚湯、臘梅、扇子舞、蕨菜、小提琴、二胡、螢火蟲、燕子……如果你想記錄紀錄片《四個春天》的情節,最終留下的可能就是這些田園式的關鍵詞——在105分鐘的片子裡,除了極少數的敘事情節外,大部分鏡頭都散落在這些美好的日常細節裡。你很難用文字去傳達這部片子究竟拍了一個什麽故事,但這也並不妨礙來自這些細節裡,充盈的感動。

最早,《四個春天》是導演陸慶屹為自己的父母拍的。那時,北漂的他還不算一名導演,住在東六環,愛攝影,愛養花,喜歡在豆瓣上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他發現,無論是在《回家》的相冊裡分享父母和老家的照片,還是在日記裡寫下《我爸》和《我媽》的故事,豆瓣網友的點讚與分享量都遠遠高於平日。後來,換了一部帶攝影功能的尼康D800相機後,每年春天回家,他開始把鏡頭對準了遠在貴州黔南小縣城裡的父母,拍攝他們,及其身邊的一切。

父親陸運坤是個退休教師,寡言而溫和,愛攝影攝影,喜愛音樂,能夠來兩下子的樂器多達20多種,80多歲了,還對著兒子手寫的操作步驟一點點在電腦軟體上學習剪片。母親李桂賢則熱情直爽,過去是縣裡人盡皆知的山歌歌手,平日裡忙活著做飯摘菜,也不忘隨時在廚房和飯桌上盡情歌唱。

第一個春天是最為忙碌的。兒女們還沒到齊,母親就在家裡寫好了年夜飯目錄,父親把熏好的大串大串的臘肉提溜出來,再把梅菜扣肉用碗蓋好送進蒸鍋。一年一度的點爆竹也是一項刺激的事,點燃爆竹一端後,父親像個小孩一般,齜著牙快速逃跑,隻怕劈裡啪啦的爆竹在身後追趕上來。

還有那鄰居們送上的一盆臘梅,登山時鞋底掉了臨時包扎好的草鞋,還是在天井邊互相幫忙挑染的黑發,在陸慶屹的鏡頭下,父母微小而美好的生活撲面而來。如他們山歌裡唱的:“不會娛樂的是蠢材”。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那是一種中國人非常能理解的情感,一個一個東西放在一起,我們的情感自然就達到了。”製片人趙珣說。

第一次看片後,趙珣就決定投資這部片子,來自個人的理由是,拍給自己的父母看。在她的記憶裡,一同外出時,父親總是走在母親的前面,在家裡也不願意表達情感,就連女兒過生日時也不願意發表一次誇獎。“我一直希望他們現在依然是一個年輕的狀態,多表達自己,而不是60多歲就被整個社會定義成老年人。”

導演陸慶屹也在一次觀影交流會中說,“我的父母是被時代淹沒的一代人。”“那時候不一定是政治原因,還有科技、文化等原因,他們被時代淹沒了。我覺得在這滾滾的時代洪流裡,至少應該給他們留一個出口。”趙珣說。

但真實的生活遠不只有美好。第二個春天來臨時,陸家突然遭遇了生離死別的重大變遷。陸慶屹50歲的姐姐得了重病,在一家人的照料下離世了。

儘管這段往事僅在姐姐臨終和追悼時保留了一些鏡頭,但在直觀的敘事之外,依然可以看到親人的離世給這個家庭蒙上的灰度。父親很少再翻出他的小提琴、鋸琴、二胡,而是一遍遍地翻看舊日的錄影帶,母親也沉默了許多,再也不能一聽到電話鈴聲就判斷出,“是慶偉(姐姐)”。一家人吃飯永遠會多一雙碗筷和一把椅子,那是為慶偉留的。

春去秋來,當滿滿的4個春天在影片剪輯台上按照濃縮的時間線排列時,你能明顯地感知到時間的殘酷與無情。最明顯的是父親,女兒去世後,他衰老得厲害,過去那個手裡總有點活兒乾的老頭在時間的注視下慢慢變得木訥與遲鈍,最明顯的是那雙朦朦的、不再那麽關注世界的雙眼。

2016年之後,因為害怕鏡頭記錄下自己的衰老,父母逐漸拒絕了陸慶屹的拍攝。陸慶屹也感受到了時間的緊迫,買了2000多塊錢的電影書籍,邊學邊剪輯片子。

花了20多個月的時間,陸慶屹在250多個小時的素材中剪出了5個多小時的初剪片。深陷於素材中剪不動時,他找來好友幫忙。藝術家劉耀華是其中一位朋友,他們常常在六環外沒有暖氣和冷氣機的平房裡的深夜討論。

有一個片段,燈下,父母坐在一起,母親突然抬頭說,“起風了。”下一個畫面原本銜接著兩人在荒野中行走、風特別大的畫面,但經過兩人一番商討後,改成了窗外的繩子上,隨風搖曳的菜葉,“平靜是有力量的,有時候越平靜,背後越有一種暗流湧動的力量。”劉耀華說。

最後,105小時的正片裡,陸慶屹留下來的是那些最為平靜的生活。

第四個春天,這對老人怎麽樣了,是否從悲傷的情緒中走出來了,沒有人會知道。只不過,在這一幀幀平靜而又飽含生活細節的畫面中,你可以發現,陸老又有了新愛好,養起了蜜蜂,他穿著透明的塑料防蟄衣,時不時想去樓頂上看望自己的蜜蜂,差點被蟄後又淘氣地說,“我不惹它了!”陸母則在一旁嫌棄,“你的蜜蜂差不多就像你的初戀情人。”

他們用上了微信,第一次發語音時笑了半天;他們修凳子修電燈,風來了捨不得蒲公英被吹走;他們將放大鏡對準手機中滾滾的歌詞,小心翼翼又快樂地跟唱:“在我心靈的深處/開著一朵玫瑰/我心中的玫瑰/但願你天長地久/永遠永遠把我伴隨……”

生活沒有答案,生活處處是答案。

以下是導演陸慶屹的口述:

1

我家在貴州南部的一個小縣城。

我爸退休前在師范學校教物理和音樂,熱愛地理,熱愛自然風光,一看到漂亮的風光照,他的臉上就會泛起特別溫柔的笑容,輕輕搖晃腦袋,嘖嘖讚歎。

他喜歡自娛自樂,不論中西方樂器,他一概照單全收,吹拉彈唱都懂一些,能擺弄的有二十來種。他也愛攝影和製作影片,出門時不管有多麻煩,總會帶著一個小DV,東拍拍西拍拍,回家後剪成完整的影片,配上音樂和字幕,自己看著得意。

有一次,我帶了一個獨輪車回去,我練了好久沒練好,我爸就想去試一試,卻被我媽喝止了,說那麽大歲數摔著了怎麽辦。他那會兒都79歲了,看著那東西眼睛很饞,因為他有一種好奇心,什麽都想玩。

平時他做事總是悄無聲息的。比如睡覺前,他會不聲不響地到每個人的房間裡打開電毯預熱,家裡人每天鑽被子的時候都是暖烘烘的;吃飯時,東西擺在那,只要家裡有一個人喜歡吃,他一口都不動,全部留給你。他平時也不和任何人過多來往,一輩子沒有什麽知心的朋友,因為他根本不需要,他沒有需要傾訴給別人的心事,我媽大概是他唯一的知己吧。

我媽則是天生的暴脾氣,爭強好勝,不服輸,眉頭下就沒有寫過“困難”二字。以前我姐在沈陽的時候,家裡窮,去看望一次是很大的一筆費用,後來我姐在公司當了長官,訂了張機票讓我媽直接從貴陽飛到沈陽。

出發前一個月,我媽就開始發愁,家裡那麽多好東西怎麽才能都搬過去,臘肉啊,辣椒面啊,乾香菇啊,千層底布鞋啊,鹹酸菜啊,大多是自家種或者自家做的,親戚朋友也聞風而來,每家都要讓我媽給我姐捎點禮物,二三十家放在一起壯觀極了。我媽說,“無論如何,再累我也要帶過去。”

接機時,我姐過去幫忙,有兩個行李愣是拎不起來,誰也想不到是糯米粑,兩大袋的糯米粑,不知道我媽是怎麽弄上去的,我姐眼淚一下就出來了,坐在機場地上嚎啕大哭。

2012年,我在豆瓣上建了一個叫“回家”的相冊,放了許多回家時拍的日常照片,每張照片下面都有很多人留言,說照片喚醒了他們的記憶,好多人說喜歡。我就說真的挺奇怪的,就是這麽普普通通的場景,為什麽比我拍的好看的風景照片留言更熱烈。

後來我在豆瓣上寫了一篇文章《我爸》,網友們的反應讓我想更好的拍一些影片。我隱隱地覺得有某種能讓大家共情的,很難說清楚的東西,隻拍照片,你根本就感受不到。

2

我翻我們家的老照片時,發現我爸媽結婚的時候,連一口鍋都沒有的情況下也會去拍照。我出生後每年的照片我都有,包括我哥和我姐完整的記錄。1997年我姐工作的時候,給我爸買過一個小DV,他很興奮,隔三差五地就跑到貴陽去買小磁帶。2012年,我爸都已經80多歲了,還在他的電腦上安裝了一些剪輯軟體學習剪輯。

你可以想象我爸媽對時光、對記錄自己家庭的幸福感。我看在眼裡,也很感動,沒有意識到他給我的是一種人生的烙印。

剛開始給他們拍影片時,我在北京的工作是拍照,工作比較靈活,不用上班。有時候11月份我就回去了,基本上會拍到來年的4月份。貴州的春天很長,四月份才開始犁田、種稻,那時候為了謀生,我還幫同事拍照片乾點活賺錢。

在家裡拍攝時哪怕日常的三餐我都會拍很多,這些鏡頭也讓我難以取捨。每一餐飯裡有對話,有人物的狀態,鏡頭的層次感是不一樣的。反正到我父母吃飯的時候,我都特別愛看,我覺得可愛極了。

鏡頭裡有很多讓我感動的事情。比如我們家在樓頂和後院都種了菜,收獲時我媽就會抱著菜挨家挨戶地分,我覺得她走路的樣子都特別可愛。比如我媽有一個特別好的朋友,離我們家有20多公里,她就會挑著30多斤的糯米飯到我們家裡來,分給我們的親戚朋友。這種感動都是說不出來的。

因為我特別喜歡我爸媽,他們的一舉一動在我看來都特別的可愛,覺得應該全部記錄下來,但那時候我還沒有進入狀態,影片片段比較零散。比如我爸愛爬山,有一次我們從中午一直爬到天黑才到山頂,我就只顧著拍照片去了,忘了拍影片。一個老人爬上最高的山,說明他愛這個過程,那種自然的狀態沒有記錄下來挺可惜的。

慢慢地我才習慣去按那個錄像的功能,慢慢地進入到這裡面。隨著技術和意識的提升,它變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自然而然地跟我的生命,跟我的家庭一起出現。

一天傍晚,天快黑了,我醒來後推開門,看到的那一幕感動壞了。我爸和我媽在兩個房間裡,我爸正用電腦軟體練歌,我媽在踩縫紉機。平時她會在樓下的廚房縫衣服,那天可能是因為氣象突然冷了,她到了二樓來。他們在兩個對稱的框裡,動作很和諧,各做各的事情也挺和諧的。

我趕緊架相機,連鏡頭都沒有換,我怕這一幕溜走了。我爸的歌聲起來的時候,我感覺他的身上閃著光,黑暗中我就流淚,真的感動的流淚,你就會覺得太美好了。就這樣,生活太美好了。

3

鏡頭裡也有一些讓我難過的部分。我們每到春節的時候就會去買粽葉包粽子,我媽洗完粽葉,我爸就沿著台階晾在家裡,粽葉弄得像腳印一樣。他說,“哎呀,晾在家裡,風再大都吹不走了。”我聽了,挺難過的。

我上高一的時候,就離家出走了,在路上流浪過一段時間後,來了北京。當時我哥在清華當老師,我就住到他那兒去了,我哥的一個朋友就教我畫畫。後來,我還應聘過文字編輯,當過酒吧歌手,在專業隊踢過球,去過礦山打工,後來在廣告公司上班,誤打誤撞成了攝影師。

我們家3個孩子都在北方,這在我們那裡是一件很難想象的事情。我哥從小就是個天才,19歲就在清華教音樂,99年的時候辭職回家,現在在北京選擇當一名隱士。包括結婚這些事情,他們當然希望我們結婚,但我現在還沒有,我哥50歲了也還沒有。很難想象我爸媽為什麽那麽理解我們。

他們不會逼迫我們做什麽事情,也不會說要給我們介紹。我給我媽打電話,從來都是問最近的心情怎麽樣,身體怎麽樣,其他都她都不會主動問。我願意說工作的一些事情她就聽。這一點就是理解,你明白了她理解你。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媽就跟我說,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你要是負得起責任,你就去做。一個人其實很簡單,他能為自己的這一生負責就夠了。

2014年,我姐重病的時候 ,我們一家人又團聚在一起,只要我姐的狀態偶爾好一點,緩過來了,她就會跟我們開玩笑,我媽就會提醒我多拍一下,記錄一下。在我姐的追悼會上,棺材抬起的時候,我意識到了生離死別,昏了過去。

然後我哥扶我起來,我媽就跟我說,你不要這樣癱成一團。她對我說,你是要拿一個花圈,還是繼續拍?她讓我做個選擇,她說我們的生活還要繼續。你的生活也要繼續,該做的事情,該拍的東西也要繼續。

可能因為有音樂、藝術化解了很多不安和焦慮,他們沒有什麽可以傾訴的,也沒什麽心事,有事情就去解決。我這輩子從來沒有聽過我爸媽對生活說過一點抱怨的話,我對我爸媽最崇敬的地方,就是他們對生活的態度。

我記得一個畫面。1999年,就是我去礦山的那一年,中途我有時候會回家。正好在家的那段時期,我們家發生了火災,98年剛蓋好的房子,99年就燒沒了。我媽不在家,我和我爸徹底傻眼了,不知道怎麽辦,多少年的心血都毀於一旦的感覺,心裡空蕩蕩的。在翻燒剩下的東西時,我們發現許多舊照片和錄像都燒沒了。我爸從中翻出了一個小提琴盒,打開一看,背板也快燒成碳了,我們都感覺很心疼,因為樂器都很貴。我爸吹吹灰,歎了歎氣,就下樓去了。

突然,我就聽到了琴聲。我出門往下看,我爸坐在天井的井台上拉小提琴,優雅地,特別柔和地,拉了一首叫《沉思》的曲子。小提琴的背板已經快成碳了,聲音是吱吱的,琴聲回蕩,我能感覺音樂在安撫他。

我往下看,看了很久,覺得很平靜。可能就是一種特別絕望的狀態裡面,音樂可以安撫他。我覺得有這種力量在貫穿他的全身,我認為是有那樣的力量。

4

拍到2016年時,受到我姐姐離世的影響,我爸媽明顯衰老了不少,我非常擔心他們看不到這個片子,所以那時候跟朋友說要剪出一個完整的版本給爸媽看。

那一年,我買了2000多塊錢的書,學電影知識,邊學邊剪,包括剪輯軟體也是朋友幫忙裝的,再去問朋友具體怎麽用。我每天差不多剪輯16個小時,除了吃飯睡覺沒有其他時間,中間有半年我遠離了網絡,沒有上網,從偶爾出門、變成了幾乎不出門。

從250個小時的素材裡,我剪出的第一個版本有5個多小時,太多的東西捨不得、放不下,需要其他朋友幫我篩選。許多好的鏡頭,比如我媽抱著收獲的蔬菜送給鄰裡街坊的鏡頭,最後我沒有用,因為我覺得這種太淺白了。你一看就知道這個人太好了,他們的關係太好了。我希望這部片子不要過分代入個人情緒,不想渲染太強烈的感情,我希望讓觀眾用自己的經驗來填這個空白。

我需要篩選一些平靜的素材,平靜,就跟自然的生活差不多。如果你要把很長一段時間的生活濃縮起來,它豈不是很劇烈,但那樣的話它不真實。我想做出來的影片裡應該是很輕柔的兩個人。不管是悲是喜,真正的生活是很和緩的,生活就是這樣。

當初我跟我媽說我在拍紀錄片的時候,她不太理解這是什麽東西,我說跟電影很像,她就笑說,癡人說夢。去年年底,我接我爸媽來北京看電影,他們問看什麽電影,我說,看你們的電影,我媽很激動,有些不知所措。

當時我本來沒想讓大家知道他們在觀眾席裡,朋友說漏嘴了,負責人就讓他們說幾句。我媽知道了我真的在拍一個電影,說早知道我就穿得好看一點,頭髮太亂了。我爸看到身旁很多人,有點不好意思,隻說了句,今天我在大螢幕上看見我自己,得感謝我的小兒子。

我明白,他們這些年對我的擔憂現在都化解掉了,他們理解我,知道我在做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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