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住友春翠與泉屋博古館的青銅器

日本富裕階層對於中國文物的收藏大都開始於辛亥革命時期，只有住友春翠提早涉足尚無人注目的中國青銅器收藏。這既與當時中國大量的文物流出有關，更與當時的日本煎茶道所蘊含的中華文明基礎有關。住友春翠的收藏以及泉屋博古館完整地呈現出由煎茶道向鑒賞美術的轉變，是近代日本社會接受中國文物風潮的一個縮影。

在日本京都，與一街之隔人聲鼎沸的銀閣寺相比，這座古樸方正的博物館低調清幽，它採用中國庭院式回字形布局，四周是展廳，中間是一片寬敞的草坪。

這裡收藏著3000余件中國古代珍貴文物，有日本數量最多的中國商周青銅器，藏品水準在世界範圍內都堪稱一流，包括那件相當著名的“虎卣”；八大山人晚年傑作《安晚冊》亦收藏於此。這座博物館就是泉屋博古館。

泉屋博古館隸屬於日本大名鼎鼎的四大財團之一——住友家族。這一家族與中國藝術淵源頗深，從館名就能感受到——“泉屋”是其家族商號，“博古”則源自宋徽宗敕撰的金石學著作《宣和博古圖錄》。《宣和博古圖錄》著錄的是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數百件青銅器，泉屋博古館取名於此，正是為了表明家族收藏的重心。

泉屋博古館所藏青銅器的主人

泉屋博古館的青銅器收藏，來自住友春翠。住友春翠本名住友吉左衛門友純，出生於京都。春翠，是他中年以後的號。友純原本出身官宦家族德大寺家，二十九歲作為養子入住友家，次年成為住友家第十五代家主。

住友春翠所處的時代，正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經濟發展，財富聚集的時代，中華民國初年間，日本開始出現文物熱，此時的春翠也熱衷收藏中國青銅器和古鏡。

事實上，兒時良好的家學教養，深深影響了友純後來的收藏觀念與品位。幼年時的友純，幾乎全部時光都在德大寺家的別墅清風館度過，父親對他的教育啟蒙，是典型傳統的“和漢兼修”——讀物清單裡，既有像《日本書紀》《大日本史》這樣的日本國學書目，由父親親授；也有像《國語》《左傳》這樣的中文讀物，特地請儒學家來教授。

而後其一生留下的收藏，都留給了泉屋博古館。1960年，在春翠的故地京都鹿谷，修建了博物館。

住友春翠對中國青銅器的收藏曾在二十世紀初引領日本乃至影響歐洲。1926年去世時，英國倫敦時報報導：“收集中國青銅器收藏名家、著名的男爵sumitomo(英文住友)去世”，說明春翠已具有國際影響。那麽他究竟如何進入古銅收藏？又收藏了哪些重器？

除了青銅器收藏，住友春翠還有另一個大愛好，那便是煎茶。眾所周知，煎茶道最初源於中國，以水煮茶葉，區別於日本抹茶道。傳入日本後，自江戶後期開始日漸風靡。生活於明治——大正時期的住友春翠就是在此種氛圍中愛上了煎茶。

最初，春翠的青銅藏品便是作為煎茶用具而收集的。比如，他在1899年購得的第一件青銅器，一件夔紋筒形卣，便是在煎茶會上被用作花瓶。

到了明治時期，大型茶會出現。這時，除了茶席，還會有“展覽席”供前來品茶的文人鑒賞。人們展出書畫，也展出三代青銅器。

正如富田升所說：“煎茶人是最強有力的中國美術的信奉者和需求者，對於隱約開始顯露輪廓的中國正統美術，他們是最早的鑒賞者。”而青銅器，恰是“中國傳統文物中最典型且最正統的文物”。

住友春翠對此很早便有了意識，無論是品質還是數量，在初期便遙遙領先。

“十八會”文人雅集

1902年12月，住友家裡舉辦了一場“十八會”——每月十八日，十八位文人雅士參加，品評古董，賞玩茶事。這一場尤其隆重，陳列室被分成了兩間：

“使大家瞠目結舌的是陳列著古銅器古鏡的那間。彝、甑、鼎、卣、尊、壺等等，總共十八件都擺在架子上；此外，還有十三件鏡鑒擺在紫檀桌上。……如此滿堂逸品，誰都未曾見過。”

同年春天，日本就舉辦了第一個古銅器展覽會——“帝室博物館古銅器展覽會”（帝室博物館即東京國立博物館前身）；三年後，《博物館鑒賞錄·古銅器》出版，這時的青銅器，早已脫離了煎茶用具的屬性，真正作為美術鑒賞的對象，開始登台上場；而住友春翠的收藏也已逐漸建立起了系統而具有學術性的架構，遠遠領先於他人。

茶臼山邸平面圖。這裡原是住友家本邸舊址，後來和名園輕澤園一起捐獻給了大阪市。如今，大阪市立美術館便坐落在茶臼山一角。

此後十年，住友春翠的青銅收藏持續增長。1911年已獲一百餘件古銅器，1914年有二百餘件鏡鑒。

1917年，春翠還購入了部分清末大收藏家陳介祺的舊藏。尤其是陳介祺所藏的一套商周編鍾，一共十一件，春翠一舉買下十件。《編鍾十鍾》是最初從中國濰縣（今山東省濰坊市）購得，由日本人井深或九源經手購買，回日本後，被住友春翠收購。

青銅為何會流入日本

1900年是一個重要節點——這一年，萬國博覽會在巴黎隆重召開；而在遙遠的東方，中國剛剛爆發義和團事件，大量中國文物開始流向海外，歐美對東亞文化的興趣從此開始由日本轉向中國，收藏家亦開始大舉購藏中國文物。

住友春翠的青銅藏品，就是基於義和團事件中流出的文物所形成的。當時的金工大師秦藏六提到，因義和團事件流出的大量清宮古銅器，由鶴居堂藤田彌助老先生迅速買下，進口到了日本。又因住友家是銅礦的礦山王，老先生便勸說住友家匯總買下來——這是住友收藏形成的起步。

據統計，1903年這年，春翠就買入了37件古銅器，12件古鏡。其中就有那件著名“水銀銅乳虎”，從藤田彌助處以四千日元高價買入。人們通常將其稱為“虎卣”，如今是泉屋博古館的鎮館之寶之一。

它的造型為一隻踞坐的老虎，虎以兩後足和尾部支撐，前爪抱著一人，虎口大張，似作吞食狀，也有人認為這是老虎在為人哺乳，至今尚無定論。

整件器物上密布著精致的雷紋和動物紋，虎肩上還有提梁，虎背上方的蓋子上還立有一鹿，工藝相當複雜。學者考證後認為，該卣在湖南寧鄉和安化交界處的溈山出土。

類似造型的器物，法國池努奇博物館也收藏一件。

另一件極具代表性的夔神鼓，也是於1903年被春翠購入。

這件青銅鼓原為圓明園舊藏，鼓頭鑄有一對鳳鳥，兩面貼有鱷魚皮，鼓身還有神人面紋飾。在如今存世的商周青銅樂器中，青銅鼓非常罕見，能斷至商代的青銅大鼓，除了泉屋的這件，隻1977年在湖北崇陽出土過一件。

夔神鼓 商代晚期泉屋博古館藏

泉屋博古館至寶的反響

1911-1915年， 由秦藏六解說，出版了有關住友春翠所藏青銅的圖錄——《泉屋清賞》。此圖錄分三卷，第一次系統收錄了住友的收藏。春翠在序言中寫道：“收集多年，總共獲得了一百餘件。”此時，距離他購入第一件青銅器，過去了十二年，這正是他購藏的高峰時期。

大約1921-1922年，《增訂·泉屋清賞》發行，共五冊。富田升寫道，這是住友收藏的最佳版圖錄，而第一版《泉屋清賞》無論是藏品解說還是製版技術都不夠達標。

在增訂版中，除了又增加了截至1919年的藏品——大約八十件，春翠還特別聘請了東京大學的瀧精一和京都大學教授東洋史的內藤湖南來編訂，並請來京都大學的濱田青陵擔任古銅器的解說，原田淑人負責鑒鏡的解說。

印刷方面，則委託給了國華社製版。國華社採用的是美國最新的珂羅版照片印刷技術，精良的影像與頂尖學者的解說，這樣的青銅圖錄在當時絕無僅有。

這一版中，還特意附加了英文解說。

國華社的報告中提到：

“製作此書，不僅為了送給國內的同好者，而且也為了送給國外，因此解說中可能會添加上英文。”

在這之前，歐美對中國青銅器的收集還毫無頭緒，就任於波士頓美術館的日本學者岡倉天心1912年曾在《中國·日本美術新收品展》中說道，除了極個別美術館和私人收藏外，“世界上還不知應如何看待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價值”。

但同時他又意識到，彼時春翠的藏品已經是世界青銅器收藏的“頂峰”。並且，住友家發行的圖錄，顯然為歐美指明了方向。

富田升引用了著名中國美術大收藏家愛摩福多羅的一段回想作為證言：

“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至1918年）以前，對這種美術品的興趣極低，這類東西在各個收藏中，雖不是完全沒有，但卻分不清真品和後世的仿造品。”

他還認為：

“在日本收藏家中，住友男爵成功地創立了即使在將來也是無與倫比的收藏。男爵的公子熱情地送給我好幾卷豪華的目錄，這些目錄使沒有機會欣賞其收藏的我，也受到了深刻的啟示，它們使我認識到了青銅器的本質。”

據說，當時的瑞典皇太子Gustav Adolf對中國美術也極有興趣，他在1922年寫信給住友春翠，想要一本《泉屋清賞》。半年後，春翠贈閱了增訂版。

後來，瑞典皇太子和皇妃來日本訪問，有兩地為“第一目的”，一處是正倉院，另一處便是住友家。（文/肖永軍）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