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道，自然美的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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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以瓶花為代表的文人花道達到巔峰。插花已成為文人韻士雅居必不可少的清供，是攸關個人性情的風雅癖好。如陳繼儒在《小窗幽記》所講，瓶中插花，「雖是尋常供具，實關幽人性情，若非得趣，個中布置，何能生致！」

由於文人的推崇，中國傳統插花技藝與理論突飛猛進，中國文人花道由此進入鼎盛時期。其標誌便是張謙德《瓶花譜》、袁宏道《瓶史》、屠本畯《瓶史月表》、何仙郎《花案》等花藝著作的聞世。

這些著作對花目品第、折花造型、擇水選器、儲存保養、陳設搭配乃至插花禁忌等都有非常細緻且精微的探討。譬如，仿照官秩制度，以「九品九命」為近百種花卉劃分品鑒等級。就算同一種花也有品種優劣的區分，「梅以重葉、綠萼、玉蝶、百葉緗梅為上，海棠以西府紫綿為上，牡丹以黃樓子、綠蝴蝶、西瓜瓤、大紅、舞青猊為上」（袁宏道《瓶史·品第》）再譬如器皿選擇，文人尚清雅，故貴銅瓷而賤金銀，所以明朝文人供花主要使用銅器和瓷器。

他們對瓶的形製、大小、新舊都相當考究。夏秋用瓷瓶，冬春天寒則多用銅瓶。書室清供齋瓶宜矮而小，而堂廈供花則宜大。供花銅器有花觚、銅觶、尊罍、方漢壺、素溫壺、扁壺等，瓷器以古壺、膽瓶、尊、觚、一枝瓶為妙品，次之蓍草、紙槌、圓素瓶、鵝頸、蒲槌等亦可。一般而言，花器尚舊，古董尤佳，所以陶銅器皿入土年代越久越好，瓷器也講年代，但更講究產地和工藝，柴窯、汝窯地位最尊，官、哥、宣、定諸宋代名窯的瓷器算一流的珍品，此外，龍泉、均州、章生、烏泥、成化等窯在當時也依次有其名貴地位。

可見，插花在明代文人眼中不是一件普通的裝飾技藝，這裡麵包含了植物花卉、文物古董乃至室內設計的知識修養，也蘊含了清雅脫俗的審美理念與花道技法，它本身已經成為一種關乎生活情趣與修身養性的藝術。

對於文人花道而言，花卉的自然美學屬性並不是審美的真正核心，自然色香之美是附屬於人文審美意義的。如花卉的「品第」及精神象徵——「花中四君子」梅、蘭、竹、菊可比德君子、處士，表徵其格調的高潔；牡丹雍容華貴，堪配宮廷貴婦、名門閨秀；山茶花幽靜嫻雅，可配小家碧玉。

同時，花道審美並不只是花卉造型的審美，它也包含器具的審美以及與環境、氣象、室內陳設乃至人物協調的整體審美。只有做到色、香、型、文四要素的內在和諧，並與外在環境氣氛協調一致，才能體現花道的精髓。譬如插花之室宜清幽不宜嘈雜，宜明凈不宜太暗或太敞；傢具宜簡而精緻，不宜繁瑣而奢華；花材的搭配，「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為婢，海棠以蘋婆、林檎、丁香為婢，牡丹以玫瑰、薔薇、木香為婢……」；欣賞花藝，「茗賞者上也，談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暖房。溫花宜晴日，宜輕寒，宜華堂……」（《瓶史·清賞》），等等。

所以，插花是自然美人文化的一個典型，也就是說它更接近於現代人所講的人文藝術。這不僅是因為它的整體造型是經過創作者深度藝術加工的結果，超越了自然形式，更在於它內蘊了豐富的審美文化意義。

明代文人的花道與書畫美學理念內在相通，其追求的美學興趣重點都在天趣生動。書畫講究氣韻生動，而這一境界非妙品難以企及，插花卻不然，奇花凡草天機活潑，援之入室，自成生機。所以往往只需一瓶插花，室內頓時即可活意生香、清雅脫俗。生命的活潑是插花真正的藝術精神。書畫妙品難得，瓶花卻可隨時插換，這也是它得到普通士子喜愛的原因。另外，它不像書畫品鑒單純限於一個被靜觀的藝術對象。實際上，插花藝術始終處於和人的互動之中。且不論選花、折花、配器、擇水、造型作為插花創作過程需要人的藝術實踐投入，後續的擺放、養護皆需要人的參與。所以，插花是融入到家居生活實踐中的一種藝術形式，它本質也是一種生活行為藝術。

這種將美的創造與欣賞融為一體的藝術形式，為平淡的生活注入一種創造性（自由感）與儀式感（形式感），從而改變了生活的形式、韻律和節奏，為日常生活增添了風神氣韻。同時，插花是共享的藝術，它能將身邊人都帶入一種生活藝術審美的空間氛圍中。這種持續不斷的氛圍熏陶，本質也是一種審美參與，它會在無形中豐富所有參與者的審美經驗，並提升其審美品位。

◎本文原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作者張俊），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