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華語導演勢力版圖

作者 |阿木，資深影評人

2018年10月1日，第55屆金馬獎公布了提名名單，張藝謀的回歸之作《影》獲得了最佳劇情長片、最佳導演等12項提名，《我不是藥神》、《地球最後的夜晚》等內地電影也收獲豐富，其中最佳導演的提名者，是清一色的內地導演，而最佳新導演中，也有三位內地導演。港台電影則幾乎淪為了陪襯。

今年剛好是《海角七號》的上映十周年。當年《海角七號》風靡本土後，也帶動了楊雅喆、林書宇等新導演新作品的叫好叫座，台灣電影教母焦雄屏便盛讚他們為“超過世代”：

“我借這個字詞形容這批新生力軍，因為叫他們‘新浪潮’、‘新新浪潮’、‘新世代’都會與以往混淆。稱‘超過時代’既可以期許他們‘超過’前幾個世代的沉悶，更能形容他們的聲勢”。

“台灣電影傳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新電影的沉悶和自溺中，年輕人在藝術電影壓力中抬不起頭來，許多人也想效法前人去弄影展，別的不學就學長鏡頭，學不動鏡頭，把電影弄得四不像。等猛然驚醒電影是需要觀眾時，又回頭走一些最有保障的路，用恐怖片和同性戀題材爭取最保守、安全的族群。電影進入黑暗期有十年了，終於又重見天日”。

十年過去了，兩岸三地的電影生態也都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並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今時今日焦雄屏女士恐怕回看也不會太樂觀，而金馬獎的最佳導演，及最佳劇情長片、最佳新導演等，無疑側面說明了兩岸三地作品、導演的處境。

內地導演：老中青三代接棒共舞

還記得寧浩的《瘋狂的石頭》意外成為黑馬後，北京電影學院的黃教授在這片的研討會上表示，青年導演應該要多拍藝術片，而不是這類商業類型片。

幸好，雖然北京電影學院依然是國產電影人的搖籃，但眾多的學生已經從好萊塢電影、港台電影、日韓電影等吸取營養，並打破了文藝片/商業片的二元化思維模式，再加上電影市場的改革、電影院線的急劇發展等，內地電影逐步的進入了多元化時代：既有第五代的領軍人物張藝謀、陳凱歌，也有第六代的賈樟柯、婁燁，以及一批批不斷湧現的新人。

本屆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新導演的提名者，便是呈現出老中青三代接棒共舞的局面。

就說文牧野的《我不是藥神》吧。影片取材於現實生活裡的真實事件。但與這類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國產電影往往成為主旋律作品有所不同的是，影片既采取了現實主義的敘事手法，又從韓國類型片如《辯護人》等吸取精華，將一個灰色地帶小人物的生存困境、選擇，用通俗易懂的類型片模式呈現出來，影片最後也不僅是取得了超過30億的票房，更是贏得了絕大部分觀眾的掌聲。

影片獲得了金馬獎最佳劇情長片、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等提名。

另一位入圍者畢贛，此前就憑借著處女作《路邊野餐》獲得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新作《地球最後的夜晚》在坎城電影節時就已經備受關注，並被盛讚“文本在畢贛的電影中變得不再重要，他已經成為了真正的追夢者，用迷幻的鏡頭以及革新影像體驗的已經到底3D，將夢境完整地呈現在觀眾面前”。

張藝謀的《影》則是洗盡纖華、返璞歸真的回歸之作。一方面，影片以近乎黑白的凝重畫面，各懷心事的人物，渲染出悲烈、凝重的氣氛，並把男性之間的朝堂上的爭權奪利、各懷鬼胎，勾勒的淋漓盡致；同時，再度張揚了他早期作品的“原初的激情”（無論是《菊豆》的染坊背景或者《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後院點燈籠來指示被寵幸的女妾，在張藝謀的鏡頭語言裡都充滿著曖昧的情愫，進而借助於菊豆/頌蓮的選擇、反抗，渲染出了人物內心深處的原初激情）。

另外，賈樟柯的《江湖兒女》、陳凱歌的《妖貓傳》等，也有入圍，而內地電影的多元化、蓬勃發展早已是有目共睹。

值得一提的是，內地電影的導演中心製，也在逐漸的過度為製片人中心製，特別是年輕導演的作品，在前輩們的提攜幫助下創作、成長，如徐崢，今年就以製片人的身份參與了新導演作品《我不是藥神》、《超時空同居》、《幕後玩家》等；而以往流行的第五代、第六代的劃分模式，也早已隨著新導演的不斷湧現、類型片的雜糅混合多元化，模糊了界線。

香港導演：青黃不接難以為繼

2007年元旦後，創辦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香港《電影雙周刊》在出版了年度總結特刊後，也宣布了停刊；年底由文雋擔任藝術總監的《香港電影》雜誌創刊，他在刊首語上寫到，“我堅信，《電影雙周刊》的停刊並非一個時代的結束，而應該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不過，《香港電影》也只是維持了三四年。

2010年曾經一度湧現出港片的“小陽春”，郭子健與鄭思傑聯合導演的《打擂台》、岸西的《月滿軒尼詩》、彭浩翔的《志明與春嬌》、陳慶嘉與秦小珍聯合導演的《人間喜劇》等陸續上映，它們雖然製作成本不大，但往往充滿著很本土的味道，贏得了不少的掌聲。當年的《香港電影》雜誌，還以“特區新浪潮”為主題策劃討論了這些香港導演及作品。

但這股浪潮很快就退潮，包括彭浩翔、葉念琛、杜琪峰等素來被讚“港味”的香港導演們，都紛紛踏上了北上之路，尋求在合拍片裡的突破發展。

葉念琛曾經憑借著“愛情三部曲”（《獨家試愛》、《十分·愛》、《我的最愛》）成就了“葉氏愛情美學”，吸引到港男港女的關注，北上的《隱婚男女》表現不佳，後來返港執導的《分手再說我愛你》等也反響平平。彭浩翔的《春嬌與志明》更是不少香港導演北上的典型：生硬的將港式故事搬到內地上演，結果兩邊都不討好，倒是後來“返港”之作《春嬌救志明》為他挽回了不少面子。

杜琪峰與他的銀河映像是回歸後香港電影的一種現象，《毒戰》贏得了不少的掌聲，《單身男女》也稍微好一些，韋家輝的愛情故事加上杜琪峰的導演美學，但《單身男女2》就過於自我重複，甚至變成廣告裡插播愛情故事，而《華麗上班族》、《三人行》也都比較失敗。

倒是周星馳、徐克、王晶、林超賢等類型片導演，在合拍片的市場上找到了生存之道，特別是林超賢，《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都是叫好叫座的主流商業類型片，並成為類型片與主旋律題材的有機結合的標杆之作。

如果說，前幾年時還有彭浩翔這樣的跨越香港、內地兩岸的創作者在努力平衡，那麽，現在，北上派與本土派顯得十分的涇渭分明，其中香港本土化導演的生存溢加困難。於是，部分香港電影人尋求與內地影片網站的合作創作帶有“港味”的作品，還有一部分，則逐漸的沉寂下來。香港電影人的青黃不接，特別的顯著。

借用“講·鏟·片”的評論，則是：

“也許，不同的評審，對於不同電壓也有不同評價，從而獲得不同的提名名單及獎項。但是無可否認的是，香港電影今年處於一個相對較弱的處境。而新晉導演的電影每每在成本過低之下，雖然也許在劇本或演出上表現不差，但是卻未能在技術層面獲得適當支持，與鄰近地區電影比較的話，便明顯被比下去。如斯困局，到底如何解決，也許需要相關電影工作者反思”。

台灣導演：告別超過世代

2008年年底，針對《海角七號》、《囧男孩》、《九降風》等台灣電影的湧現、火熱，創刊不久的《香港電影》雜誌就做了一次“風水輪流轉——從《海角七號》到台灣地區電影新浪潮和港台電影的共生史”的深度報導：

“（《海角七號》）帶動了其他台灣影片在票房上的成功，觀眾似乎不再認為台灣地區電影只有藝術的、悲情的、疏遠難懂的，《囧男孩》、《九降風》都拉出賣座上的長紅，甚至打敗同檔荷裡活片，許多企業也紛紛表示未來對台產片投資的興趣。這對長期積弱不振的台片創作市場和所有台灣地區電影工作者而言，都像是一劑強心針。”

“如果以市場反應的熱烈程度視為破浪的標準，其實，從去年的《練習曲》、《刺青》、《六號出口》，到今年的《最遙遠的距離》、《流浪神狗人》、《九降風》、《囧男孩》，新浪一波接一波拍打上岸，一道新興的台潮的確已經隱約成型”。

焦雄屏將魏德聖、林書宇、楊雅喆等這群本土電影人命名為“超過世代”，肯定了他們對於前輩（包括侯孝賢、蔡明亮等）的不同之處，也突出了台灣電影工業在幾乎蕩然無存後的“超過”、“重啟”的希望。隨後，台灣本土電影又陸續的湧現出《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艋舺》、《大尾鱸鰻》等市場大賣之作。

趙又廷、彭於晏、鳳小嶽、阮經天等，已經成為了內地電影裡的常客（傳聞片酬相對便宜，且演戲比較認真），但導演們，或許一度在內地成為熱點卻又很快沉寂，缺乏表現亮眼的突出之作。

魏德聖的《52赫茲，我愛你》在去年年中時登錄內地院線，最終票房不足140萬，豆瓣評分則是5.9分，缺乏了《賽德克·巴萊》時的驚豔感；九把刀的《報告老師！怪怪怪怪物》是他根據自己的同名小說改編，但在本土既不叫好也不叫座。

不過，還是有屈指可數的幾部印象深刻的作品出現，包括程偉豪的《目擊者》、楊雅喆的《血觀音》、黃信堯的《大佛普拉斯》等，《血觀音》在去年的金馬獎上斬獲頗豐，而《大佛普拉斯》代表台灣地區參加明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台灣影評人鄭秉泓便以“崩解”、“重建的可能”形容本土劇情片的創作：

“2017年的台灣電影，很多東西崩解了。幸而並沒有被毀滅淨盡。在一片廢墟微塵之中，還是瞧見了重建的可能。所謂重建，其實有很多的方式。就劇情創作來說，2017年還有一件與電影無關卻又可能影響接下來幾年的一件事，就是台灣電視的‘振作’。”

而本屆金馬獎提名最多的台灣本土電影，《誰先愛上他的》，則可以窺見台灣電視振作帶來的影響：

本片的聯合導演徐譽庭，近幾年便陸續是《我可能不會愛你》、《荼蘼》等劇集的編劇，自編自導的這部影片《誰先愛上他的》獲得了最佳劇情長片、最佳原著劇本、最佳新導演等七項提名，稍微為本土作品挽回點面子。

一條電影課 |《影》會成為金馬獎最後贏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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