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是說大多數情況下，人們不會再為自己的情緒障礙感到羞恥。抑鬱症或焦慮症已經成為人們言談中的高頻詞。這在十年前，甚至更遠的時間，是難以想象的。
人類學家張鸝通過長達十年的田野調查體察了這一趨勢。她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人類學系主任。十年前，她開始研究中國人的焦慮——經濟的、社會結構的變化，在人心中產生的緊張。但2010年，張鸝最初和昆明老家的朋友聊起時，得到的回復是“誰關心這個？”大家隻關心買房買車。而十年之中，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困惑沿著馬斯洛的金字塔一路向上，情緒管理能力逐漸成為人們評判自我和他人的標準。她採訪轉行心理谘詢師的朋友，和她一起在谘詢室裡，面對和傾聽那些求助者。後來，她將研究成書，《Anxious China: Inner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of Psychotherapy（焦慮的中國）》。
十年中，張鸝每年花兩三個月時間待在中國，昆明——她的家鄉。這麽做的好處是，她眼前的世界總是不斷變化。一開始，人們更多為物質焦慮，如何買房，如何買車，如何漲工資。後來，人們焦慮食品安全，空氣汙染。再後來，人們會問有關人生意義的問題，但這永遠是知易行難。很多時候，人們需要的不是斬釘截鐵的回答，而是面對面的、可以捕捉到對方眼神和情緒的訴說，填補上內心缺失的一塊兒。
根據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主持調研編撰的2022版“心理健康藍皮書”，中國成年人抑鬱風險檢出率約為1/10，青少年群體有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鬱風險。疫情帶來的一系列影響讓人們的內心更加不安。疫情三年，張鸝一直無法回家看望97歲的父親，遠隔重洋的擔憂總會變成焦慮，“對我和他的情緒影響（都很大）”。
根據世衛組織數據，一個“健康社會的平衡點”是每千人擁有一位心理谘詢師。但在中國，能達到符合勝任力3級（即基本獨立職業最低標準）的谘詢師不到10萬。中國每100萬人口，只有4.6個心理谘詢工作者。
每個人都在面對內心的困境，不幸或者說幸運之處是，張鸝也經歷了這樣的困境。她在母親的葬禮之後，恐慌症發作，之後陷入長期的焦慮。這像一個中國式心理健康問題的寓言——母親長達數十年的焦慮症不被察覺，只被當作“脾氣不好”，但母親的焦慮最終傳遞給了女兒，並在她去世後徹底爆發出來。這對一個人類學家來說，意味著從此以後，關於心理問題的研究就不再是居高臨下地面對他者。她的研究對象又多了一個，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個。
關於心理谘詢，最好的故事是，人們走出困境，積攢起勇氣和信心，開始生活的下一回合。在中國，人們習慣將之視為“看病”。進入醫生的小房子，望聞問切，然後照方抓藥，兩個療程後見效，病人情緒穩定。但心理谘詢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建立關係要比“開藥”複雜得多。一兩個小時的接觸，或許只能讓谘詢師對對方有初步的了解，之後改變認知的過程隨談話或遊戲逐步推進。對於心理問題，沒有什麽藥到病除的神藥。
於是，心理谘詢在我們的社會中也呈現出階級性。金錢和時間成本，讓那些有情緒障礙的人不得不止步。就像她遇到的14歲小女孩，正在嚴重的抑鬱症中煎熬，但200塊一次的谘詢費和看病需要支付的旅費擋在面前。後來張鸝再也沒見過她。
在張鸝的研究中，心理谘詢並不是萬能靈藥。更重要的是現實中發生了什麽。歸根結底，人們的心理變化來自外圍世界的變化，反射出那些結構性的、更為宏大的變化，或者說問題。在這一層面，心理谘詢的語言或許會將問題淡化、掩蓋，將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導向更為複雜的局面。
以下是張鸝教授的講述：
人們的焦慮
中國這幾十年變化特別大，社會科學主要抓的是外在的變化，比如說經濟怎麽變，市場、消費這些東西。但更重要更深層的變化，是人對自我的認識——外在的、物質結構上的影響，如何深入到人的內心。
當時感覺到周圍有好多人存在心理情緒上的問題——10年前這種現象還不是廣泛流行，但大家有了一定意識。當時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我突然發現她成了一個心理谘詢師。她是因為自己有問題，想尋找解決的方法。中國那時候還沒有太多心理谘詢師，或者醫生來幫助他們。我感覺非常有意思，這是（了解中國社會）比較有意義的途徑。
我花了8年到10年的時間，每個暑假會回中國2~3個月（做田野調查），逐漸積累。因為時間變遷，你可以看到變化發展。我印象比較深的是，13到15年左右，發現忽然有這麽多人開始學心理谘詢，考心理谘詢師資格證。
我在心理谘詢師培訓中心跟他們（學員）聊，什麽人都有，警察、小學老師、幼兒園老師、家庭婦女、公務員，幾乎沒有一個是有醫學背景的。他們有自己的工作，不是考了馬上就要拿來吃飯的。很多人學這個是因為自己（心理）有問題，但當時中國還沒有太多心理谘詢師或醫生幫助他們。一些人是想幫助家人，還有人覺得學了之後會對工作有幫助，比如一些老師；少數人會想把自己工作放棄了，專職做一個心理谘詢師。
我覺得中國現在處在這種階段——以前大家關注的是物質上的東西，要有吃的，有衣服穿，後來要有車開，有房子。現在這些焦慮還存在，但又多了很多，對父母來說，孩子的教育，能不能上最好中學，最好的大學，以後有沒有前途。這一代人很多是獨生子，整個家庭幾代人的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又是一大焦慮。對於年輕人，有沒有穩定的工作也是很大的焦慮來源，我聽說現在大學畢業生這些年齡段的，會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
“我想說，焦慮已經成為大量中國人共有的普遍情感狀況，是一個有力的符號。此外，中國背景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同於全球許多地方、其他形式的焦慮，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們的焦慮不僅由於他們正在經歷重大的社會變革，而且還因為他們面臨黯淡的未來，例如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危機後的情況。但在中國，儘管經濟迅速崛起和擴張，許多人仍然感到焦慮和壓力，而不是樂觀。”
——張鸝《焦慮的中國》（陳榮鋼譯）
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了，下一步怎麽辦？他們就非常茫然，於是轉入探索內心生活質量，我們怎麽樣才能生活的更好？一些中產階層，會焦慮自己的健康，衛生食品安全，還有生活環境，以前是空氣汙染，現在好一些。
現在，很多人把管理自身情緒的能力當作評價一個人的標準，這是一種新的現象，也是一種隱形的價值轉變，可能在新中產階層中更能看得出來。比如說我的中學同學，以前我跟他們聊天，跟他們說我要做心理谘詢研究，他們就笑，誰關心這個？大家都忙著掙錢。
但是這兩年就不一樣了，我再說這個話題的時候，他們也會說這很重要。而且說自己有很多情緒上的問題，而且認為有沒有能力來管理情緒，是判斷一個人的素質高不高的標準。你要是素質高的話，你就有這種意識，知道它的重要性。
（如果焦慮程度10分滿分的話），感覺（中國社會的焦慮）可能是6~7。疫情這三年，對整個人類來說的，情緒上的影響都非常大。比如我，三年半沒回家了，我父親97了，3、4年沒見到他，對我和他的情緒的影響（都很大）。
疫情這幾年，因為大家都變得非常焦慮，對於心理谘詢，大家的意識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也少了很多對心理問題的汙名化。大家意識到它就像感冒一樣的，每個人都可能會經歷。
大家意識到這種需求，但是精神衛生的基礎設施還是遠遠不夠的。如果國家意識到這個問題，做一些投資，從長期來看，會有一些好的結果和影響。
母親的焦慮症
以前我覺得自己沒有任何心理問題。2013年，我媽媽去世，我正好在中國，幫家裡處理喪葬的事情，當時情緒還行。一個星期之後，有天早上我陪父親去外面散步，回到家的時候，我一下子有種心髒病發要死的感覺，心跳加速，渾身出汗發抖，想吐、頭暈。我當時在做這個項目，看了很多心理方面的書，所以我知道這是恐慌症發作。
當時我很難受，但又不能跟家人講，比如我父親，他不能理解，還會很著急。因為我看起來是很正常（的一個人），是一個大學老師，怎麽可能（會恐慌）。我說我得了流感，馬上跑到自己房間呆著。
我後來沒有再出現恐慌，但它慢慢變成了一種廣泛性的焦慮症。感覺自己總是處在焦慮的狀況下，有點坐立不安的感覺。就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找心理谘詢師，跟他們談，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現在已經基本上好了。
後來發現我的焦慮和我母親相關。她長期以來有抑鬱和焦慮情緒，一直沒有得到治療，到最後幾年才在我的敦促下看病，得到一些治療。我們之間長期之間的互動，引發出來（我的焦慮），它突然在那種情況下發作了。
我們以前隻覺得我媽媽脾氣不好，有時候易怒易激多疑。她經常會坐立不安，很恐慌，自己無法控制情緒。有時候，她一定要讓我們帶她去看醫生，看中醫西醫。回來之後，我們發現她也不怎麽吃藥，但過段時間她又要去看。我每次回國都要花很多時間是陪我媽媽看病。
我是幾十年後才意識到，她患有長期的焦慮症和抑鬱症，但是以前沒有語言來描述她的suffering——那時候，要不就說你是神經病，是瘋子，要不你就是正常人。其實大部分人都是在兩個之間，就是有情緒障礙，這些人無法得到任何幫助和治療。
當時人們把心理和情緒上的障礙劃到了神經病的範圍內，所以大家覺得這是嚴重的社會冤罪殺機。那等於說你不是一個正常人了，被排斥在社會之外。這對你的家人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誰願意承認我們家有一個精神病的？所以“文革”時期還有個說法，叫神經衰弱。後來有人做了研究，所謂的神經衰弱，其實就是抑鬱症。
“人們普遍認為，大量中國人正在遭受心理和情感問題，但沒有被診斷或治療。直到20世紀90年代，抑鬱症和焦慮症在中國還是未知的範疇，這些人傾向於將他們的疾病軀體化，或尋求中醫和其他應對方法。精神和心理問題仍然是一種嚴重的社會冤罪殺機。人們在痛苦中的普遍反應是在家人和朋友面前隱藏自己的痛苦，因為感到羞愧。這種情況使得我們極難估算中國精神疾病的發病率。”
——張鸝《焦慮的中國》（陳榮鋼譯）
現在想來我媽媽其實很難受，很可憐。這麽多年受這樣的煎熬，但是沒有精神方面的藥給她吃，給她解脫。到她去世前大概兩三年，我做了很多工作，最後說服她看精神科，吃了百憂解，一個治療情緒障礙的藥。以前她不願意吃藥，她說我又不是瘋子，你們給我吃這個藥幹什麽？
她吃了藥以後很有效，情緒變化很大。所以最後那兩三年，雖然還是有各式各樣的問題，但她的生活質量有一定提高。我可以和她比較正常地交流溝通，還是很難得的。
為什麽現在很多人心理有問題
現在很多人有心理問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無法再從以前的那種人際關係中找到這種治療和安慰。現在人生活的速度太快，不像以前，你沒事跑到我那坐著，現在見個面還要預約。現在的人際關係也比較淡，大家有很多利益衝突。
我父親（年輕時）是一個大學的系主任。老師們凡是家庭遇到問題，或者有人覺得孤單，有人要離婚什麽的，都來找系主任。在那一坐幾個小時，抽著煙說話。我當時是個小孩，就很奇怪，怎麽系主任還管這些？後來我意識到，其實我爸當時就扮演著一個心理谘詢師的角色。
咱們中國以前把這種（互動）叫談心。你的朋友親戚，你的同事和你的上司要傾聽你的很多問題。
還有人的解決方式是找中醫。中醫很大程度上，也起到心理谘詢的功能。我媽媽以前定期看中醫，大夫抓了藥她也不吃，但她就要去看。因為看中醫的時候，她就有個地方、有個機會訴說她的病情，她的不痛快、不舒服。訴說完以後，她感覺好多了。其它時間她是沒有機會訴說這些的。
這種變化跟整個社會的經濟體制變化有很大關係。現在的人在一個部門長時間乾下去的已經很少了，都是合約製，乾幾年跳到另外一個地方，工作的流動性很大。居住環境也變了，以前大家都住一起，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鄰居就是你的同事。現在樓上樓下誰是誰都不知道，大家各乾各的事。
所以現在最好的選擇是什麽？你付錢找個陌生人，就是心理谘詢師，跟你沒有任何利益衝突。你什麽都可以跟他聊，也不會有什麽不好的後果。你付了錢，像倒垃圾一樣倒一個小時，這個人就聽。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有種很可憐的感覺，要不就躺平，要不就是內卷。我是83年高考的，那時候高考恢復了幾年，開始有一些競爭和壓力了。我當時是我們省的文科狀元，考到北大。當時苦是苦，但充滿樂觀和希望，覺得有奔頭。
現在的年輕人好像就沒有那種（希望）。他們那邊繞圈子，就像老鼠在機器上，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被強迫在這種激烈的競爭中，沒有退出的可能性。
躺平可能是年輕一代對處於內卷狀態的無可奈何的反應。這種反應像是一種抗議或抗爭，在生活中能真正做到躺平嗎？我估計夠嗆。
以前的人有社會主義的精神支柱，或者西方國家認為宗教是很重要的東西，是他們尋找意義的途徑。但是現在中國城市裡面，精神性方面的東西很空缺，（所以大家疑惑）掙夠了錢，有了好的房子又怎麽樣？
中國式心理谘詢
中國心理谘詢的特色是，大部分人喜歡拿看病的模式做心理谘詢。讓谘詢師給他診斷一下，開個處方，“告訴我應該怎麽辦？”指望來上一次，最多兩次，把這個毛病解決了。但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心理谘詢是長程的。心理谘詢師首先得了解你的背景，這就得一兩個小時。要是你沒有錢和沒有工作沒有時間的話，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那些經濟收入很低的是攢了很多錢才來的，看這一次要花幾百塊。所以很多人來一兩次，就不來了。
我碰到過的幾個經濟條件不太好的家庭，這些人多半是為孩子來的——中國人為了孩子是什麽都願意做的。一般都是孩子在學校裡成績突然下降了，也不跟同學交流，變得非常孤僻，日常的作息、學習不能正常進行的。家長會先試別的，比如說溝通，或者看中醫，還是不行。這時候家長覺得沒辦法了，才會找心理谘詢師。
我遇到過一個女孩，當時大概14歲，從昆明附近的縣城來，媽媽帶著她。這個女孩當時幾乎不說話。先是讓他媽媽講了一下，媽媽就希望谘詢師能給診斷一下，是不是屬於精神病？她應該怎麽做？之後我們請媽媽出去，這個女孩單獨和我和谘詢師談。
在慢慢的引導下，女孩說她大概兩年前做了一個手術，骨頭有什麽問題，做手術過程很痛苦，也用了一些藥。她自己感覺做了手術以後，人就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我們最後還是沒有弄清楚，到底是為什麽？
心理谘詢師感覺是比較嚴重的抑鬱症，情緒非常低落，我們跟她交談，她從來不跟我們有目光的交流。我們就跟她媽媽說，覺得她這個情況比較嚴重，希望再來至少兩次到三次。她媽媽就說，我們沒有經濟條件，他們覺得谘詢費很貴——那是8年、10年前，在昆明，收費大概200塊一個小時——對他們來說負擔已經比較重了。
當時我在做研究，也有一定的經費，就提出可以給她免費。但她說還是不行，因為旅館也是很貴的。
最後不了了之，因為她不能再來。所以我們經常會碰到這種，你知道他有問題，谘詢師也想幫他，但是這些人沒有時間和經濟條件，就眼巴巴看他走了，最後是什麽樣子也無法追蹤。
另外，在今天，個人主義的傾向比以前要重了，但是中國人對自我的理解，還是非常深地嵌在一個社會關係網裡。在做自我治療的過程中，有需要暫時脫鉤出來，必須要專注自我。
但最終，特別是中國人，必須要回到他的社會現實裡。他背後的著眼點，還是為了怎麽能做一個更好的媽媽、更好的孩子、更好的同事，更好地協調我的社會關係。
“民族志證據表明，中國人對‘自我’和個人實現的追求仍然與社會義務、社會主義倫理和某些文化價值糾纏在一起。在中國，‘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的方式明顯地嵌入到家庭和其他社會過程中。正如人類學家任柯安（Andrew Kipnis）所言，今天個人主義的“崛起”與其說是一個社會事實，不如說是一個心理問題。對他來說，心理不是一個與社會隔離的場所，而是一個衝突的情感、期望和話語表現的領域。”
——張鸝《焦慮的中國》（陳榮鋼譯）
我在美國做谘詢，我說最近特別擔心我們家裡出什麽事了，疫情又怎麽樣了。我的谘詢師，美國人，他說我理解，但是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去不要管這些，你先管理自己。但我覺得我的自我不能脫離這些，雖然家在千里之外，我還是不可能把它切斷。
這還是比較有中國特色的。我們最終的目的，還是怎麽能變成一個更好的社會人。
社會問題心理化
一些人會高估心理谘詢的作用，很多時候，這是把社會和經濟問題心理化。好多問題是社會經濟結構變遷造成的，做心理谘詢或者搞心理學的人，經常會把這些問題個人化，教你怎麽從個人層面去配合應對（外界變革）。但是如果不從社會結構上改變，這些問題是永遠不會消除。
我做田野的時候，跟蹤過一個谘詢師，他經常會被一些比較大的企業找去，給職工上“職場幸福課”。公司要把員工弄到度假村，或者星級酒店過一個周末，還要付谘詢師的工資，大概要幾萬塊。
當時我跟企業人事處的人聊天，他說這幾年職工工作太難做了。以前可以做思想工作，政治學習什麽。現在不行了，職工根本不感興趣。但是這些職工又有很多不滿，國企改革以後壓力比較大，工作比以前多，競爭也更激烈，大家怨氣比較多。這些怨氣是對體制的不滿造成的，但企業又不可能不改革，所以就把職工的注意力引到個人的情緒管理上。
“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成為‘一個新的祭司階層’，對西方社會發揮著巨大的綜合影響力。這個擁有心理學知識和情感主義語言的新精英群體承擔了‘世俗精神指導’的權威角色。我的研究表明，正是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治療性治理’正在獲得力量，並重新塑造了‘後社會主義’政治。”
——張鸝《焦慮的中國》（陳榮鋼譯）
通過心理谘詢師告訴他們，怎麽樣生活幸福，怎麽樣在職場中找到幸福，怎麽樣讓自己的家庭關係變得幸福。意思就是，你們情緒上的問題，不是企業改革造成的。要從你個人出發，想你怎麽能做得更好。不要去看那些大的改革又怎麽樣了，我們是無法改變的，結構就是這樣，只能生存。
職工們覺得，這些幸福課還蠻有意思，也蠻有用的。來學一學“幸福的科學”，做一些冥想、瑜伽，對情緒的改善確實有一定好處。但是他們也明白，他們的狀況不可能完全改變。
“中國存在著一種傾向，這種傾向把因為結構變化而產生的大量社會和經濟問題心理化……這種趨勢存在很大問題，但並非中國獨有。許多學者已經展示了心理學和心理治療如何被部署來促進某種形式的自我或賦權錯覺，而實際上它所做的一切只是將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個人心理上。
“與此同時，我的觀察表明，心理乾預也可以為那些在焦慮時期掙扎於情緒危機、渴望過上更好生活的人提供些許慰藉和希望。因此，我建議認真對待這一治療轉向，並通過從不同角度仔細分辨承諾和不足、主張和意外後果，揭示深層矛盾。”
——張鸝《焦慮的中國》（陳榮鋼譯）
中國不是例外，很多國家都這樣。美國的很多公司和軍隊也是這樣，谘詢師來幫助他們，可以更好地面對一些創傷。當然，這樣做的後果，可能會掩蓋很多更大的社會問題。你不去面對，不去解決，但它肯定還是在的，影響還會越來越嚴重。最後它的cost會很高，後果就很難說。
作者 | 崔一凡 編輯 | 張瑞 出品 | 騰訊新聞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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