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在全世界最強大最富裕的美國，當疫情來臨時，人們面對著更多社會不公，堪稱美國折疊。美國著名媒體紐約時報長文深度報導了這一現象，全文約3000字，非常精彩。
在美國，個人支付約8萬美元（約55萬人民幣），可以購買一份為期6個月的私人健康管理計劃，幫助有嚴重醫療問題的人在美國複雜的醫療系統中不至於迷路，及時得到各種醫療資源。
隨著冠狀病毒的流行，這樣的VIP服務被證明是名副其實的救星，可以幫助客戶在洛杉磯安排對冠狀病毒的檢測，並可以為高危患者提供了供氧設備。
提供這項服務的公司執行主席萊斯利·邁克爾遜大言說：“我們了解實驗室的頂尖人員、醫生和護士，可以讓這個過程更有效率。”
很多人以為，新冠病毒大流行對人是公平的，它可以像對待窮人一樣折磨王子，如果希望保持健康，也沒有人能躲開社會隔離。但是不同的美國人對這種病毒的反應，暴露出美國經常被掩蓋的階級分化——在醫療保健、兒童保健、教育、生活空間，甚至互聯網帶寬方面。
在紐約，富裕的城市居民放棄了擁擠的公寓，選擇了寬敞的第二套住房。在德克薩斯州，富人正花費數十萬美元建造安全屋和掩體。
在美國各地，人們逐漸意識到，儘管人們在談論國家團結，但並非每個人在緊急時刻都是平等的。
“這是一種折疊，”邁阿密企業家、擁有一家葡萄酒公司的霍華德•巴伯內爾表示。“普通工薪階層正在為地方政府裝袋、送貨、開卡車。”
一些為富人提供服務的人強調，他們是努力的好公民。邁克爾遜強調，他隻對符合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簡稱cdc)發布的指導方針的患者進行了冠狀病毒檢測，而沒有對那些只是擔心自己感染的患者進行檢測。
儘管如此，大流行下的種姓制度（紐約時報原文如此，Still, a kind of pandemic caste system is rapidly developing） 仍在迅速生長：富人躲在度假酒店裡；中產階級和不安的孩子們被困在家裡；而處於經濟第一線的工人階級，即使有工作可做，也會因為工作和為人父母的責任而被壓到了個人極限。
曼哈頓的就業律師卡羅琳·裡士滿說：“我確實知道有富人也有窮人”，她在長島的第二個家裡為餐飲業的客戶提供裁員建議（長島是美國著名的富人區所在地，歷史上很多紐約的大富豪，例如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都在長島擁有大量優良地產）。
”我感到內疚嗎？不。但我知道我很幸運。我知道我和那些每天一起工作的人有很大的不同。”
早在新型冠狀病毒出現之前，另一種社會公正器就已經被推廣了——互聯網。數十年來，美國矽谷那些技術布道者們一直以互聯網的民主化力量為例，他們說，互聯網將為之前沒有互聯網的社會階層帶來高質量的服務。
其中一些預測已經成為現實。最近幾天，人們花在可汗學院網站上的時間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約2.5倍。可汗學院是一項頗受好評的免費在線課程。
今年3月，美國聯邦政府通過醫療保險擴大了所謂的遠程醫療服務的覆蓋面，讓更多的人可以通過網絡看病。
儘管如此，想得到這些服務而必備的技術對許多美國人來說仍然遙不可及。儘管有關互聯網接入的用戶數據並不準確，但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2017年的最新數據顯示，30%的美國家庭甚至連慢速寬頻接入都沒有。
該委員會的民主黨成員傑西卡·羅森沃塞爾表示，數百萬美國人只有手機，而且經常對手機流量使用設置嚴格的上限。
她說：“想象一下，用移動設備查找課堂作業，打出一篇論文。不可能有父母會選擇手機作為孩子學習的主要工具。”
與美國許多地區一樣，德克薩斯州布朗斯維爾獨立學區（北美的公立教育按學區來分）本周關閉後，試圖將大部分課程轉移到網上。學校鼓勵學生使用各種數字平台來跟上學習進度。
但與富人區不同的是，布朗斯維爾地區的互聯網接入是出了名的不穩定。2018年，此學區將近一半的家庭沒有寬頻，這讓它成為了由“國家數字包容聯盟”(National Digital Inclusion Alliance)編制的“連接最差城市”名單中的首位。
“我們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當把學習轉移到網絡時，”該區負責人雷內古鐵雷斯說，“這裡不是互聯網眷顧的地方。”
這種情況使許多家庭陷入困境。11歲的阿納西·盧比奧和她的母親剛剛搬進一套沒有互聯網連接的公寓。阿納西在她姨媽家使用筆電電腦時，一直無法正常使用，因為她無法讓視頻會議應用程序Zoom正常的工作。
她的母親貝特西·盧比奧說，“他們總是告訴你去網上學習乘法，或者在網上查找相關信息。”
“在網上，可能確實每個人都在同一個頁面上。但如果不是每個人都能用上高速互聯網，就像我女兒一，我擔心她會落後。”
互聯網接入遠不是窮人面臨的唯一挑戰。美國食品和商業工人聯合會的會長，馬克·佩羅內表示，本周與紐約州約5,000名超市工人舉行電話會議時，兒童保育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該聯合會代表食品雜貨和肉類加工業等行業的100多萬名工人。
佩羅納說：“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他們夠大了，他們就會把他們鎖在家裡。”他指的是把孩子獨自留在家裡的選擇。
幾周前，達琳琳·達格林在去一家療養院工作的路上，會順路將她22個月大的兒子送往日托所，但該中心在大流行中暫時關閉， 她找不到朋友或親戚照顧他時，別無選擇，只能選擇請假。
“這周我打了兩次電話請假，”達格林周三說。“然後公司打電話給我說，不能再請假了，如果再這樣，就不要幹了。”她說她不知道這周剩下的時間她要怎麽辦。
與達格林不同，瑪吉·拉塞爾-恰爾迪不必在上班和照顧年幼的孩子之間做出選擇。作為紐約市的一名非營利性顧問和兼職瑜伽老師，拉塞爾-恰爾迪女士可以安排她三歲兒子的睡眠和遊戲時間表——即使有時需要在凌晨醒來——只要他醒著活潑就行。
“我最好在他睡覺的時候自己練習，”她說的是她現在在網上教的瑜伽課。“但讓他感覺自己是瑜伽社區的一份子是件好事，雖然現在瑜伽社區是虛擬的，這對孩子來說是很重要的一課。”
中產階級迅速把生活轉移到網上的能力令人吃驚。布魯克林音樂學院以前每周約有100名教師在學校裡教授數百名學生，該校已將整個音樂教學轉向視頻會議。
自學校上周五開始網上課程以來，超過95%的私立學校學生已經恢復上課了。
管理人員多蘿西·薩維奇說，作為對比，這所學校在25所當地公立學校開展了一個音樂教育項目，學校的很多孩子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當這個項目下周推出網絡課程時，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孩子可能會參加，不過她希望最終能讓60%的孩子參與。
但在這個大流行進行時，那些富裕的中產階級並不是沒有焦慮。在其他方面享有特權的人們已經敏銳地意識到，比起更富裕的人們，他們同樣缺乏選擇。
居住在曼哈頓上東區的自由電視製片人德布·休伯曼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和更富有的朋友之間的差異。”
“我非常想離開這個城市，但我租不起房子。”
休伯曼估計，住在她樓裡的鄰居有一半已經搬到了另外一套房子，許多人和其他富裕的紐約人一樣，住在長島人口較少的東區。
“我對沒有能力離開的朋友和同事感到內疚，”喬·比爾曼說，他和家人從布魯克林的公園坡搬到了漢普頓的度假屋。（注，漢普頓在紐約長島的東面，有聲名遠揚的富人區，三面臨水，以度假勝地聞名世界，濱海區域總是雲集著來自紐約最頂層的富豪們。）
“我們知道，我們更容易與社會隔離開來，更容易適應這種社會隔離生活，我們有一個後院，孩子們可以騎自行車。”
漢普頓的生活便利不僅限於一個後院，除了更多的空間和海濱景觀，這裡的社區經常設法更新便利設施。許多在曼哈頓預備學校就讀的孩子，繼續由教師以傳統的課堂形式授課，儘管是通過互聯網授課，而公立學校則只能用網上提供的材料替代個別學習。
一家網球私教公司的廣告這樣說，“教練們仍在進行一對一的授課”，並列出了一些在漢普頓地區可以找到的職業教練。上西區的食品商場，將根據距離遠近，提供各種各樣的小吃，價格在300美元到400美元之間（在2000到3000人民幣左右）。
“我甚至不加價，多出來的費用都是信息服務費用，”食品商場總經理斯科特·戈德謝恩說。
“顯然，對於這個豪華社區的大多數人來說，錢不是問題。”
在瑪莎葡萄園島和澤西海岸等一些美國夏季度假勝地，由於擔心使當地基礎設施壓力過重，當地官員已采取措施勸阻二手房主和房客。
在其他情況下，美國富人並不是去東方或西方，而是去南方。得克薩斯州安全密室和地下掩體生產商Rising S的總經理加裡·林奇說，他已經增加了15名工人來加班，以應對新訂單的激增，其中大部分是地下掩體的訂單。Rising S的價格從4萬美元到數百萬美元不等（大約30萬到數千萬人民幣）。
“我從來沒有見過像現在這麽大的需求，”總經理林奇說。他已經習慣在晚上關掉手機，這樣他就可以睡一會兒了，“需求越來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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