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享號研究員 | 任大剛
我的童年記憶，昏黃陰鬱。
在我出生之前10余年，二舅公就死了。他沒有留下一張照片，我也不知道他長啥樣。之所以提到他，是因為我現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與他或有些千絲萬縷的聯繫。
二舅公是個專治跌打損傷的江湖郎中，有些手藝。傳聞曾經給國民黨軍的唐生智將軍看過病，推算起來，大概是唐生智棄守南京，閑居鄉野的時候了。
二舅公還是一名國軍士兵，人民解放軍打過長江時，他所在的部隊負責守衛上海。但據父親的轉述，城外大軍壓境，炮聲隆隆，他們的連長卻還在忙於做柴禾生意。這樣的軍隊，不敗也難。
二舅公在上海做了解放軍的俘虜，獲得優待，問是否願意參加解放軍，二舅公不想再當兵打仗了，於是用解放軍發放的路費，輾轉回到四川鄉下老家，那時老家還沒有獲得“解放”，局勢混亂不堪，誰來理會你的來龍去脈？我想他在解放區的見聞，在國統區一定起到了某些作用。
二舅公回鄉後不再外出，靠醫治跌打損傷的手藝謀生。他的醫術日益精湛，生計堪稱無憂。到去世時，積累的醫書據說已有幾擔之多。這些書後來被族人瓜分，靠著它們，幾個族中子弟也學會了醫治跌打損傷的手藝。
據說二舅公最喜歡我父親，一定要傳授手藝。但我父親隻跟著學了一個多月，二舅公就忽然染上重病不起。
傳統中國是個靜態社會，一般人眼界狹小，沒什麽見識，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像二舅公這樣走南闖北、甚至到過上海的人，在鄉下人眼裡，堪稱仙人下凡，所以他講的每一則見聞，必定傳播久遠；講的每一句話，必定被人細細品味。他講的上海樓房有多高，被人傳了很多年。
這就是從未謀面的二舅公的全部故事，幾百個字就說完了。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中國歷史，值得書寫的人物太多了，一個小小的江湖郎中算什麽？但正是小人物的命運，或許更直接地勾連著我們。
在上海被俘，改變了二舅公的命運，使他陷於戰亂、茫無頭緒的生活終於安靜下來，得以返回故鄉，潛心於他所熱愛的醫術。
拉長歷史的視界，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的100余年間，中國大地上短則數月、長則數年，總是戰亂不斷，給人造成無盡痛苦。
二舅公被俘歸來還算好的，我的曾祖父死於四川保路運動，我爺爺的哥哥——大老爺參加國軍抗戰，下落不明。
前後兩代頂梁柱坍塌，對整個家庭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據說我曾祖父的牌位被供在鄉上神廟裡，往大了說，也算是烈士，很光榮的；但往小了說，時過境遷不數年，誰還會惦記孤兒寡母的悲慘生活？
抗戰勝利後，大老爺沒有回來，他的妻子被迫帶著兩個女兒改嫁。前兩年在老家閑談，得知她們去了一戶楊姓人家，算起來，兩個女兒都該有七八十歲了。
我一度產生拜訪的衝動，但最終作罷——我怎麽介紹自己？她們怎麽介紹她們？或許她們已經忘記了從前的種種傷痛？——忘了就忘了吧，何必去揭這個傷疤。
我曾在縣志裡看到過一份縣檔案館藏的1941年本縣抗戰陣亡戰士名單，有40多人，以此推斷，如果大老爺戰死沙場，應該會通知家屬。
既然沒有通知，幸存下來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是他到哪裡去了呢？
上世紀80年代，一批又一批台灣老兵回來了。我爺爺去世後，我奶奶偶爾也會念叨，她的大伯子會不會從台灣回來？
對戰亂的恐懼深入骨髓，影響了幾代中國人，它成為中國和平年代的社會心理基礎。直到這40年，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成為國策，持續安定的生活，才讓中國老百姓逐漸擺脫內心的不安全感。
歷史想象避免不了穿越。我站在上海街頭，似乎就看到，69年前，二舅公舉著雙手，向解放軍繳械投降。長達百年的戰亂結束了，創巨深痛的中華民族翻開新的一頁。對我們這個普通家庭來說，亦複如此，它所激蕩的漣漪，緩慢地衝刷著後人的生活，直到今天，未曾消失。
父親自小聰明。四歲時，會用竹篾編織戴在牛嘴上，以防止牛吃莊稼的籠頭，發現造房子的木匠把放檁子的碗口鋸錯了。
二舅公死後，他又打算去學木匠，但木匠師父嫌他太窮，不肯教。於是只好自己買來木工工具自學，十幾歲時，自己籌錢買了一些木料，自己動手，把窩棚改建成正規的木頭房子，不過要蓋上瓦，是80年代的事了。
這門完全靠自學掌握的手藝，成了他後半生養家糊口的看家本領。
二十多歲時，父親成了大隊會計。我的記憶裡，來找他報銷、開證明、蓋章的，前腳有人離開，後腳有人進門。
我們這個大隊，地處平原，有一小部分山坡，二三十個自然村分成9個生產隊，1000多人，農業學大寨開始，山坡上的樹木和灌木茅草被清理一空，重新壘砌成梯田。
高度政治化的生活，給一個兒童深刻印象：
家裡永遠有堆得像小山一樣的報紙，發不出去的毛選、毛主席語錄、馬恩列斯著作，社員們對這些東西並不感興趣；以及一個大隊（村），機構多且不斷更名，導致公章不斷更換，積攢到一大抽屜，隨時可以翻出來玩，沾上印泥，到處蓋上。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大堆人擠在我家裡，用彩紙糊一大堆三角旗，上面用毛筆寫上字，人手一支，拿著去中學操場開鬥爭大會，那時一邊喊口號一邊舉起來，壯觀得很。
有一天下午在么奶家玩耍，廣播裡忽然說毛主席死了。么奶結結巴巴地重複說，聽嘛，毛主席死了……
我覺得這個事情有點大，飛奔回家喊道，毛主席死了……沒有人睬我。
後來每個大隊都開了追悼會，用柏樹枝扎了一個像門一樣的東西，又在我家裡扎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白花，每人一朵，戴在胸前。有的人哭了。
後來聽說為朱總司令開追悼會時，有個大隊的祭幛上寫的是“朱總司令永乖不朽”，但並未受到追究，長時間的政治運動，人們恐怕也疲倦不堪，懶得去追究了。
我隻覺得那時候天總是陰鬱的。
白天，四周很安靜，除了鳥叫、雞叫和豬牛叫，以及偶爾的人聲，什麽聲音也沒有。幾裡外的公路上，有時候大卡車路過，會長時間按喇叭，傳得很遠很遠。
沒有電，晚上通常是先煮好豬食，然後做飯，一大家人圍著煤油燈吃飯。吃好飯，略作休息，沒有別的事，就各自掌著燈睡覺去了。
有時候天上有飛機飛過，嗡嗡嗡的轟鳴聲傳來，抬頭看半天，運氣好會發現小得像螞蟻一樣，興奮好一陣子。有個小夥伴說有一次，一架飛機飛得很低，看見飛行員向他招手。我很羨慕，長大後才知道他是吹牛。
令人興奮的日子是趕場，趕街子場，一周一次，通常是星期天。
到街子場有四裡，要先經過三四百米長兩尺來寬的土路，才能上機耕道，這條路大概兩米寬，可以通行大拖拉機，沿著路邊是一條人工管道，一年四季都有流水，春夏季簡直波濤洶湧。不過這條路坑坑窪窪，雨天都是泥水。
小時候感覺這條路好長，走到一半，可以看到街子大橋的身影，有一種勝利在望的感覺。
街子場是街子公社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有一條七八百米長的主街和幾條小巷子，主街全部鋪上了柏油，兩邊全是瓦房，不像鄉下百分之七八十是茅草房。
街子場是那時候鄉下人心目中的文明高地。不僅有威嚴的公社辦公地，有衛生院和幾位坐堂名中醫、有中小學校，還有供銷合作社，出售鄉下見不到的布匹、搪瓷盆、洗臉帕和書等等，裡面總是人頭攢動。售貨員穿著乾淨，面貌白淨，但眼神空洞冷峻，顧客在她們眼裡，像空氣一樣，讓人望而生畏。
供銷社之外，是當地老百姓自己生產製造的一些東西，如雞和雞蛋，鍋蓋糞桶之類，但聽說被“市管會”抓住，是要沒收的。當然，還有駐扎在這裡的男女解放軍，也在買東西。
最吸引人的是那幾家飯館。進去吃飯的，要麽是上等人，要麽就是敗家的。比較得體的是吃一碗血旺。那時候我就覺得血旺不好吃，遠不如豬肉。
我跟著大人去趕場，最大的好處是有一個肉包子吃，但通常是買一兩顆硬糖，僅此而已。跟著走一趟，最大的收獲是開開眼界。
我人窮而生就一張富貴嘴。生活如此艱難，我卻不吃肥肉，也不吃辣椒，有一次大姑媽來省親，割了一刀肉，既有肥肉又有辣椒，氣得我打翻了煤油燈，但家裡並沒有把我怎麽樣。
年底，家裡會有一頭一百四五十斤的豬被父親和叔叔送去屠宰，下午會由他們用籮筐把肉和豬下水、豬血挑回來，然後是熏製臘肉裝香腸，新衣新鞋也會有的，通常還有家裡大人送的手工藝人做的陶泥玩具，大頭和尚的硬紙面具，泥土燒製的口哨，以及在地上推行可以扇動翅膀的蝴蝶小車。
過年，總是給兒童以最大的驚喜，給陰鬱的回憶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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