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1919：五四青年的留學殊途

（1920年5月，趙世炎（第三排右一）等勤工儉學留學生抵達法國凡爾賽後合影。圖/FOTOE）

後1919：五四青年的留學殊途

本刊記者/宋春丹

發於2021.6.21總第1000期《中國新聞周刊》

1920年6月，五四運動一周年之際，北京大學師生和社會名流聚集於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茶樓，歡送五位新文化運動乾將集體赴美國留學。

五人即段錫朋、羅家倫、汪敬熙、周炳琳、康白情，他們的留學是由大實業家穆藕初全額資助的，成為轟動一時的盛事，被戲稱為“五大臣出洋”。

（由穆氏獎學金資助留美的五人。前排右起：汪敬熙、康白情，後排右起：周炳琳、段錫朋、羅家倫。圖/FOTOE）

消息傳來，讓正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許德珩深受震動。五四運動中，他與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康白情被譽為“五大學生運動領袖”。此前，傅斯年已於1919年秋考取英國庚款留學官費名額赴英國留學。許德珩說，五人的集體出洋是五四之後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分裂的導火索之一。

當時的人們普遍相信，留學是尋求救國之路的必要途徑。“留學生者，強國之原素也。凡吾學生之愛國者，不可以不留學。”五四運動前，留日學生是最早的“盜火者”。陳獨秀、李大釗都曾留學日本，中國共產黨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時的8名發起人中就有6人曾留學日本。

五四運動後，一股新的留學大潮風起雲湧。中國青年的留學熱點不再是西方思想文化的轉運站站日本，而是其直接發源地，其中又分為三股潮流：留學歐美、赴法勤工儉學、蘇俄受訓。

來今雨軒之後，風雨來兮，新潮浩蕩。五四之子們負笈出洋，從此向左轉，向右轉，陣營兩分，命運殊途。

歐風美雨

1920年9月下旬，羅家倫來到紐約。他的第一志願是老師胡適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但來到紐約後，他覺得這裡人地太雜，非讀書之地，就轉到新澤西小鎮普林斯頓，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文學哲學和教育。

他在給女友張維楨的信上寫道，此地風景極美，滿林的霜葉，明媚的湖光，低回的曲徑，映出自然的化工。晚來霜氣新來，樹影在地，他獨行踽踽，月色淡淡。

他說，普林斯頓大學院巍然獨立，尤有特別空氣。同學僅130人，教授倒有一百來人。大家同吃同住，四周都在學者包圍之中。他來此之後，受了這種環境的感應，精神與身體都大大改變了狀態，多讀書，少作文，暇則談天、游泳，極健康，惟功課極忙。此地美如春花，靜如古寺，每晚會餐時要穿黑大禮袍，所以極像一種隱士生活。

他在《普林斯頓的秋夜》一詩中寫道：

我疲乏的心靈，

似散盡的水紋，

輕輕地，

融入世界的寂靜。

這位第一個為“五四運動”命名、15分鐘倚桌寫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等名句的五四風雲人物，如今對學生運動已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幾個月前，他在自己主編的《新潮》雜誌上發表了《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他認為五四運動開創了歷史新紀元，其最大的功勞就在於讓中國動起來了，並且總結了五四運動的三種真精神：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製裁的精神和民眾自決的精神。

同時他對群眾運動的得失也進行了一些反思。作為學生運動領袖，他尤其反思了運動中一些人可能會有的投機心理，認為這是群眾運動中最危險的事。他也有感到很遺憾的地方，那就是，幾乎整整一年沒能好好讀書。

因此，他很珍惜這個留學的機會。第一學期結束，他因成績優異獲得了普林斯頓免學費的獎學金。1921年，他進入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計劃研習歷史和哲學。

1921年底即將召開華盛頓會議的消息，再次把羅家倫從寧靜的書齋拉回到政治中去。華盛頓會議的主題，是解決巴黎和會遺留的日本歸還青島問題，這一問題正是五四運動的導火索。得知消息後，羅家倫、段錫朋、周炳琳等立即召開東部留學生年會，發起“留美中國學生華盛頓會議後援會”。

或許是吸取了巴黎和會以及五四運動的教訓，中國政府代表施肇基、王寵惠和顧維鈞等及時接見了羅家倫等學生代表，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態度非常好。中日最後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在法律形式上結束了日本對山東的軍事佔領，中國以一定的代價收回了部分喪失的主權，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中國外交的勝利。但國人還是普遍感到失望，羅家倫感歎“腐敗國無外交”。

華盛頓會議之後，羅家倫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他打消了攻讀學位的念頭，成為一名真正的“遊學”生。

當時歐美留學生的風氣都是追求先博後專，渴望成為一代宗師。而穆氏獎學金則為他們提供了極為優越的遊學條件。

1920年初，穆藕初設立穆氏獎學金，委託蔡元培、胡適、陶孟和、蔣夢麟四人從北大畢業生中擇優選派赴歐美留學生。他在給蔡元培的信中寫道：“竊思吾國學術，尚在萌芽時代，欲求高深之學，非求自歐美不可。”獎學金除支付學費外，還為每人每月提供120美元的生活補助（當時的官費留學生只有90美元）。獲得獎學金的五人除羅家倫外，段錫朋和周炳琳入讀哥倫比亞大學，康白情入讀伯克利加州大學，汪敬熙入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1923年上半年，穆氏企業破產，羅家倫等人的獎學金停頓。這年秋，羅家倫前往物價較低的德國，靠積蓄和稿費收入繼續求學，先進入柏林大學，後轉入巴黎大學。

1926年，羅家倫結束6年的海外遊學生涯回國。不久，他加入國民黨，投身政治，成為蔣介石器重的一員“儒將”。1928年8月，31歲的羅家倫被任命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1932年又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他擔任兩校校長期間，都對學生運動嚴加限制。

赴法勤工儉學

羅家倫等在歐美大地上輾轉遊學之時，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卻在為生存和獲得求學資格而輾轉。

許德珩是1920年2月到達法國的。其時正是赴法勤工儉學的高潮時期，法國已有近千中國勤工儉學生，更多的人還在陸續到來。

從1919年3月17日到1921年11月，20批1600餘人來到法國勤工儉學。這種被稱為“運動”的求學方式，在近代中國留學史上還是第一次。

（1920年，一些中國留法學生在法國蒙達尼公園合影。人員包括：向警予、熊焜甫、蔡暢、蕭子暲、曾琦、唐靈運、蔡和森、侯昌國、熊叔彬、蕭子升、羅學瓚、陳紹休、孫世灝、熊季光、張昆弟、葛健豪、顏昌頤、歐陽澤、李維漢、張增益、孫發利、陳紹常等。圖/FOTOE）

許德珩說，當時留學費用昂貴，對於中等或貧寒家庭的學子，靠家中供給出國幾乎是不可能的，勤工儉學才是唯一途徑。他們最嚮往的當然是蘇維埃俄國，但是當時條件並不具備，很多人就把注意力轉向了法國。法蘭西本來是進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心目中嚮往的國家，一戰後當地勞動力又嚴重缺乏，加之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等學者創辦的華法教育會大力提倡和組織，於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就蓬勃興起了。

在巴黎期間，許德珩終日迎來送往，應接不暇。從事學生運動以來，學業已荒蕪兩年，他決心離開巴黎，專心補習法語，遂南下地雄小鎮。

他離開巴黎不久，這個“只花200大洋甚至一分不出就能出國留學”的奇跡就開始幻滅了。

1920年下半年，戰後經濟危機爆發。工廠紛紛倒閉，大量有技術的法國工人紛紛失業，何況沒有技術、只能當臨時工的中國學生。

臨時工又被稱為苦工，在留法勤工儉學生中有一個專門稱呼，叫“馬老五”（“臨時工”的法文發音為“馬勒爾五”）。典型的工作是在鋼鐵廠“拉紅鐵”。在40℃以上的高溫車間內，“馬老五”們要用長把鐵鉗夾著火紅的鋼材（通常重達幾十上百公斤）拖著跑，飛濺的火星常常將人燙傷，一不小心鋼材還會碰到手腳，受傷是家常便飯。

到1921年初，“馬老五”都不易做了。失業的勤工儉學學生已有1300人之多，佔總數的80％。大部分人不得不依靠華法教育會發給的維持費生活。

不久，連這點來源也快斷了。1921年初，華法教育會宣布，對勤工儉學生的維持費只能發到這年2月底。很多學生陷入了絕境。

就在這時，傳聞說國內一些團體募集了300萬法郎，用來資助在法勤工儉學生。學生們去華法教育會詢問，遭到否認，人人怒火中燒。

1921年2月28日，在蔡和森、向警予領導下，400多勤工儉學生上街遊行，要求麵包權、讀書權和勞動權。衝突中，警察逮捕了十餘學生，多人受傷，一人被電車軋死。這就是留法勤工儉學史上的“二·二八事件”。

趙世炎和李立三等沒有參加這次行動。李立三外號“坦克”，愛與人爭辯，只要一提到反動軍閥、無恥政客，他就會大喊“推翻！打倒！”這成了他的口頭禪。

法國勤工儉學生中存在著兩個派別。一派是以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李維漢為首的“蒙達尼派”，因在蒙達尼男子中學和女子中學讀書而得名。他們認為以“勤工”求“儉學”根本不可能，只是給資本家提供廉價勞動力罷了，主張發起激進的求學運動。另一派是趙世炎、李立三為首的“勤工派”，奉行“甘做苦工，不希官費”，認為前者是“鄙視勞動”，向政府請願是“食嗟來之食”。雙方都沒有參加對方的組織，在“二·二八事件”後矛盾更是公開化了。

這時王若飛成為了兩派之間的橋梁，他往來於巴黎和蒙達尼之間，穿針引線。

4月，趙世炎赴蒙達尼找蔡和森面談。在蒙達尼郊區的一個樹林裡，兩人盡情地交談了三天，盡釋前嫌。

1920年底，周恩來也來到法國。他原本打算轉赴英國求學，無奈生活和學費昂貴，只能來到巴黎勤工儉學。即便像別人一樣當“馬老五”，他的穿著也總是整潔的。雖然生活拮據，他還是會在周末帶一束鮮花送給房東主婦。

1921年夏，趙世炎、蔡和森與周恩來等領導了進佔裡昂中法大學運動。他們兵分兩路，周恩來、李維漢、王若飛留駐巴黎，趙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陳毅等率領佔校先發隊連夜趕赴裡昂。

結果，佔校的104名學生代表都被逮捕。10月13日，法國政府以“強佔校舍、擾亂治安”為名，將蔡和森、李立三、陳毅等104人押送遣返回國。遣返前，大家一致決定，讓趙世炎混出關押地，留下來繼續領導運動。

1922年6月30日，18名勤工儉學青年聚在巴黎西門外布倫森林，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

會議由趙世炎主持，參加者有周恩來、李維漢、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劉伯堅、傅鍾、袁慶雲、王凌漢、蕭樸生、蕭三、任卓宣、余立亞、汪澤楷、尹寬、李慰農和鄭超麟。

周恩來說話有南方口音，討論章程時，他說到“醞釀”，說了好久大家才明白；又說到“宣誓”，大家實在聽不懂，他便在地上寫下了這兩個字。有人不同意，認為宣誓帶有宗教色彩，周恩來解釋說，我們宣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帶有政治約束力，如袁世凱宣誓忠於民國，後來做了皇帝，人民就說他背誓而討伐他。

會議選舉趙世炎為總書記，周恩來為宣傳委員，李維漢為組織委員，三人共同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

1922年底，趙世炎收到陳獨秀從莫斯科寫來的信，要調他和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等去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

他們動身之前，召開了少共臨時代表大會，周恩來當選為新的書記。半年來，成員已由30多人增加到72人，鄧小平、聶榮臻等都在其中。

1922年10月底，許德珩從補習法語的南部小城地雄返回巴黎。他回憶，李維漢、李立三都曾先後找過他，希望他加入黨的組織。他當時回答：“回國後一定參加革命，目前需要抓緊學習法文，以便更好地學習理論。”因此沒能在此時入黨，對此他一直深感遺憾。直到1979年，這位著名民主人士、九三學社主席才在89歲之年實現夙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進佔中法大學之後，勤工儉學運動高潮就結束了。此後，留法學生要交5000元保證金才辦護照，使得這條路阻斷了。

但短短兩年多的運動高潮，已經改變了潮流。

據統計，自甲午戰爭至20世紀40年代，蘇浙粵三省的出國留學人員始終居全國前列。但是留法勤工儉學群體卻與之迥異，1800人中四川以25.1％居首位，湖南次之，再次是廣東、江西、河北。與之相應，國民黨要人中蘇浙粵三省佔41％，共產黨高層則多來自湘川贛。

赴蘇俄：來這裡不是做學院派的

1920年夏，任弼時和同窗蕭勁光即將從湖南長沙長郡中學畢業，無力讀大學，也想走赴法勤工儉學的道路。湖南是勤工儉學大省，1919年3月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89人中，湖南籍的就有43名。但他們趕到湖南華法教育分會才知道，赴法勤工儉學已停辦。

（1920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上海半淞園為翌日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送行。左起：蕭三、熊光楚、李思安、歐陽玉生、陳紹休、陳純粹、毛澤東、彭璜、劉望成、魏璧、勞君展、周敦祥。圖/FOTOE）

1920年8月，毛澤東、何叔衡、賀民范等人發起組織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任弼時和蕭勁光都加入了。經研究會介紹，任弼時與蕭勁光赴上海進入外國語學社學習。

李達曾談到上海外國語學社的創辦背景。他說，1920年夏，內地有許多青年脫離了家庭，離開了學校，到上海找新青年社和陳獨秀。上海建黨後，決定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租了新漁陽裡6號作為容納那些青年的處所，介紹他們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房子對外掛起“外國語學社”的招牌，楊明齋任校長，俞秀松任秘書，請了俄共（布）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的夫人教授俄文。學員主要由各地進步組織選送。

幾乎同時，劉少奇從保定育德中學附設的留法高等工藝預備班畢業，因籌措不到赴法留學費用只能返湘，經賀民范介紹成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員，旋赴上海進入外國語學社。同期學員還有參加過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彭述之等人。

1921年5月中旬，經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介紹，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彭述之等帶著楊明齋寫的介紹信，從上海坐郵輪，取道日本長崎到海參崴赴蘇俄留學。

蕭勁光曾回憶：“那時‘俄國’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徵，對我們的吸引力太大了。”任弼時赴俄前給家裡的辭行信中寫道：“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乃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達此便算成功。”

他們進入了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大）。東大是1921年4月剛創辦的，史達林為名譽校長，分為國內部和國際部。國際部專事為東方各國共產黨培訓政治幹部，按國籍編班，不收學費，包食宿。學製初為七個月，1922年起改為三年。

劉少奇等成為第一批中國班學員。班上30多人，一半是湖南人。為安全起見，每人都取了俄文名字，劉少奇叫達爾斯基，任弼時叫布林斯基，蕭勁光叫查戈洛斯基。他們每人領到一套黃軍衣、一件灰呢大衣、一條皮帶和一頂綴著紅五星的船形士兵帽。

到1924年底，中國班約有學生100人。至1928年5月中國班撤銷前，中國共有4批學生進入東大學習。

東大的課程偏重政治理論教育。與在法勤工儉學生面臨的困境不同，蘇俄政府為了培養所需人才，不惜在國民經濟尚困難的情況下投入很大的人財物力，匯聚大批優秀師資。學校曾聘請瞿秋白和李宗武來當中國班的課堂翻譯兼助教。

東大開學時，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消息傳到了學校。1921年冬，黨組織開始在東大中國班發展成員，劉少奇、羅亦農等首批由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轉為共產黨員，成立中共旅莫支部。1922年年底，王一飛、彭述之、任弼時、蕭勁光等都轉為了正式黨員。彭述之、瞿秋白、羅亦農作為支部負責人表現活躍，被稱為黨內“留蘇三領袖”。

此時，由於在法勤工儉學生處境困難，中共中央決定安排中共旅歐支部部分成員赴蘇。1923年4月，任弼時和王一飛等到莫斯科火車站，迎來了由趙世炎帶隊的中共旅歐支部12人。

（1923年4月，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的任弼時（左一）、羅亦農（左二）與國內赴蘇的劉仁靜（左五）、張國燾（左四）等臨別時留影。圖/FOTOE）

旅莫支部流行一句口號：“我們是來這裡受‘訓練’的，不是來這裡做‘學院派’。”趙世炎將其進一步闡發為：“沒有訓練，就沒有共產主義。”支部建立了嚴厲的批評制度，羅亦農對支部建設還提出“集體化、紀律化、系統化”的訓練口號。

任弼時總是積極參加支部活動。他在一封家信中寫道：“我在莫身體如常，學識亦稍有進步。”他說，雖然很思念家鄉“鮮紅的野花、活潑的飛鳥”，但為了將來他不惜這種別離。

劉少奇後來回憶說，在東方大學學了八個月，取了一些經，特別是人生觀開始確定了。

1924年初國民黨一大召開，國共合作正式開始，國共兩黨均感幹部奇缺。已在莫斯科受訓兩年多的東大學生紛紛回國。旅莫支部的很多學生都成了政治骨乾，黨內有了“旅莫支部派”和“莫斯科派”之說。

國共合作開始後，1925年11月，蘇聯政府在莫斯科設立中山大學，專門為中國培育革命幹部，更多的中國青年來到蘇聯留學。據統計，自1925年至1930年，在東大和中大留學過的國共兩黨學生達1300人以上。

毛澤東一度也希望留學蘇俄。1920年2月他在與友人的通信中，說自己在考慮前往蘇俄留學。“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他還說，正在與李大釗等商量，為這件事“腦子裡裝滿了愉快和希望”。但不知是如何商量的，總之沒有成行。

這已經是他第二次與留學擦肩而過了。1918年8月，他來到北京，與蔡和森一起積極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人，自己卻沒有成行。他後來曾說，覺得對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時間花在國內會更有益處。

那時，他在李大釗任主任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謀得了一份管理員職位，月薪8元，工作內容有一項是登記借閱者的姓名，那些名字中就有傅斯年、羅家倫等“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毛澤東1936年對埃德加·斯諾回憶：“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1939年5月，在五四運動20周年之際，毛澤東在延安慶賀模範青年大會上發表了關於“永久奮鬥”的講話，再次提到了羅家倫等人。

他說，20年前，在北京參加五四運動的青年，是真正的模範青年，因為他們反對賣國政府，在五四運動中流了血，參加了那樣的鬥爭。這些青年是革命的先鋒隊，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獨立、自由、幸福，進行了那樣的鬥爭，英勇得很。20年前的康白情、羅家倫、張國燾等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個缺點，就是奮鬥比較差，沒有“永久奮鬥”的精神。永久奮鬥要到什麽程度呢？那就是要奮鬥終身。

（本文參考了《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誠樸雄偉、泱泱大風——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趙世炎傳》《為了民主與科學——許德珩回憶錄》《赤光——留法勤工儉學紀實》《劉少奇傳》《任弼時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