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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流動和效率是未來穩定增長的關鍵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中國“跋”字的本義,為草中行走,越山過嶺。後來著述者們為其所作寫一些解釋、體會、評論和感言等等,成文放在書的最後,稱之為跋。那麽,為什麽我做了本書這樣一項研究?敘述如下。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到8%以下的時間是2012年,其後的兩年持續放緩。當時對此原因,主流的有規模過大速度自然降低和外部金融危機對中國衝擊兩種解釋。2014年開始研究和著述,當時我的一隅之見是,人口自然增長速度下降、城市化滯後和土地房屋不能流轉及其出讓收入分配扭曲,造成了居民收入消費需求相對收縮,出現生產過剩,致使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最後,內容以《中國:增長放緩之迷》一書,得以在格致出版社出版。

    此書雖然試圖說明經濟增長為什麽放緩,但更重要的工作是研究如何將經濟增長速度支撐和穩定在一個中高速的區間裡。我最初的想法是搭便車,將國內外研究此問題的文獻綜合一下,加上自己的看法,寫一本書,完成任務。然而,與許多國家相比,中國戶籍等體制阻礙遷移在農村農業淤積了1億6千萬左右的勞動力,與民營企業資產平均淨利潤率相比國有企業資產的80%沒有產出貢獻,與市場配置土地要素產出水準看目前管理體制下土地浪費閑置率達30%以上。在這些算式中,與改革提高生產率能有邏輯關係的只有TFP,但其又被狹義地理解為人力素質提高和技術進步創新,找不到針對性體制改革釋放生產力的因果邏輯鏈,包括針對性的對策建議。簡單想一下,2022年如果加大國有企業改革力度,其淨資產利潤率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有3個百分點的新增長率。而這樣的因果關係,卻無法學理地表達在現有的增長模型裡。這不能不是一個學界的遺憾。

    自2018年起,我以 “應該有,但沒有”的實際狀況,以反事實法通過改革還原“應該有”而釋放增長潛能的邏輯,寫了《中國:理想經濟增長》一書,又由格致出版社出版。從今天看來,還沒有將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數理邏輯分析清楚。但需要說明的是,這是一個研究的中間環節,沒有這一步工作的基礎,也不會有今天基礎學理上的進展。

    對二元體制類型的國家來說,揭示體制變動與經濟增長變化內在關係的難題是:你認為體制扭曲影響了產出和增長,但你能不能內在地從數理邏輯和計算推演方面證明一下。分析的困境在於,原有的幾大增長模型,主要的內生變量是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等要素以及收入及支出等流體,其不直接地表達二元體制。而解決問題的出路是需要找出一個主要體現體制變化的內生變量,嵌入核算刻畫和推演預測的增長模型中。

   如果說我做了一些探索性,試圖想明白改革與增長內在數理邏輯關係的過程和工作為:①與發展中、市場經濟和體制瞬時轉軌三大標準類國家不一樣的是,中國是一個特長周期計劃與市場並存的二元體制轉軌國家。體制扭曲是一個常態,並且大多數不能被競爭主體經過變通而加以糾正。②體制是一個制度安排,而不是投入的要素和資產流體。因此,只要是以流體變量為投入、流動和產出的增長模型,都存在體制因素不能用於內生分析的卡點。③外部國際和內部市場經濟部分有各個方面的各種標準值,二元體制經濟存在對應的扭曲值,相互比較為扭曲差值。④如果將國民經濟“生產—分配—支出”看成是流動和循環系統,則由流體、渠道和閘口三要件構成,可以用標準值與扭曲值的差值,測度某種體制安排閘口的大小或開關。⑤建立差值、產出損失、體制剩餘、改革時間及強度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邏輯數理分析鏈和過程。⑥建立二元體制改革與經濟均衡增長的動態結構模型。

    我研究二元體制經濟悟出第一個道理是:增長的源泉就是各類經濟因素的流動。國民經濟正常地運行和增長,關鍵是市場機制調節和促進人口、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信息、貨幣等等,從低生產率、低收入水準、就業機會少的農村、蕭條區域和農業,向其高和多的城市、繁榮地區和工商行業流動。而計劃和行政管制,往往是在國民經濟流動和循環的渠道中,設置了許多各種不同的閘口。如果閘口是反市場作用方向阻礙流體的流動,甚至如禁止交易而使閘口關閉,就導致相關流體淤積在低生產率、低收入和就業機會少的領域中,造成效率低下、產出損失和增長乏力。體制改革,實際就是打開和取消各種各樣阻礙經濟流體流動的閘口。特別是二元體制國家,不能固化甚至再增加各類閘口。只有不斷地進行打開、減少和取消各種各樣體制閘口的改革,讓經濟流體順暢流動循環起來,才是經濟增長活力和動力的源泉。

    我悟出的第二個道理是,國民經濟運行的效率與國民經濟流動渠道上的閘口多少成反比:閘口越多,效率越低,增長動力越弱;閘口越少,效率越高,增長動力越強。一個社會,一個經濟體,國家治理的各部門和各層級,如果是以管為主的思維方式安排各方面的各種體制,整個社會和經濟的運轉,將會陷入低效率陷阱之中。比如生產側戶籍管理勞動力淤積、國企資本投入產出流量比低、土地要素禁止市場配置、土地房屋非資產化等,降低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效率。從需求側看,收入分配過多地流入政府項下消費和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包括國企壟斷的上遊產業,分配—支出—生產流動循環過程的效率比前者要低得多。如果收入和支出貨幣流動各方面的各種閘口太多,閘口伸縮關停不確定性很大,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就會呈現為需求低效率失衡的狀態。而需求側收入分配更多地向居民項下流動,支出會流向製造業、商業、其他服務業和農業,其投資、建設、生產和銷售有市場需求,是企業競爭和有效率的領域。

    書中“資產化改革與中國金融體系可能的穩定性”一章,還是從土地房屋是計劃經濟的生活生產資料和市場經濟有價值資產二元體制出發,一是解釋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貨幣投入不少,但因被出讓土地和城鎮住宅資產吸收,消費價格卻低迷的原因。二是提出問題,目前城鄉工礦領域的土地和農村住宅仍然是無價值的生產生活資料,人口老齡化在加劇,養老負擔會越來越重,但貨幣供應增長的速度遠快於GDP增長的速度,而債務增長的速度又快於貨幣增長的速度,出讓建設用地和城鎮住宅等資產增長放緩和存量相對收縮,這種土地房屋的二元體制不變能不能維持得下去?三是覺得穩定金融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關鍵,需要在未來推進城鄉土地和農村住宅的市場化和資產化進程。否則,金融和經濟體系出問題,可能是個大概率事件。當然,這一章還需要由博士和博士後跟進研究,加以深化。

    看到我文章的一些讀者問我,你的關於推進改革獲得和能夠獲得多少經濟增長潛能的數據是怎麽得來的,準確嗎?我的回答是,初步用數理邏輯的簡單算法計算得出。通俗地比喻,可以稱之為“毛算”。如果“精算”,則需要數理邏輯統計或計量化,估計參數、進行驗證、去除干擾和剔除重複等。但是,因為閘口變量一般沒有價格,替代彈性弱,計算結果八九不離十,大體上可供制定方案和進行決策時,作為一種思路、規劃和對策的參考想法和意見使用。

   項目研究一個新的思路,可能比現有的方法更加重要,因為它會決定研究的邏輯方向是不是符合分析的客體和經濟所需要的實踐。由於高校分類和地區財政狀況客觀原因,全面和精細化的計量化研究與大型計算,受到經費的限制;而博士生研究“做醋”的不能研究“做醬油”規定,限制了項目研究形不成團隊。但深化體制改革支撐經濟增長速度的實踐,卻又非常緊迫和時不待等。

    幸運的是,漸近轉軌的改革開放,已經45年特長周期的二元體制經濟,給中國經濟學的數理邏輯研究提供了豐厚的素材。學界、政策界和業界的許多老師、同仁、學生和企業,在研究過程中,給以了很多支持和幫助,在這裡向他們表達我發自內心的感謝。

    二元體制經濟的學理研究,確實如“跋”字一樣,對應於積累在腦海裡自己國家數十年的實踐,在思索的世界裡,需要耐住性子、趟河過棘和翻山越嶺。這項工作耗用了五年半的時間,但也是我學術生涯中最有興趣和最為愉快的一段時光,覺得日複一日的付出,非常值得。不論水準高低和作用會有多大,如農民種糧一樣,經濟學者也應當以經世濟民為已任,盡自己的一點微薄之力。因此,也謹以此書,作為滄海一滳,獻給我改革開放歷程波瀾壯闊、經濟發展仍然內有生機和現代化征途任重道遠的偉大國家。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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