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映，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我們說什麽人幸福呢？我們說那些心地善良、品質純正的人幸福。
美德與幸福
有點緊張，不經常在這種場合講點什麽，這次一席請我來講，我就選了這麽樣一個題目，就是美德與幸福。
這個主題說起來也蠻簡單的。第一，我們差不多都希望自己幸福吧？有句古老的話說：人人都追求幸福，人生的終極目標是幸福。另一方面，我們也願意自己是一個品德良好的人，很少有人願意別人說他是個缺德的人。
所以有可能你既擁有幸福，又擁有美德，但是這兩者之間並不總是珠聯璧合的。簡單地說，如果你是個企業家，你好好做你的企業，但是你可能會碰到一個壞的官府，它要求受賄。也許你不做什麽大事情，就是在過日常生活，但是父母病了，你排個隊去看病，怎麽都排不上號，那你是不是要托人走個後門。諸如此類，從大大小小所有這些方面，你都可能碰上這樣的矛盾。
這個矛盾簡單說起來就是：如果美德和幸福你只能選一樣的話，你選哪一樣？
我們平常所說的美德或者德性，並不一定都會給你帶來好處。你勤勤懇懇地認真工作，也有才氣，你花了半年時間畫了一幅畫賣了五千塊錢，而剽竊者可能一下子就賣了十萬。
你善良，你看見一老頭，就像我這樣的，過馬路摔了一跟頭，你跑過去扶他，結果他爬起來之後說是你撞的，還有主動碰瓷的。結果善良的人反倒吃了虧，那些袖手旁觀的倒沒事。這種現象自古以來人們就有注意到，而且也有大量的討論、大量的記述。
作家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裡就有一篇故事叫作《羅刹海市》。《羅刹海市》寫的大概是這樣一個地方——那裡面越是長得醜陋的，就越是做了高官，享有榮華富貴，最醜的就當了君主，而那些最善良、最美好的人就處在社會底層，做著最辛苦的活，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日子。
蒲松齡（左）和他筆下的《羅刹海市》
右圖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後來人們就把這個《羅刹海市》當作一個隱喻，跟我們所設想的美好世界是倒過來的。在羅刹國裡，不是有德的人過上最幸福的生活，正好相反，是那缺德的人過上最幸福的生活、最好的生活，而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卻始終過得不幸。
不過我想說，我們的現實世界，無論它好與壞，畢竟不完全是羅刹海市。我們想想自己的經歷，然後再看看身邊的人，你們年輕人看看父母，我們上了歲數的人看看年輕人，就會發現：好像勤勞的人，認真的人，善良的人，自我約束的人，他們往往還是能夠給自己掙上一個好生活。也就是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雖然不是什麽顛撲不破的真理，但美德並不總是跟幸福衝突。
那些成功人士，那些過得不錯的人，你看他們身上往往還是有很多優秀的品質。而那些懶惰的人，放任自己的人，做事不講規矩的人，往往也沒有過上什麽好生活。你放眼望向自己身邊的人，你會自己去做出判斷的。
當然相反的例子很多，也正是因為這些相反的例子，蒲松齡才會來寫《羅刹海市》。而且我們也經常會抱怨，會批評，會指責，看到那些不公義的人得了好處，那些主張公義的人沒得到好處，我們會感到氣憤，會發牢騷，甚至會抗議。
這一方面說明社會有很多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就說明這個社會還沒有糟到那個樣子，所以我們還會心有不平，還會去抗議，還會去抱怨。我們要是真正生活在羅刹海市，所有人就把這樣一個顛倒黑白的世界當做一個司空見慣的世界，當做一個自然的世界，那時候我們可能連抱怨都忘了。
那麽美德跟幸福到底是什麽樣的關係呢？我們一時這麽想，一時那麽想，也不容易理出一個清楚的頭緒。有一種理論是，做惡即使得到好處，那也只是一時的，長遠看來，畢竟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種看法也許偏於樂觀，但狡詐的人，欺騙的人，不誠實的人，終究往往是“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把這個話看得太實在了，因為的確也有狡詐的人一輩子也混下來了，而公義的人一輩子也沒得著好，這些情況也是有的。
美德跟幸福的關係這個問題不光我們會碰到，我們自己會去想，自古以來有很多很多思想家也都在考慮這個問題。所以我們下面就稍微梳理一下歷史上的這些思想家，看看他們對這個事情大致有些什麽看法。
我把他們的想法大致歸為三類，第一類就是功效主義。這個詞有時候也翻譯成功利主義，但是我還把它叫功效主義吧。按照功效主義的說法，道德是達到幸福的手段。
功效主義主要是一種英國的理論，後來從英國蔓延開來。功效主義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像穆勒、邊沁都是重要的功效主義理論家。
約翰·穆勒與初版於1859年的《論自由》
第二類我把它叫做唯道德論的主張。這樣一種主張是隻認道德，而不管道德帶不帶來好處。古代有個特別出名的唯道德論的思想家或者哲學流派，叫做斯多葛的思想流派，近代康德的思想理論也特別有影響力，我們可以把康德看作唯道德論的一個代表人物。
第三類就是像孔子、亞裡士多德這樣的思想家，他們把道德放在很高的地位上，但是他們跟唯道德論不同，他們認為幸福不僅包括美德，而且也包括健康、財富、長壽等等這樣的一些因素。
功效主義
我先講一下功效主義的理論。功效主義認為幸福是我們最終追求的目標，美德是獲得幸福的手段。這種理論可能對於你們年輕人，至少是在我年輕的時候，聽起來有一點點俗氣。把美德當作手段，好像聽起來總歸不是那麽特別義正言辭的樣子。
但是想想我們平常的生活，甚至是我們的道德教育，你會發現功效主義也有一定的道理。像我剛才講到的，的確在現實生活中，一個誠實的人，一個勤勞的人，一個能夠自我約束的人，他往往最後是給自己、給身邊的人帶來了幸福。在這個意義上，你會覺得美德好像是獲得幸福的一種手段。
在道德教育中你會聽到，家長經常教育孩子說：你要誠實。為什麽要誠實呢？家長就說了，你騙人不行，你騙人騙不長的，人家總會要知道的，最後人人都知道你是個騙子，是個不誠實的人，那誰還跟你玩，誰還信任你啊。
這個是一個很普遍的說法，但是還是從結果上來說的。在更重要的一些事情上，也有這樣一種功效主義的教育。比如，有些品質給自己帶來幸福生活的可能性要大一點，但有一些品質就不一定能給自己帶來很明顯的好處，比如像正直。當然我們知道正直是一種美德，但是一個正直的人很容易得罪上司，如果你在一個機關或企業裡面工作，不僅會得罪上司，甚至還會觸犯下屬的利益，還可能得罪你的下屬。
當這些正直的人急功近義，去伸張正義，他希望大家都能正直，他有時候會說“不自由毋寧死”這種高尚的口號，有時候也會這樣來教育或說服我們，說今天暴君在迫害這些正直的人，而你在旁觀，好像事情與你無關，但是如果你們放過他，明天迫害就會不斷地擴大，會落到所有人的頭上。在這個意義上，他也還是在用功效主義的方式來進行鼓勵和教育。
哪怕在《聖經》裡，也會這樣來信仰上帝，信仰神明：“正直人的後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貨物，有錢財。他的公義存到永遠。”
《聖經》中的詩人大衛
雖然有時候我們覺得功效主義不是一個很全面的學說，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下面我就要講講功效主義它的確也有些不足。
第一個不足我們剛才講過了，雖然有些美德有時候或者通常會帶來幸福，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美德，更不是所有的時候都能帶來好處，而的確有些惡劣的手段反而能夠帶來好處。這時候如果你只是把美德看作手段的話，那你會不會為了幸福，為了過上好日子，去採用那些惡劣的手段呢？這時候功效主義就有點變化了。
我們日常所說的功利主義，是指為了好處不擇手段，這在個人生活中是一個很可疑的觀念。在集體生活中，在更大的範圍內，這也是一個很可疑的主張。有很多理想主義者後來乾出了相當為人不恥的事情，他們一開始的辯護都是說，“為了這樣一個高尚的目標，我們且不管手段是什麽樣子的”。
目標和手段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我這裡不多講。但是你回憶一下你所知道的歷史就會看到，如果一個政權，或者一個集體，為了高尚的目標或理想不擇手段，最後往往是會帶來災難的。這是功效主義一個很值得懷疑的地方。
從理論上講，更重要的值得懷疑的地方就是，美德並不只是幸福的一個手段，美德是幸福的一個組成部分。粗想起來，好像我們講起幸福就是吃好喝好玩好，但其實要是細想的話就會發現要比這多一點。
多在哪兒呢？比如說一個納粹分子，他監管著猶太人的集中營，犯下了滔天罪惡，但是戰爭結束的時候他逃到比如說南美洲去了，隱名埋姓在那買了棟房子，身上有好多錢，他就過上了太平日子了。像這樣一個人，我們會說他過得幸福嗎？我們大概不會這麽說。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納粹德國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
戰後紐倫堡審判中，他作為行政官僚並未被起訴，後隱姓埋名在阿根廷過起了普通人的生活，1962年被處以絞刑。漢娜·阿倫特就此提出了“平庸的惡”（The Banality of Evil）。
你再想象一個官員，他對上吹牛拍馬，對下欺壓受賄，他買了好幾棟房子，每棟房子裡都養了個女人，他吃好玩好喝好了，我們說這樣的人幸福嗎？我們不說這樣的人幸福。我們說什麽人幸福呢？我們說那些心地善良、品質純正的人幸福。
幸福這個概念它天然就包含著相當的品德的成分，甚至可以說，美德構成了幸福的骨架，它是跟一個人的品質相聯繫的，它是幸福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沒有這個骨架，哪怕他吃好喝好玩好了，我們也很難說他是一個幸福的人，實際上他自己也很難認為自己是在過著幸福的生活。
道德主義
下面我簡單地講一下唯道德論。我剛才講到了斯多葛派，唯道德論認為最重要的，甚至人生中唯一重要的就是美德。美德要不要回報呢？會不會像功效主義者說的那樣：美德會帶來幸福呢？功效主義把道德視作獲得幸福的手段，與他們相反，斯多葛主義者主張美德不是獲得任何東西的手段，美德本身就是目的。
美德即幸福。一個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學家叫塞內加，他的一個著名論斷就是：“美德自身就是回報。”在一個意義上，美德不索求回報，或者你要硬說它索求回報的話，那美德本身就是回報。
塞內加（ Lucius Annaeus Seneca，約公元前4年－65年）
另外一個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學家愛比克泰德，他本人是個奴隸，曾經被尼祿皇帝重用，但是最後還是得罪了尼祿，被打入了監牢。他也說過一句著名的話，就說美德這個東西是誰都左右不了的，完全就是自己決定的，“一個暴君能夠給我的腿戴上鐐銬，但是他無法禁錮我的心靈”。
愛比克泰德（Epictetus，約55年－135年）
這兩種觀點——功效主義的觀點和道德主義的觀點幾乎是倒過來的。功效主義以福論德，就是說誰有福氣，誰得了幸福，那就說明他有德了。道德主義是倒過來的，它說以德論福，就是說一個人有美德了他就是幸福的。
在實踐中我們也見到過很多唯道德論者，或者接近於唯道德論者的人。比如說我們在教科書裡讀到的屈原、文天祥，他們就是為了他們的理想什麽都可以放棄。如果我們把這個視野再擴大一點，不僅講道德，我們也講一個人的理想，梵高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為了他的藝術理想，始終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但是他也沒有放棄理想。就此而言，道德主義對我們，特別是對年輕人，始終是有一種吸引力的。
梵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
這種吸引力有好多方面，我在這隻講一點，就是：道德比幸福好像更加牢靠。舉個例子，特洛伊戰爭大家都聽說過，普裡阿莫斯是特洛伊的國王，一生非常幸福，但是他到了晚年就發生了特洛伊戰爭，希臘人摧毀了這座城池，把他所有的兒子都殺死了，最後把城市燒掉了。
特洛伊戰爭
無論你怎樣看道德和幸福的關係，天下有很多很多命運使然的事情。我之所以舉這麽一個你們也許不是特別熟悉的普裡阿莫斯作例子，是因為亞裡士多德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專門舉他為例。
我再舉一個莊子的例子。莊子跟道德主義者至少在風格、氣質上很不一樣。莊子筆下的“神人”，隻憑自己的心意周行於天地之間，列子禦風而行，高出常人很多，但是莊子說這境界還不夠，因為他“禦風而行”他還“有所待”，還要等風，而真正的神人是無所待的，這種無所待的境界就接近於唯道德論所講的一個人內心的道德。如果道德就是幸福，你不能剝奪我內心的那種幸福感。
但唯道德論也有它的短處，我這裡就列兩條。第一條，即使是文天祥和梵高，他們也不反對幸福，他們並不是唯道德論的，他們能夠為自己的理想放棄幸福。但如果他們的理想實現了，我們想象文天祥打敗了元朝人，想象梵高就有慧眼識人，最後給了他幸福生活，他並不會拒絕。當然如果梵高過上了幸福生活，他還能不能畫出那麽好的畫，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一開始講人人都追求幸福，現在我們想說，這話可能要改一改，就是人人都願意幸福，但是他追求的東西不一定是幸福。比如說我願意有私人飛機，但是我從來沒追求過，它從來不是我的生活目標。
唯道德論的第二個問題更簡單一點，就是隻論道德不管結果，我們普通人做不到，我們的確是做不到文天祥那樣，我們甚至也做不到梵高那樣，做不到莊子的神人那樣。簡單地說，哪怕我能夠放棄我個人的幸福，但是我還生活在社會中，我有妻子老小，這是我放不下的。
孔子與我們
最後我講一下第三種，就是孔子和亞裡士多德這一種，一位是中國的哲人，另一位是希臘的哲人，他們兩位都是把德性放在最高一級，但是這兩個人都不否認在德性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會帶來幸福。
孔子直接就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我們想過上好生活，想富貴，人人都是這樣的。區別只在於，對於孔子來說，“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就是說如果要讓我用不道德的方式來獲得富貴，這個我是不能接受的。
亞裡士多德所講的良好生活，eudaimo年，也是跟孔子的結構是差不多的，他也是把美德放在第一位，但是幸福仍然包括了健康、財富、長壽等等。
亞裡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前322年）
和功效主義、唯道德論比，我覺得還是孔子和亞裡士多德的主張比較接近我們普通人的想法。一方面我們希望自己健康，有財富，能夠長壽，但是我們也不願意喪心缺德地去獲得這些東西。
這就回到了我們最早提到的這個問題，就是兩者能夠攜手並進當然最好，但是如果兩者發生了衝突，那怎麽辦？實際上這個問題是沒有一個唯一的答案的，它是沒有一個人人共同遵守的答案的。文天祥有文天祥的答案，梵高有梵高的答案，我們通常做不到他們那樣。我們也可以說，德性和好生活的這個比例是不一樣的。對於文天祥來說，德性虧了一點，他就感受不到幸福，我們如果德性虧了很多，我們就感受不到幸福。
但是不管這個比例是什麽樣子，我想說的都是，無論你對德性的要求很高還是比較低，德性永遠是幸福的一個組成部分，你要是整個地放棄了德性的要求，你是不會感到幸福的。
如果我們不像唯道德論那樣，認為幸福完全在於個人對自己德性的堅守，而且還要世上的富與貴，還要健康、長壽和好處等等，那麽德性和幸福的關係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我們個人的態度，而且它還有著社會上的背景。
可以說幸福和德性到底能夠怎樣地構成，總是由不同的社會條件所左右的。我們也可以說，一個良好的社會中，那些有德的人將有更好的機會、更多的機會變得幸福。一個不良的社會就恰恰相反，那最不良的社會就是我們前面所講的羅刹海市。
我們也可以倒過來說，我們用這個來規定或者定義一個良好社會。什麽叫做一個好社會？那就是那些有德的人會過得更好，那些缺德的人會過得不好，那麽這就是一個良好的社會。
孔子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就是說，在一個好的社會中，一個人得到了富貴，這是好的，但在一個惡劣的社會中，在羅刹海市中，一個人得到富貴，那是可恥的事。
當然，“邦有道”和“邦無道”是兩個極端，我們實際的社會是介於一個特別良好的社會和一個特別糟糕的社會之間的這樣一個地方。我們既不可能說完全地以德論福，也不可能完全地以福來論德。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把一個社會想象成那樣地壞。我知道大家在抱怨和批評的時候，有些人會把這個社會想成漆黑一團。但是這種想法、這種批評到了一個極端，它會帶來壞的後果，這個後果就是：仿佛我們任何人都不再有正當的手段來贏獲我們自己的幸福，因此那些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去得到好處的人，反倒覺得這樣的做法是自然而然的了。但反過來，我們的社會也沒有好到那種能夠以福論德的程度，就好像我們只要好好地做，一定就能夠得到幸福。
這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還有待那些正直的人去加以改變，加以改善。正直的人有可能要犧牲他們自己的幸福。我們作為普通人也許做不到，但是我就是希望，即使我們沒有像那些仁人義士那麽勇敢地站出來去改變這個社會，但是我們至少應該做到，我們在心裡，我們在能做的地方，是永遠跟這些正直的人站在一邊的。
好，謝謝大家。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