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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語為何會消亡?承載的文明體量太小了

問:為什麽首崇滿洲“國語騎射”的滿清皇帝,最後還是選擇漢人嚴複為清帝國國歌作全漢字歌詞,且該國歌曲也為古代漢地雅樂風格?這是否能說明,因為滿文化相對於同時期漢文化是落後的弱勢文化,所以最後滿語文在清末喪失了統治地位呢?

清廷的國歌,頒布於1911年10月4日,名為《鞏金甌》,樂曲由宗室溥侗選自康乾時代的皇家頌歌,歌詞確實是由嚴複創作的漢文歌詞

“鞏金甌,承天幬,民物欣鳧藻,喜同胞,清時幸遭。真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這首以歌頌清廷為主旨的國歌,隻用了四個月。它頒布後僅六天,武昌起義就爆發了。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南京臨時政府於同月頒布了新國歌,歌詞一變為讚頌古老中國擁抱現代文明

“亞東開發中華早,揖美追歐,舊邦新造。飄揚五色旗,民國榮光,錦繡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這是題外話。回到問題本身。《鞏金甌》這首漢語國歌,確實意味著滿語在當時已趨近消亡,以至於以滿語為“國語”的清廷,也不得不放棄創製滿語國歌。

滿語為什麽會消亡?

公元1599年,也就是明朝萬歷二十七年,努爾哈赤命人參考蒙古文,創製了滿文。後來皇太極又下令對滿文進行改進,修正了許多表達上的問題。此後直到1912年,滿語(清文)一直是清朝的官定國語。

作為國語,滿語獲得了皇權長期的強硬加持

在皇太極看來,滿文與後金的國運息息相關,他下旨要求後金境內使用漢語的地方,須全部改用滿文,違者嚴懲。當時的軍令、政書、文件、檔案等,一律以滿文書寫。所以,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時代,旗人基本上全都精通滿語,被俘虜的漢人為便於生計,也大多熟練掌握了滿語。

順治時代,為保護滿語,太廟等祭祀場地全面“停讀漢文,隻讀滿文”,宗室子弟也被取消了學習漢文的機會。康熙能夠熟練使用漢文,但他要求八旗幼童必須會寫會說滿文,旗人寫奏折也必須用滿文,且通曉滿文者在仕途上可以優先得到提拔。為迎合康熙的喜好,當時刑部的奏讞全部為滿文,這一現象直到康熙四十三年,才因刑部尚書王掞抗議“漢臣(看不懂文件)形同虛設”而改革,變為同時搞滿漢兩套文書。

雍正的政策,與康熙大體相似,即以官位為餌,引誘旗人和漢人學習滿語,為此制定的官職升降法規定,若八旗漢軍不能用滿語書寫自己的履歷,遇上升職機會,連列名的資格都沒有;現任職務也會遭遇停發俸祿的懲罰,直到學好滿語。駐扎雄縣的八旗兵丁因全部“不能清語”,不會說滿語,雍正一怒之下將該處官員全部革職。

乾隆時代對滿語的政策扶持,可以說是集上述所有手段於一體。具體包括:朝廷各部門的文件必須要有滿文、漢文兩份;旗人聚集時,無論大臣或者兵士,必須以滿語交流;將“國語騎射”作為八旗子弟升職降職的重要依據;旗人上奏言事必須使用滿文,不用滿文或滿文用得不好,輕則申飭,重則革職;……發展到極致時,乾隆甚至下旨對不能正常使用滿語的八旗子弟進行連坐,將“伊父兄一並治罪”。

皇權無遠弗屆,卻非無所不能。以上種種,都沒有能夠阻止滿人拋棄滿語、投入漢語的懷抱。

1752年,也就是乾隆十七年,吏部帶了兩名新考中的“筆帖式”,永泰和五達,去見皇帝。這二人來自盛京,這是清廷的“根本之地”,滿人比漢人要多(當時實施封關政策,漢人很難遷往東北);且“筆帖式”這個職位,本就是一種滿人的專屬官職,主要負責翻譯漢、滿章奏與文書抄寫。乾隆覺得二人的滿語水準一定不錯,用滿語與二人交流,不料結果卻是“清語生疏,不能奏對”,彼此間無法交流。乾隆感慨說,“其余想更無足觀”,這兩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別提了。

乾隆嚴令整頓龍興之地的滿語教育,但並無效果。1765年,一名叫做官保的盛京官員,被帶去覲見乾隆,乾隆用滿語和他交流,再度發現此人“不能清語”,不會說滿語。龍顏大怒之後,乾隆下令,以後盛京送到京城來的人,如果還有這種不會講滿語的家夥,誰送來的就嚴厲追究誰的責任。皇帝的憤怒,猶如打在棉花上的鐵拳。1775年,盛京的滿洲旗人果爾敏考取了筆帖式,上任前,吏部帶了他來覲見,乾隆用滿語與之交談,再次發現這個果爾敏只會用滿語背誦自己的履歷,其他一概聽不懂、答不上,無法交流。

滿人居多的盛京尚且如此,關內的情況自是可想而知。乾隆末年,駐防在關內各地的滿人,已普遍使用漢文。到了嘉慶、道光時代,關內駐防地的滿人已基本停止使用滿文。嘉慶七年,皇帝無奈地感歎道:

“從前滿洲盡皆通曉滿文,是以尚能將小說古詞翻譯成編……今滿洲非惟不能翻譯,甚至清話生疏,不識清字。”

在之後的一百多年裡,雖然朝廷的奏折、公文乃至對外條約,仍經常使用滿文;滿官寫給皇帝的奏折若非滿文,也經常會遭到申飭乃至革職,但總體而言,滿語已是名存實亡。

滿語的消亡,有許多原因。比如,入關後講漢語的人口遠遠多過了講滿語的人口;再比如,滿語在表達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某些事物找不到對應的詞,某些現象找不到對應的表達方式。但究其根本,核心原因仍在於:滿語所承載的文明體量,實在太小了

清朝皇帝很早就意識到了文明體量與語言命運之間的關係。

在皇太極看來,滿語的存亡,關係著國家的存亡,他說過“棄其國語習他國之語而興盛者,亦未之有矣”這樣的話。但皇太極也很清楚,自己面臨著一種“有滿語而無滿語書”的困境。為擺脫這種困境,皇太極做起了“文明的搬運工”。他先是向朝鮮索求金代與元代人翻譯的《春秋》《周易》《禮記》《通鑒》《史略》,朝鮮方面回復說手中只有“天下通行本”,也就是漢文書寫的版本,沒有金代、元代的翻譯本。無奈之下,皇太極只好命令達海(滿文的修訂者)直接進行漢文典籍的翻譯工作。

皇太極朝廷內的漢官,建議先將《四書》《孝經》《六韜》《孫吳》《素書》《通鑒》和歷代史書翻譯為滿文,因為這裡面有“汗與貝勒及國中大人”最急需的“治平之道”。皇太極的指示則是:漢文史書當中有很多“飾辭”,也就是假話,沒必要全讀,從遼宋金元的史書中摘取一部分對治國理政有價值的翻譯過來就行了,至於那些描寫交戰多少個回合、施放了何種法術之類的野史文學,沒有價值,“當停其翻譯”。這個指示透露出一種微妙的矛盾:翻譯者喜歡通俗文學,皇太極則勒令他們必須先為政治需要服務。達海1632年去世時,後金正在翻譯《通鑒》《六韜》《孟子》《三國志》(注:翻譯自三國演義)與《大乘經》。

順治時代,清廷翻譯出版了遼金元三史、《三國演義》《洪武寶訓》《詩經》與《表忠錄》。還從漢文典籍中抽取文章翻譯編纂,出版了《勸學文》《禦製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勸善要言》《范行恆言》《內則衍義》等書籍。從書名不難看出,這些都屬於政治宣教類出版物,皇帝很喜歡,普通滿人則未必——當時的滿人最喜歡的翻譯書是《三國演義》,這本小說塑造了很多滿人的價值觀,也有很多滿人將領直接拿它當兵書來讀。《南宋演義》與《唐代演義》也很受歡迎。

康熙時代,“文明的搬運”有了專門的機構。先是在1671年左右設立了“內翻書房”,負責翻譯皇帝看中的漢文資料。1680年,又設立了“武英殿修書處”,在這個機構的主持下,“凡四書五經已經翻譯外,如綱目講義等有關於治道者,靡不譯盡”——這句總結出自康熙之口,它透露了兩個訊息:(1)在皇權的支持下,已有非常多的漢文書籍被翻譯成了滿文;(2)這場文明的搬運,局限於“有關於治道者”,是按照皇權的喜好來選擇的,普通滿人的喜好與需要,並不在考慮之列。雖然康熙自詡“靡不譯盡”,但這種選擇實際上等於嚴重壓製了滿語所承載的文明體量。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年間,民間曾出現過滿文版的《西廂記》與《金瓶梅》,譯者雖未署名,但從序言中“余趁閑暇之時作了修訂”(從滿文翻譯)這類字句,可以知道這兩本書的翻譯並非官方行為。自然,皇權是不喜歡這種書籍的,滿文版的《西廂記》與《金瓶梅》,在乾隆時代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被皇帝下旨封禁。

1742年,乾隆下達了一份針對宗室子弟的諭旨。在諭旨中,他重複了一百年前順治皇帝的禁令:

“前準宗人府、禮部所請,設立宗學,令宗室子弟讀書其內,因派員教習清書,其願習漢書者,各聽其便。今思既習清書,即可將翻譯各樣漢書觀玩,著永免其習漢字諸書,專習清書。爾衙門傳示。”

順治下達這樣的禁令,說明在他那個時代,“宗室子弟”已經出現了不喜滿語、專學漢文的傾向。乾隆重申順治的禁令,說明這種傾向百年來並沒有得到扭轉,反而愈演愈烈。原因自然也是顯而易見的:面對更大的文明體量,那裡有更多的小說,更多的戲曲,更多的遊戲……誰會願意老老實實呆在滿文文化圈,隻讀那些經過官方揀選的翻譯版書籍呢?

也就是說,從皇太極到乾隆,皇帝們一直在固執地做無用功

他們想要保護滿語,因為他們覺得滿語的存亡與政權存亡indivisible。他們也知道滿語有一個先天缺陷,就是“有滿語而無滿語書”,滿語承載的文明體量太小,所以一直在做搬運工,想要將漢語所承載的文明,盡可能多地搬進滿語當中。但在搬運的過程中,他們似乎並未意識到:語言的生命力,不在於它能夠多大程度上滿足君王的需要,而在於它能夠承載多少自由創造與自由表達。

試想,如果漢語只能承載朱元璋《大誥》裡的“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而不能承載《孟子》的“民貴君輕”,不能承載《西廂記》與《金瓶梅》,也不能承載趙友欽(元代人)的“小孔成像”實驗……當漢語與其他語言發生不可避免的交流與接觸,它還會有生命力嗎?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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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家富,《乾隆朝國語保護制度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

章宏偉,《十六—十九世紀中國出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鮑明,《滿族文化模式:滿族社會組織和觀念體系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5年。

林家有,《辛亥革命對滿族的影響——滿語滿文廢棄的原因探索》。

王世凱,《遼寧地區滿語資源及其管理》,遼寧民族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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