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的“迷思”——重估社會科學經驗研究

2018年5月26日晚，“北大文研論壇”第六十八期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208會議室舉行，主題為“實證的‘迷思’——重估社會科學經驗研究”。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葉啟政作引言，文研院常務副院長渠敬東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員、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雲杉，文研院工作委員、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飛舟，文研院工作委員、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李猛，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侯旭東，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應星、副教授王楠出席並參與討論。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葉啟政

首先，渠敬東教授歸納了葉啟政教授最近出版的《實證的迷思：重估社會科學經驗研究》一書的主要內容。他認為，本書反映了葉啟政教授對於社會學及相近學科當今形態及未來發展的責任感。渠敬東教授提到，當今世界共同面臨著生產性和再生產性的體制，且這一體制已經徹底進入社會科學乃至人文學科的領域。這意味著，我們的思維、研究與方法同時代整體的體制密切相關，學術發展的完全技術化會對國家和文明自身的延續與未來產生重要的作用。

文研院常務副院長渠敬東

渠敬東教授進一步指出，研究者的話題可以從單純的研究思維、方法與策略向著它形成和發育的歷史回歸，並由此關照整個世界的生產體系。在重新回到西方鍛造現代世界圖景的同時，探究當時對社會構成的理解及其內在思維和圖景結構與今天研究方法的關係。本次論壇所探討的內容不再局限於傳統議題，還包括世界歷史的發展前景及其與學者之間的知識的關係。

隨後，葉啟政教授分享了自己有關社會科學經驗研究的觀點。他強調量化的意義，並認為關鍵點在於“詮釋”意義的方式。同時，葉啟政教授認為，科學只是一種態度，而非衍生出來的一種特定的技術。假如我們接受“知識是社會的產物”這一前提，那麽，既然是社會的產物，知識就都具備一定的歷史文化特質，並享有社會連接起來的對世界或對人的一種感知的特殊模式。換言之，任何的知識（包含科學知識）背後都有一定的所謂哲學、人類學的預設，也都會有一定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而這些東西不是不可批駁的。我們可以對知識建構背後的基本預設進行追問，若不這樣做，我們就沒有反思的能力。

以《實證的迷思》一書為例，葉啟政教授表示，他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回頭檢驗美國社會學是在何種歷史條件下成為今天這般模樣的。在他看來，其中最重要的，是被稱之為定量的研究。當理性化逐漸壓縮纖細型思維的太空，幾何型思維成為唯一的教條。自然科學同數學結合，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基本典範，並將計量應用到了對人的研究當中。葉啟政教授也在書中闡釋了十九世紀以後的統計學發展、“均值人”（average man）出現的歷史背景。

在介紹書中有關統計學發展歷程的內容時，葉啟政教授再次強調，統計學有著具體的歷史背景。以參數統計中平均值的使用為例，這一概念在各時期的重要性有所不同；每個測量的部門也在人類世界中各自表示著特殊的意義與性質。他援引統計學家的觀點，表示“統計是處理誤差的藝術”。在對智力等與人相關的因素進行測量時，重點不在於人種的優越與否，而在於概念與測量的比例以及如何在二者之間連接。研究者應當關注並思考基礎測量的現實意義、歷史意義與文化意義，理解定量背後西方哲學人性與歷史提供的預設。

葉啟政教授認為，作為一個學者，定量研究過程中的思考極為重要，也是構成所謂學術良知的最核心部分。人們應當理解其中的局限性，並清晰地認識到這不是表達真理的唯一方法。學界應當警惕西方邏輯對現代知識的決定作用，在做學問時保持謙虛的態度，明確自己的極限，否則將產生“暴君型的作為”。而在定性研究的領域，理論的思考同樣有其局限性。葉啟政教授表示，世界是多元的，社會也存在不同角度的多種面向，沒有一個側面能代表“最後的真理”。他強調自己對定量並不持反對態度，而是反對把特定的科學觀當成準宗教的無上律令，替代上帝宣言真理。

接下來，周飛舟教授也從統計學角度出發進行闡述。他引述了葉啟政教授在書中表述的觀點，認為統計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哲學，是在對人的假定基礎上展開的研究。周飛舟教授以“法身”、“法相”舉例，表示好的量化研究不是純粹靠量化技術做出來的——量化研究不是一個自洽或自足的研究。如要很好地完成樣本選取這一關鍵步驟，其先決條件就在於對樣本總體有非常充分的了解。此外，作為一個純粹的工具，總體的方差也是決定抽樣的關鍵因素，但做社會研究的主體還是人。好的量化研究首先需要作者洞察兩個社會現象之間的關係，再採用量化的方法進行證明，而非通過數據發現關係。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飛舟

周飛舟教授進一步解釋了量化研究與田野的關聯。他認為，應當把量化研究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屬於技術；另一部分雖未在文章中呈現，卻是關鍵且無法為人工智能所代替的。量化研究無法自足的原因就在於洞察力無法通過統計技術得到——洞察主要依靠理論和田野。周飛舟教授表示，儘管統計和數據收集技術已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學很多的洞察力還是來自田野，而離開田野則會“自己斷了自己的路”。如葉啟政教授所說，田野中面對的不是“一些抽象意義上的人”，而是“活生生具體的人”。數據或田野研究的目的都是增加自己對社會的洞察能力。社會研究的過程就是一個自省的過程，一個反思的過程。

應星教授則從另一側面回應了討論的主旨。他首先分享了對《實證的迷思》一書的感受，歸納了葉啟政教授所表述的關於知識社會學分析的觀點。應星教授指出，現在的社會學教育缺少對理論訓練與方法論的學習，對這些學術工具所具有的力量和局限性也缺乏充分的理解。葉啟政教授的著作從技術視角追溯到哲學層面，討論了統計學中的“偶然”放置在現代科學或現代社會位置中的方式問題。學者不應做西方的追隨者，但也不能簡單地拋開，而應更深地進入西方、挖掘其根本，才有能力回頭面對本土文化與田野。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應星

侯旭東教授從歷史學的視角表達了自己對這一主題的理解。聯繫自身教學指導經歷並與葉啟政教授的著作對照之後，侯旭東教授表示，在歷史中運用統計學的研究具有一定困難性，一些變量之間的複雜關係難以把握。葉啟政教授曾在書中對“均值人”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侯旭東教授認為，以統計學的方式研究並理解古今中國，需要思考“均值人”假設是否適用，且應思考不同時期、體制與位置上的“人”應被如何度量。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侯旭東

李猛教授同樣援引書中的論述，分析了不同傾向的統計方式背後的社會概念。他表示，葉啟政教授二十多年前的授課改變了他對社會理論工作方式的理解。整個大數法則和常態分布曲線以及對均值和方差的理解，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大眾社會的特點，而這樣一個社會應該具有長期穩定的社會關係。另一方面，部分人相當重視體現在離散度上的、個人偏離或者並不完全等同於常態的形式。這要求構成社會的基本不應是等級製，不應存在人和人之間的依賴關係與古代人倫社會的強烈差異性、偏私性，也不應被明確具體的社會集團所阻斷。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李猛

李猛教授指出，現代社會存在大量的新生特徵，而非長期的穩定狀態——這將給長期統計分析帶來相當大的不確定性。葉啟政教授的分析很好地揭示了由“均值人”個體構成的社會，具體內容包括怎樣理解現代社會中建立的個人以及社會形態背後的政治構成過程，而這些正是社會在社會學形態上體現出來的面貌。李猛教授強調，葉啟政教授不僅警示我們提防統計背後過於科學主義或技術主義的理解，更通過對統計進行反省，讓我們認識到作為分析對象的社會與社會結構本身具有何種樣態。統計概念本身就是社會自我理解的方式，統計學本身也是這個社會最應探究的真相。

劉雲杉教授則從教育的角度進行探究。她認為，實證主義不僅是方法論，也是社會對知識範式的塑造和選擇，同時對教育有著深刻的影響。“均值人”、常態分布等要素既左右著我們的教育政策，又設計著我們的教育制度。而教育制度在中國教育政策的情境中，除了培育功能，還有篩選功能。現代社會的教育已不再高居象牙塔，還擔任著人才分類、教育篩選的作用，同時是欲望再生產的核心機制。劉雲杉教授引用了一些學者的觀點：二十世紀的社會馴服的是生產者，二十一世紀培養的是消費者。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雲杉

劉雲杉教授對當代中國的教育狀況進行具體分析。她認為，“教育已經不再是教育”，而是稀缺資源分配的代理機制：一方面追逐著稀缺昂貴的教育符號，另一方面又在輿論上排斥著教育。教育公平由此成為非常複雜的內涵的訴求：行政權力在回應複雜訴求的過程中，以減負回避篩選，又以均衡來延緩篩選。但她仍舊相信現代教育“師道傳承”的因素，並表示人們依舊能在其中挖掘人性和理性的光芒。

接下來，王楠副教授圍繞社會科學的傳統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他認為，美國社會科學呈現科學主義的趨勢，其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變化也和我們今天的處境有類似之處。社會學在美國社會科學當中佔有一席之地，在美國興起時恰處在社會大規模擴張和動態變遷的過程之中。社會學家嘗試著突破傳統的宗教、政治以及經濟學的框架，去尋找一個理解社會發展和再組織化的方式，以期對大規模社會的組織秩序、個人道德和自律意識的實現提供說明。王楠副教授表示，一個文明或社會急於走向世界、進行擴張的行為可能源於自我的迷失與遺忘。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王楠

論壇最後，葉啟政教授再次歸納了《實證的迷思》一書中的部分理論要點，闡述了統計學在社會科學經驗研究中的定位，並重新審視“機遇能不能馴化”的統計學問題。葉啟政教授認為，當代非西方社會（特別是中國）應當承擔起文明古國應有的使命與責任，在學術乃至文化領域面向世界，並對西方提出帶有批判性的理解。

會後合影

責任編輯：黃秋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