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古代濫發貨幣現象很少？

如果政府天然有濫發貨幣傾向，為何古代濫發現象很少？

文｜吳樂旻 錢盛

哈耶克曾說：「歷史就是一部通脹史。只有在現代工業體系興起後，在金本位製下，才有過兩百年尺度上物價不變的歷史（1714-1914 年的英國，1749-1939 年的美國）。」

▍10000 美元的金券

在哈耶克看來，除?政府放棄這個權力，否則就天然有濫發貨幣傾向。

哈耶克所言粗看有理。中國古代史上的貨幣貶值就不勝枚舉：王莽、董卓、鹹豐、光緒……政府濫鑄造成物價騰貴民不聊生，劇本都不用換。二戰後，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雖然離零通脹的標準尚有距離，卻都維持著年均 5% 以下的溫和通脹，物價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才會翻一番。

現代人把溫和的通脹歸功於人民對政府的有效製約以及獨立的中央銀行。沒有憲政約束的古代專製王朝自然被看做靠通脹搜刮民財的慣犯。

超穩定的古代幣值

但歷史事實並非如此。雖然是貨幣發行的壟斷者，但大多數古代政權其實比現代央行更尊重幣值穩定。

古羅馬雖以三世紀的通脹臭名昭著，但在更長歷史尺度上，這只是極偶然的插曲。從公元前 150 年前後到公元 50 年，古羅馬的小麥價格隻增長了區區 50%。論物價的穩定性，英國在實施金本位前的幾個世紀毫不遜於實施金本位後的兩百年。

從 1200 年到 1700 年五百年間，除了 16 世紀小麥價格年均增長 1.5% 以外，其它世紀?價格的變化幾乎為零。

即以中國而論，實物證據比史書泛泛印象更能說明問題。

宋代銅錢標記了年號，年號在宋代更新頻繁，使今天的研究者得以用遺存的宋代銅錢構建貨幣成色的準年度數據。有宋三百多年，作為流通主體的一文和兩文銅錢，重量和成色都極為穩定。

▍宋徽宗崇寧通寶

清朝儘管以鹹豐和光緒時期兩次濫鑄聞名，其開國至 19 世紀中期兩百年間穀物價格也隻增長了 3.5 倍，折合年均通脹0.6%。

誠然，濫鑄和通脹是中國幾乎每個王朝臨近末代時的通病。但更寬廣的尺度上，超級穩定的幣值和物價才是古代鑄幣經濟最常見的面貌。和現代社會持續的溫和通脹不同，古代社會的通脹往往表現出「停-走-停」的特徵。

如果把現代文明社會的通脹比作斜坡，古代社會的通脹就像梯田。

為什麽在其它方面毫無節操的古代政權，卻獨獨對唾手可得的鑄幣收入坐懷不亂呢？從技術上說，修改鑄幣的重量、成色乃至面值並不比印鈔票更難。古代的鑄幣局長也沒有現代央行長長對總統說不的權威。為什麽古代幣值總體上反而比現代更加穩定呢？

比政府手快的競爭者

在一個鑄幣經濟體系裡，若政府以鑄幣掠奪民財，就得鑄造重量更輕或成色更低的錢幣，用它們支付官員和士兵的工資，等到官員和士兵再大量使用這批新幣，儘管存在新幣舊幣之間兌換的摩擦，但因為人們注意力有限，無從分辨每一枚鑄幣的新舊，新幣舊幣漸漸等價混用。

但是，民間盜鑄者卻無法強製他人接受自己的偽幣。如果偽幣和真幣在外表上有差別，盜鑄者只能在零星的交易中才能慢慢讓偽幣流入市場，涓涓細流根本無法支持足以盈利的規模。

為了在「一級市場」上大量脫手，盜鑄者必須把偽幣鑄造得和真幣在圖案、質地、成色、重量上極為接近，可這樣一來，盜鑄便無利可圖。何況盜鑄的幣材往往取自融化後的真幣，盜鑄者又要冒著砍頭坐牢的風險，因此，盜鑄者唯一可能獲利的機會，就是在政府濫鑄新幣之後，製造與官鑄新幣相似的偽幣，借著新幣的發行與舊幣等價流通。

二十四史中，幾乎每次出現盜鑄記錄，都可以在緊鄰的前文中找到「貨幣改革」的蹤跡。

比如南朝劉宋的史書《宋書》中記載：「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製，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即位，又鑄孝建四銖……鑄錢形式薄小，輪廓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

▍南朝孝建四銖

政府濫鑄引發盜鑄的道理，古人早已了然。《南齊書》中記載，孔覬的《鑄錢均貨議》說「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蘇軾也曾經說：「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為也。」

每一次幣值變動，都是一次財富轉移。新幣的鑄造者剝奪了舊幣的購買力。政府融化 100 個舊幣，鑄造出 150 個分量更輕的新幣，這額外的 50 個鑄幣就叫做鑄幣稅。但是，盜鑄侵奪了政府的鑄幣稅。正如宋代學者周行已所述：「國之鑄者一，民之鑄者十，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是國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利。」

除非政府事先積攢大量舊幣，短時間內迅速熔鑄成新幣投入市場，否則老百姓就有充分時間置備私鑄工具，與政府爭奪鑄幣稅。可是，政府之所以濫鑄，往往是迫於財政壓力，如果府庫中已存有大量舊幣，哪?還用濫鑄呢？

所以，大多數選擇濫鑄的政府無力與盜鑄者賽跑，也搶不到多少鑄幣稅。這也解釋了古代的幣值變化的梯田特徵：在古代鑄幣經濟中，除非政府短視到極點，否則不會輕啟濫鑄；而一旦啟動了濫鑄，盜鑄就如火上澆油，造成急速通脹。

對一個鐵了心要把濫鑄進行到底的政府來說，幣製改革中頭等大事就是對付盜鑄。為了阻撓盜鑄者對鑄幣稅的侵奪，政府主要有兩個辦法。

《漢書》中記載，王莽時期「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吿，與同罪……犯者俞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王莽篡漢後，先後進行了四次貨幣改革，共發行了 20 多品貨幣，這些錢幣換算困難，每一品與其他各品之間比值、比價都極不合理｜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嚴刑峻法之外，政府還可以更新鑄幣技術，製造更精致的鑄幣，以增加盜鑄的成本。可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幣製混亂的短命新朝偏偏留下了中國古代最精致的一批鑄幣。

當政府有了消滅盜鑄的神器

說盜鑄約束了濫鑄，有沒有更清晰直觀的證據呢？我們不妨瞧瞧政府在沒有盜鑄威脅時的德行。

1900 年，清政府引進西方蒸汽鑄幣機開鑄銅元，銅元不帶方孔，精美程度遠非銅錢可比。要想私鑄銅元，必須購置蒸汽鑄幣機，可蒸汽鑄幣機要從海外進口，價格昂貴，更兼體積龐大易被發現，所以盜鑄者不敢下血本添置。

▍清政府發行的銅元

盜鑄威脅突然解除，清政府從此?上了濫鑄?財的作死之路。

以今天研究者搜集的樣本看，光緒通寶（一文製錢）的平均重量為 3.5 克，光緒重寶（非蒸汽機鑄造的當十銅錢，在流通中折價使用）的平均重量為 9.26 克，而蒸汽鑄幣後的當十銅元平均重量只有 7.3 克。

於是，政府鑄幣從一門虧本生意，變成了各省政府爭相搶奪的香餑餑。1900 年時還只有廣東一省使用了蒸汽鑄幣機，短短五年之後，已有 12 省共 14 家鑄幣局安裝了 846 台蒸汽鑄幣機。蒸汽鑄幣前一年（1899 年），清朝鑄造了 3300 萬當十（十文）銅錢和 2600 萬枚一文製錢。1905 年，在蒸汽的催化下，中國的銅進口從 1901 年的 1 萬擔上升至 1905 年的 73 萬擔，清政府一年就鑄造了 75 億枚當十銅元。

▍以蒸汽等方式驅動的鑄幣機出現後，鑄幣不再是體力活

據當時一本雜誌估算，1905 年清政府從鑄幣中所得到的利潤折合 2000 萬兩白銀，相當於財政收入兩成之多。可是，劇烈的通脹坑害了億兆黎民，破壞了經濟秩序，敲響了大清王朝的喪鍾。

清朝近三百年歷史，劇烈通脹只有 1853 年和 20 世紀初葉這兩次。後者範圍和危害遠超前者，而且恰好發生在蒸汽鑄幣之後，這很難說是?種巧合。

而 1853 年的通脹反過來驗證了盜鑄對政府決策的影響。1853 年幣製改革後，盜鑄者群情洶洶，在街頭巷尾公然煽風點火，多到連官兵都不敢抓。因為鬥不過盜鑄，貨幣新政隻過了一年就草草收場。

▍清代初年，每兩白銀可抵製錢一千文左右，而鹹豐帝登基前銀價已經漲到了一兩抵二千三百文。同時，為了應對太平天國叛亂，清政府軍費激增；而政府以往倚重的滇銅（雲南銅料）因路線阻隔而中斷，造成鑄錢原料不足。為了解決貨幣不足的問題，清政府決定發行虛值大錢，圖為計值較低的鹹豐重寶。

浪子回頭那麽快，是因為鹹豐手裡沒有蒸汽鑄幣機這樣的神器。

錢荒才是古代經濟常態

這是一個有趣的悖論：儘管盜鑄者在政府濫鑄之後加劇了通脹，可他們鉗住了專製政權蠢蠢欲動的通脹魔爪。通脹犯反而成了最善於治理通脹的「央行行長」。

而且，就算盜鑄者對社會有危害，他們對社會最大的危害，也並非通脹，而是通縮！受盜鑄所縛而失去鑄幣之利的統治者們常常停止鑄幣，或者鑄幣不足，使經濟遭遇持續的「錢荒」。

明代整整一朝的鑄幣量，尚不及宋代高峰時期一年的額度。明代百姓只好依賴古錢或者私鑄。這嚴重製約了貨幣經濟的發展。

即使在宋代，政府不操心盜鑄，反而頭疼私銷——因為盜鑄的威脅，政府把銅錢的成色維持得太高，金屬本身的價值甚至超過了銅錢的面值，以至於百姓融化銅錢製成銅器。

▍宋代銅鏡的代表往往是民間私造鏡，而非官造鏡，圖為宋代湖州儀鳳橋石家真正一色青銅鏡｜來自：中國國家博物館

政府一鑄幣就賠錢，正是盜鑄把貨幣成色逼到這個分上。要不是政府收入太依賴於貨幣經濟的活躍，恐怕宋政府也不願供應那麽多足值貨幣。錢荒才是古代貨幣經濟的常態。

所以，盜鑄亦有矯枉過正之害。

但瑕不掩瑜。盜鑄是古代社會貨幣信用的根基。如果沒有盜鑄，百姓預料到不受製約的統治者會濫鑄，就不願持有政府發行的貨幣。清代汲取宋、元、明三代的教訓，不再發行紙幣，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政府維護幣值的承諾無法讓人民信服，那麽無論這種貨幣多麽便利，也無法在經濟中立足。盜鑄只能約束金屬貨幣的濫鑄，卻攔不住紙幣的濫發。所以，紙幣無法取信於民，最終被清政權徹底放棄。

沒有互相的貿易交流便不會有文明的積累，沒有穩定且被廣泛認同的幣值，這一切便無從談起，人類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盜鑄者功不可沒。他們可能是最受冤屈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