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味·溫故 “光纖之父”高錕：智者和仁者

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合影，前排左起為金耀基、錢穆、高錕、林聰標

9月23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同日上午“光纖之父”高錕先生（1933-2018）在香港逝世。沒有光纖，高速通訊不可能普及；與高速通訊息息相關的高鐵發展，一定滯後；現代人美好便捷的生活，一定打折。1966年高錕博士發表突破性論文，開啟光纖通信的研究和落實應用，終於造出了光纖。因為這項成就，他在2009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其實高錕在上世紀90年代已獲得類同“諾獎”的“馬克尼獎”；1999年《亞洲新聞》(Asiaweek)評選“二十世紀亞洲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結果有甘地、黑澤明、索尼（Sony）創始人盛田昭夫、鄧小平和高錕五人膺選。“亞洲世紀五傑”這個榮譽，應該比“諾獎”更高；而浩浩太空中，已有一顆星被命名為“高錕星”。

“諾獎”榮譽遲來，高智的科學家高錕，得獎時已成為低智的老人，忘記了對全球人類貢獻巨大的光纖為何物；對得獎的事，茫茫然不知道怎樣反應——他在2004年被診斷患了“認知障礙症”（又稱“腦退化症”，即“阿茲海默症”）。那年獲獎消息發布後，報載高先生有感想發表：“有賴光纖的出現，這個喜訊已於瞬間傳到千里。”我想，這帶幽默的說辭一定是家人代擬的。那年冬天，他在妥善保護下赴瑞典領獎。為了避免行動有差錯，在典禮中，瑞典國王破例走近高錕，把獎頒給他，而非由獲獎者走到國王跟前領獎。他忘記了光纖，忘記了“諾獎”，後來病情惡化，連日夕相伴呵護的愛妻名字也忘記了。

1987年至1996年，高錕教授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由科學家成為教育家。九年裡，除了管治學校、增強學術研究之外，還要處理校內一些無關教學的事情。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30周年校慶典禮，幾個學生借故鬧事，在場的記者於典禮後問高校長要如何處分鬧事的學生，高校長露出他“招牌式”的笑容，用低調平和的語氣回答：“我為什麽要懲罰他們？學生可以自由表達意見！”這裡的高錕，是慈父型的教育家。

“慈父”喜歡與學子溝通，而行事為人低調。有一段日子，為了親切了解學生，他不微服而“出巡”：每星期有一個下午單獨在校園漫步，與學生隨意交談。一次，他遇到一個學生，寒暄了幾句。另一個學生走過來，她與先來的學生同班，兩個學生講話，旁若無人，高校長頓遭冷落。過了一會兒，那第二個學生看看高先生，又看看她的同學，問道：“咦，這個阿伯是誰啊？”渾然不知這個阿伯就是她所在大學的校長。這個尷尬的故事，是不自以為高人一等的高校長，在校內公開場合親口說出來的；說時笑容燦爛，說完自己哈哈大笑。這事情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

高錕和妻子黃美芸

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一向和美國的耶魯大學有學生交流活動。有一年，我負責甄選學生，面見多個申請者赴耶魯交流。我有一道問題，問當今美國總統是誰，答了；問“中大”校長姓甚名誰，竟然有兩三人答不出來。這可能和高校長低調、少“出鏡”有關（當然也可能由於學生不問校事）。科學家默默做實驗，教育家默默培育人。高校長1996年從“中大”退休後，與幾位同道興辦了小學、中學，繼續為教育下一代盡心盡力。

高先生是科學家、教育家，文學修養也頗佳。有一次會晤，談完公事，他問我對《三國演義》一些人物的看法。我有點驚訝：他要考一考我，還是虛心請問？我隻匆匆說了幾句，因為恐怕耽擱他的時間。他頗為尊重文科。1994年校內高層校務會議決定，把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授予錢鍾書先生。高校長鄭重處理此事。校方致電錢老，表示請他接受學位之意，錢老婉拒。高教授如做實驗一般鍥而不捨。大學裡有人知道我與錢老有交往，高校長於是派我專程飛赴北京，到錢府呈交請錢氏接受榮譽學位的信件。我遵命北上造訪錢府（這是我第二次拜訪錢老，第一次在1984年）。錢老已婉拒過多所大學的榮譽學位，不想破例；我功敗而回，高校長表示尊重錢老。他主政期間，“中大”持續發展，師生人數日增，校務也日繁。文學院一位講師因為多次申請更新沒有通過，直接向高校長申訴。想不到他親自處理這例個案，結果這位講師得直升職。我想高錕當校長期間，研究工作一定被迫放下來，全力處理校政。

年輕時的高錕

我對高校長印象最深的事，與台灣一位學者相關。某年聖誕節前一旬左右，校長的秘書來電話，要我接待校長一位到訪的親戚，因為該親戚指定最好與我見個面。秘書特別說明，我至多跟這位親戚吃一頓飯談談就可以了；並說親戚所有住宿等費用，由校長個人支付。我遵囑在指定的日子接待了。這位親戚是詩人、學者，當時沒有理想的固定職業。他來探望做了校長的叔伯輩，有沒有謀職之意呢？他如有意，而高校長有力，要在中文系或中國文化研究所之類部門安插親戚一個位置，可說十分容易。然而，接待之後多個月，一年，兩年，都沒有新來一位校長親戚的消息。倒是接待後好幾次在校內場合見面時，高校長總要綻開笑容，表示感謝我那次抽空接待。

高錕逝世當日，香港的電視台關於高錕的頭條新聞報導長達七八分鐘。翌日，香港各家報紙大篇幅廣為報導；“中大”校內則設定吊唁區，供公眾悼念。高錕少年時在香港讀中學；任“中大”校長前，曾在“中大”教書多年；自校長職位退休後，長期在香港居住。香港人對這位成就卓越的“光纖之父”、對又是智者又是仁者的香港人倍加尊崇。

我還沒有前往吊唁致敬，就先讀到“中大”前校長金耀基教授的一番話。他在“中大”吊唁之餘，回答在場記者的提問，講述和高錕校長共事和交往的經歷，又轉述高夫人當前的心聲。他對高錕的評價，是“天才科學家”，其“一生相當偉大”。老校長講話時多次搖頭感歎：“He is a good man”（他是個好人）。形容詞“good”自然是正面的，但級別並不高。我想，這樣的形容詞正好表示逝者一生平易近人，而非高不可攀。人已逝，動詞理應用過去式，而金教授用了現在式的“is”；這裡面蘊含了音容宛在、雖死猶生之意？

原文刊登於2018年10月14日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