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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藏書是認真而嚴肅的事情

藏書對於我來說,是一件很認真並且很嚴肅的事情。所謂藏書,首先所藏之書須有“質”,就是說它一定是重要的書,寶貴的書;其次所藏之書還須有“量”,家裡如果只有三五本書,則遠遠談不上藏書。

我雖然是研究藏書的,有很多關於藏書的業務書,或者說就是一些有關藏書的資料,但我本身不藏書。應該收藏怎樣的書籍?一定是寶貴的書,重要的書,有兩個標準:一是,所藏之書是善本書,二是,所藏之書對我們讀書人是非常重要的。關於善本書,我家裡沒有收藏一本,原因是,乾我們這一行當的,有一個約定俗成的清規戒律,就是研究藏書的人決不能自己收藏善本書。什麽叫善本書?學界有很多定義,我個人認為,1840年以前的重要出版物或者手抄本都可以定位為善本書,帶有文物性質。我的老師教導我們,1840年以前的出版物或手抄本一定不能收藏,因為很容易引起誤會。北京大學有一位老先生,現在已經逝世了,他是一位研究青銅器的專家,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就開始研究青銅器,同時他家裡也買了很多青銅器。後來這位老先生從北京大學調到故宮博物院工作,在這期間,他還從故宮博物院借了一些青銅器拿回家去研究。這種情況在當時是被允許的,因為有借條之類的憑據。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雖然有借條之類的憑據,但有理說不清,不管是他借的還是他自己收藏的青銅器,全都被充公收走了。等到文化大革命過去以後,說要把他所收藏的青銅器退還給他,但已經搞不清哪些東西是他的了,最後全部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鑒於此,我的老師對我說,不能買或收藏1840年以前的書或手抄本,1840年以前的所有東西都不要收藏。所以我家裡不藏書,藏書對於學者來說,是非常嚴肅的一件事情。由此可見,藏書,得夠“資格”,就以上原因而言,我一點也沒有藏書的“資格”。

關於藏書的人,有一位老先生值得一提,他就是傅熹年先生。不過他家裡現在已經沒有藏書,而是全捐給了國家圖書館。傅熹年先生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副主任,他的祖父就是著名藏書家傅增湘先生,曾當過清朝光緒年間翰林院的庶吉士,到了民國時期還做過教育總長。傅增湘先生收藏了許許多多珍貴的書籍,新中國成立以後幾乎全部捐獻給了國家圖書館。那時,傅熹年先生還是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學生,他每星期都回家幫著他的祖父整理要捐獻的書,因為成分不好,這一行為還曾遭到其他人的質疑。還有一位新的藏書家,叫韋力,因為有充裕的經濟基礎,收藏了許多書。他喜歡全國旅遊,看到各種碑文,就想拓下來。前幾年,有一次正在拓碑文的時候,所拓之碑突然倒了,正好砸中韋力的腳,傷情嚴重。這個“付出”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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