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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霸座男欺負的如果是泰森,還要乘警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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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

這個來自朱自清《背影》的梗,如今差不多已是人人皆知。但是為什麽朱自清的父親要兒子不要走動?因為人一走開,已經佔好的火車座位就可能沒了。

朱自清這篇文章寫於1925年,距現在差不多已經快一百年了。當時他在北京大學讀書,中途回老家給祖母奔喪,喪事完成又從南京買火車票回北京。跟現在印有車廂號和座位號的火車票不同,民國時無論是站票還是座票,都是不印座號的。所以如果你能佔到座位,你可以坐在任何一個位置上,誰也沒有權利叫你讓開。

《背影》裡寫到,“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靠車門的位置上下車都方便。“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裡邊沒人”,朱父的意思不是說車廂裡空空蕩蕩,而是說朱自清的座位上沒有人幫忙看著,只有一堆剛買的橘子杵在上面。萬一遇到素質差的無賴,說不定直接吃了你的橘子、佔了你的座位,還振振有詞地質問你:“你的橘子?你的座位?你叫它它能答應就算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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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跟人搶座位也很簡單:花錢。

民國火車車廂一般分為三等:頭等、二等和三等。頭等車廂每排兩個座,中間過道寬敞得能健身,類似飛機上的頭等艙;二等車廂每排四個座,類似飛機上的商務艙;三等車廂好一點的每排八個座,差的根本不分座,每排一條長木凳,能擠下幾個屁股就能坐幾個乘客。

後來又加了四等車廂,類似猶太人被遣送往集中營的那種悶罐車,沒有車窗只有一個通風洞和一個出入口,車廂裡貼著車壁擺放四條長凳,行李全部堆在中間的空地上。當年巴金的未婚妻蕭珊從上海去昆明的西南聯大上學,幾十個小時坐的就是這種四等車。

頭等車和二等車屬於高等車廂,三等車屬於普通車廂,四等車當然就是低等車廂。以1933年北京開往河北滄州的列車為例,兩百公里出頭的路程,頭等14元大洋、二等9元大洋、三等5元大洋。而當時在北京當人力車夫的下層民眾比如駱駝祥子,運氣最好時一年也就能攢下60元大洋。

而且這只是基礎票價。如果買頭等或二等車廂,說明你能力強——能力越強當然責任越大,更有義務為國家的教育事業作貢獻,所以買票時還要依票面價多交10%的“教育捐”。所以民國時教授的高工資,許多都是坐頭等、二等車廂的乘客貢獻的。

頭等車廂裡也沒有臥鋪,晚上如果想躺平睡得舒服,還要去車尾加掛的睡車車廂訂位,上鋪每晚3.5元,下鋪則是4.5元。不要嫌貴,鋪位就那麽多,有錢都不一定能買到。1929年5月,魯迅從上海坐火車回北京探望母親,路上給許廣平寫了一封信:“在滬寧車上總算得了一個座位。渡江,上了平浦列車,居然定著一張臥鋪,這就好了。”

滬寧車是上海到南京的火車,在南京渡過長江之後,改為北平和浦口之間的平浦線。即便是當時的一流文學重量級人物,在朱自清上車的火車站出乎意料之外地定著一張臥鋪票,對於五十歲的魯迅伯伯而言,也是喜不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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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民國火車票不標座位號,所以能不能坐上座位,就看誰先上車。先上車的有座,後上車的站著,在乘警眼裡是天經地義的。

乘警跟鐵路差不多是一同誕生的。從1888年到1908年,在甲午海戰、戊戌變法、庚子賠款、廢除科舉這些大事的時代背景下,清政府也陸續建設了京漢、滬寧、膠濟等十餘條鐵路通車。為了維護列車和鐵路沿線的治安,清政府在鐵路沿線路段設定了鐵路巡警。

辛亥革命之後清政府倒台了,但是鐵路當然沒有倒,所以鐵路巡警也沿革了下來。1913年,北洋政府交通部特設鐵路巡警教練所,初步統管全國鐵路巡警,結束了清朝以來由各鐵路段自行主辦鐵路警察的歷史。等到1932年7月,中華民國總算是實現了全國鐵路警政的統一,形成了完整的鐵路警察體系。

乘警的職責是負責列車安全,但在民國那個軍閥林立、土匪從生的亂世,乘警當然也要特殊問題特別對待。1923年5月,山東土匪孫美瑤在山東臨城,率領一支千人的武裝隊伍,劫持了從浦口開往天津的一列“國際列車”,將39名外國人和30名中國人綁票作為人質。這輛車上本來有多達20名乘警,但在槍聲開始響起之際,就率先溜之大吉了,誰也不會傻到想去抵抗。

臨城大劫案這樣的事件,乘警當然無能為力,但並不是說他們就絲毫不作為。還是魯迅,1926年離開北京坐火車南下執教時,就親眼目睹了乘警的執法過程。魯迅乘坐的車廂隔壁有個四人包廂,本來是一男三女,應該是夫妻帶著兩個女兒。乘警發現後大為不滿,立即把男人調到了另一個清一色男乘客的包廂裡,理由是男女同在一個包廂“有傷風化”。

在民國,也不是所有的乘警都這樣變態的,要看地域。北方和內地保守,力主男女分校、男女分乘、男女分租;南方和沿海開放,男女在一起司空見慣。在一個忠於職守的乘警看來,讓男女同在一個包廂,那就是瀆職、不作為和玩忽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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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都是為人民服務,但乘警和乘務員的區別在於:乘警從來都是有執法權的。

乘警的定義是鐵路警察機構派出管理旅客列車治安、具有武裝性質的治安行政執法力量,乘警既可以對拒不買票坐霸王車的乘客予以拘留和罰款,也能將車上抓獲的扒手一下車就移交派出所處理。可以說,乘警應該是列車上正常秩序最有力也是最終的保障。

然而奇怪的是,近年來乘警束手無策、無計可施的場景卻屢屢出現。今年1月,合肥女子羅某帶著女兒擋在高鐵車廂門口阻止列車開行,理由是要等遲到的老公。乘警雖然采取了強製措施,但居然不能讓這名女子離開車門,最終列車晚點4分鐘。今年4月,一名女乘客在武漢到大連北的列車上開大音量看直播,被旅客投訴後乘警趕來,女子用日語狂懟乘警,而乘警做的也只是“說服勸解”。

作為被依法賦予執法權的乘警,在其他旅客的權益被損害、相關乘車秩序被擾亂的情況下卻無法制止,那職能就與無執法權的普通列車乘務員無異。在最新的高鐵霸座男孫赫事件中,面對無理取鬧、尋釁滋事的孫赫,乘警居然也就任其坐在他人的座位上直到下車。

孫赫之所以敢佔用他人的座位,除了乘警不給力之外,也跟當事人是柔弱的女孩有很大關係。如果對方是一米九戴金鏈子的彪形大漢,孫赫屁股的反應會緊張迅速得多。力強者勝、無需講理、動手不動口,向來是叢林法則的精髓。

然而乘警的存在,正是為了讓文明社會的公民,不需要依靠叢林法則就能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乘警不作為,等於助長以強凌弱的風氣,乘警代表的法律形象也會千瘡百孔。不要臉的無賴任何時代都有,乘警要做的是以法律賦予自己的職責,去維護代表所有人利益的公正秩序——而不是軟綿綿地對違法者講道理,心裡說不定還暗暗埋怨要求坐在自己座位上的乘客:他怎麽不佔其他人的座位?誰讓你自己不是泰森了?

這樣的話就連保安都比不上,還談什麽警察。

參考:朱雀《民國時人們是怎樣坐火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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