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子停在一些問題之前
文 | 郝繼
年底可以說遺憾嗎？
記者的工作，大多數時候都是遺憾：為發生的事遺憾，為當事人遺憾，為自己的表達能力有限而遺憾，為一篇稿子不能抵達該抵達之處而遺憾，為就算抵達了也改變不了什麽而遺憾……
2020年稿子裡，給我留下最大遺憾的，是“直播間裡的假冰冰”。
接到選題，我經過最初眼花繚亂的辨認困難，“鎖定”了幾位冰冰主播。其中一位，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認識就是緣分”。我已經很少聽見這麽老派的話了——完全有別於我日常和明星團隊打交道時的態度。我喜歡人和人之間這樣的開場白，不那麽職業化，卻帶著溫度。
不過，這些沒有被職場馴化的行為方式，在後來讓我的採訪受了挫。有的冰冰答應了採訪，卻總在約定時間消失；再次出現時，對爽約也毫無歉意。有的冰冰先是同意與我聊聊，但又說沒時間，因為白天要睡覺。我原以為，採訪對他們來說是不同於直播間的展示機會，但事實是，花幾個小時和我聊天，對他們來說真沒啥吸引力。
他們以模仿明星謀生，又完全不像明星。大部分的明星在意口碑與榮譽，而這些模仿者卻對經營自己毫無興趣。他們簽了公司，成了需要完成KPI的打工人——這讓多次被放鴿子的我，釋然了不少。
這些主播裡最痛快的是夏冰，一個男“冰冰”。我很感謝他。我能感覺，他接受採訪不是為了宣傳自己，而是想痛痛快快地說一些往事，表達一些觀點。所以，當我看到文章發布後很多人指責他/她們因為模仿而失去自我的時候，我感到愧疚和遺憾。
是我表達的不足，沒能呈現出他/她們本來的樣子。
比如夏冰。他說時光流逝，自己的心態會變，當初做的一些事現在不會做了。他跟我說起這些時，坦誠，鮮活，不自我設限。他嘴上不承認喜歡范冰冰，其實我能感受到，他也真正試著去理解這位如今口碑參差的女明星。他的有些觀點，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寫出來——畢竟在今天的輿論場，有時候抵製一個明星比聲援他/她更安全。
更大的遺憾，是我始終沒能和“冰冰”們見面。這個稿子在操作過程中面臨著兩種走向，可以寫得很行業、很揭秘，也可以寫得更細膩，更有人的溫度。如果見面，我想我可以和他們聊得更多一點，表達也會更細膩一些。更重要的是，如果見面，我們會先聊很多工作或者人生經歷，然後在某個發呆的瞬間，我可能會問，你當時做整容手術的時候疼不疼，有沒有怕？也許她會告訴我痛得要死，但值得。也許她說，哪裡哪裡沒做好，線都是歪的。也許她就閃避了這個問題……
也許我還會帶著冒犯提問：看著鏡子中自己的臉，有沒有一個瞬間覺得陌生？因為有個女孩的樣子，和三四年前比起來判若兩人。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想過，是不是弄丟了自己；如果想過，他們的答案又是什麽？
但沒有這些對話。稿子停在了這些問題之前。
他/她們成了互聯網上一群沒有自我的代表。在不同轉載頁面的留言區，有人說他們“賣身直播行業，成為了平台紅燈區嘶喊著虛無的賽博娼妓”。當然也有人理解他們，說“大家很清醒地選擇了這樣的生活方式，將‘自己’作為普通人的迷茫、委屈、脆弱壓到最低”。
讀者的留言很豐富，有些觀點拓寬了我對“冰冰”們的理解。不過他們到底是什麽樣的人，我始終不能回答，也無法給出答案。不過我想，有個問題倒是可以問問自己：如果改變命運的機會交到我們手上，我會怎麽選？會接受它，然後永恆地告別屬於自己也許卑微卻獨特的人生嗎？
別這麽快回答。
不在系統裡
文 | 展展
2020年秋天，我在洛陽採訪一位男演員。他說起一件事。
幾年前，他去動物園，猛獸區有項服務：遊客可以買隻雞，綁在長棍上，遞到猛獸嘴邊。他發現，原本活蹦亂跳的雞，一旦到了危險邊緣，便立刻偃旗息鼓，一動不動。那時他心裡頂瞧不起這隻雞，覺得它在死亡面前，未免過於缺乏志氣。但跟我描述此事時，他卻有了新想法。他說，這雞有智慧。
當時，這位男演員正身處輿論漩渦中。一些過往被惡意曲解、傳播。他就像那只被捆住的雞，掙扎無用，只能以沉默維護體面。以至於後來，在他的強烈請求下，那篇稿子也未能發出——他不想讓事情越滾越大。
這位男演員生長於電視時代，借由電視進入公眾視野。一度，他是觀眾心目中的“清流”。他身上有那種真正遊歷四方、讀書作詩培養出的氣定神閑。入行十幾年，仍自稱“不知道這個行業的遊戲規則”。
但那次事件徹底將他打懵了。他很困惑，採訪時幾次問我，如今藝人都如何處理與媒體的關係？宣傳究竟應該多做、少做還是不做？面對爭議，是該回應還是不回應？
一度，他想體面地寫篇文章回應此事——他擅長這個。洋洋灑灑寫了幾千字，卻被朋友們按下。大家跟他說，如今的輿論環境，說得越多，越容易讓人抓住把柄，開辟新的輿論戰場。想早點息事寧人，還是別說了。
他身上有種老派的矜持與“頑固”，一不小心闖進流量時代，顯得格格不入、滿腦子困惑。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麽從“零差評”掉落到天平另一端的。當然，“零差評”這件事也夠吊詭，“正常人都應該毀譽參半的。”這他知道。
這一年，我採訪了幾位中年男藝人。他們早已過了“小鮮肉”的年紀，對流量市場缺乏拚殺欲望，但都或多或少卷入其中。有人被迫面對，一臉茫然，比如上述男演員。有人從中獲利，比如唱《野狼Disco》的老舅，他一度忙到10天飛8、9個城市演出。
還有人有所思考、適度反抗，比如德雲社演員閻鶴祥。他把犀利的觀點和唏噓裝進相聲作品中，樂於發表觀點，做出改變。
他身上也有一種老派藝人的“驕傲”。採訪時，他語氣篤定地說：“如果智能科技取代人類，那麽最後一個殺死的是我。”因為說書是交流，如同戀愛，“需要有溫度，需要你喜歡我，我喜歡你。”
幾個月前，一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的文章刷爆社交網絡。除了對騎手處境的同情和不平外，很多人想到自己。我們無一例外，困在系統中。我們大廠女工不例外，娛樂明星也不例外——大家都在追逐流量、爆款、實績。我們焦慮、內卷，老老實實做打工人，連流調記錄看起來都規矩到“擺不上台面”。
在這樣的環境中，人是會對自己的價值有所懷疑的。一顆鋁合金螺絲釘和一顆純金螺絲釘，沒有多大區別。
越是這些時刻，這些“系統邊緣人物”就越讓我覺得珍貴。他們早已有穩固的人生觀。人到中年，遇上一個經驗之外的、鬧哄哄的世界，他們的碰撞、掙扎和思考令人寬慰。這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他們“逃學”般的人生狀態。
這是一種非常個人取向的喜歡，不是他們的全貌，細微到甚至不足以寫進稿子裡：那位男演員會興奮地告訴我從哪個角度看瀑布最美。老舅會在將睡未睡之際寫詩——不為任何目的。閻鶴祥懷念過去的生活節奏，喜歡一個人四處溜達，曾經騎著摩托車，橫跨亞歐大陸。
就像你無法去問一個孩子為什麽不寫完作業就出去玩，他們的行為沒什麽冠冕堂皇的理由，不過是一種“本能”。
我後來想，那位演員可不是那隻呆若木雞的雞。他更像一條魚，那是他對我說過的另一個故事的主角——魚類總是成群結隊，求取安全，但世上總還是有魚為了自由踽踽獨行。在輿論吵吵嚷嚷的時候，他早就輕盈地遊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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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召上的人多，被選上的人少
文 | 禹祘
2020年最讓我觸動的採訪來自一個小偶像，他的迷茫與困頓都讓身為同齡人的我感同身受。
這是個幸運的年輕人，天生一副好皮囊，小康家庭吃喝不愁，對未來從沒有基於生計的緊迫感。臨近畢業時被星探發現，順利入行，拍網劇、做偶像、上綜藝，踩著每一個風口往前走。
沒有什麽童年發願、勵志追夢的動人故事，所有的選擇看起來都是主動送上眼前的。他憑借著一點點天賦，加上幾分好運氣，一路被命運推著，收獲了人氣與機遇。
但他迷茫。沒有明晰的規劃，沒有野心，不攢錢，除了一日三餐，其他的，沒有什麽更遠的考量。“我想過得奧斯卡你信嗎？”“我的目標是謝霆鋒，雖然我沒有謝賢。”他用抖機靈式的插科打諢，應付掉所有可能觸及痛點的問題，卻在最後一刻卡住了。
我問他，“你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麽？”
他停下來，把這句話重複了兩遍，陷入一種自說自話式的反思。他說曾經有業內前輩問過他這個問題，但現在依舊無法給出答案，“好像這兩年來自己毫無長進”。
“沒關係，這個問題無法回答也正常。”我對他說。
說真的，把這個問題拋給我，我同樣給不出答案。在寫作這條路上，我也是這樣歪打誤撞地向前走著，從來沒有規劃，也常被主編批評“沒有野心”。很多時候，我手頭的選題都是靠著一點點好奇心與發現好玩的熱情在推動，做出來最好，做不出來拉倒。
這一年，我曾經遇到過很多目標清晰、令人羨慕的採訪對象。有時是街舞舞者，學生時代逃課打架掛科，直到開始跳舞，從身體到靈魂被瞬間點亮。有時是搖滾樂手，童年時幾張打口帶喚醒耳朵，心裡便埋下叛逆的種子，一路跟著音符飄蕩。還有脫口秀演員，做客服做侍者做保安，終於在小劇場握住立麥的那刻，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熱愛。
就像是牧羊犬，在見到羊群的那一刻才發現，自己來到這世界的意義所在。娛樂圈聲色犬馬，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看上去卻那麽渺小。但這正是這個行業最有激情的地方，簡單，直接，充滿熱愛與夢想。
人們總是樂於見到這樣的故事：目標堅定的主角一路揮灑汗水和淚水，最終成就夢想，人生熠熠生輝。然而現實的另一面卻是，高速發展的娛樂行業卷入大量迷茫的年輕人，還有他們無處安放的欲望。不信你去北京各大舞蹈室和年輕人聚集的商業街區看看，那裡遊蕩著的星探比聖保羅海灘上的球探還要多。
可惜，“被召上的人多，被選上的人少”，但很多年輕人還是一頭扎了進去，成了金字塔結構中，處於腰部、底部的大多數。
要改變賽道嗎？但跳出去又能做什麽呢？不知道。再想兩天，還是不知道，索性不想了。
一次採訪結束後，有個一直沒有熬出頭的小偶像問我，“你覺得我還要不要繼續堅持？”我不知道怎麽回答。甚至我也想找一個人問問，“你覺得我要不要改行？”
相比那些名利場上的勵志故事，我其實更珍惜這種頹喪的表達，因為它坦誠地展現了這代年輕人的共同困境——有些“垮”，不那麽“正能量”，用粉絲的話說，叫做“沒事業心”。
但大家也都還在前進，頹唐地往前走。“內卷”在這一年裡被說了又說，誰還不是一邊加入無謂的競爭，一邊懷著就地躺平的渴望，在自我分裂中向一個模糊的目標靠近呢。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的《時日之子》中講了一個浪漫的故事，關於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那是1922年，霍華德·卡特在埃及帝王谷發現圖坦卡蒙陵墓。在此之前，他與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氣餒、經久不衰的厄運傳說、貧困潦倒進行著經年的鬥爭。
在偉大發現的那天，早已不再年輕的霍華德·卡特坐在英年早逝的法老腳下，身邊風鳴細沙，圍著上千年的永恆奇跡。他沉默不語，看到幾粒種子掉落在地上。“那些種子經歷了3200年的等待，等待播種他們的手。”
有些人來到世間，過了半個世紀才發現自己的使命，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找不到。但我們總還是要做點什麽。於是只能安慰自己，迎頭向前走吧，說不定就撞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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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明星人物報導”的消失
文 | 狠狠紅
最後一次老派而傳統地做一篇人物報導，大約是三年前採訪章子怡。“老派而傳統”是指跟著對方行程，在至少一天的時間裡，除了採訪，也能見到一些採訪對象處理其他工作的場景，還有和工作人員相處，吃飯聊天，坐車瞌睡，卸妝等等——也就是，不那麽明星的時刻。
有那麽幾年，每次做人物報導都會爭取“跟一下行程”，希望能見到對方在不那麽防備的非採訪狀態裡，流露出一點隨意，一點疲憊……當然也有在私底下依然亢奮的明星，比如郎朗，只是那很少見。大多數人在走出聚光燈的瞬間，都會驟然松散下來一點。身為採訪者，我渴望見到那樣的時刻。
只是，這兩年，再也沒有明星願意做這種貼身十幾個小時的採訪了。即便是願意敞開聊聊的，也最多隻開放2個小時給一家媒體——而那種敞開，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需要明星在上升期，亟需一篇深度報導來為自己做一個初步定義；又或者碰到了一些什麽事，心裡多少有委屈想訴說；還需要他的團隊為他判定，這家媒體屬於“安全”範疇才行。
在我還沒有入這一行的時候，媒體和明星還有更親密的時代。比如說，可以到明星家裡去採訪，翻開明星的童年影集，聽他們講那些過去的故事。我迄今記得小時候看過的一篇明星報導，一個記者陪著下工的明星一起返回出租房，兩個人一起爬長長的、曲折的、狹窄的、昏暗的樓梯，聽他說了一些“以後要成名”等年少又志氣的話。那篇報導讓我印象如此深刻，是我認識那個明星的原點；那條長長又昏暗的樓梯像是一個關於蟄伏與破土的隱喻，而少年的心又脆又薄，像氣象太好時候的藍天，不遠處又壓著沉沉的未來。也許我此後經久不衰的對那位明星的好感，都從那一篇報導開始——仿若自己也陪他爬過一段樓梯一樣。
等到我自己入行的時候，這種可以進入到明星私生活的採訪關係已經蕩然無存。明星化的進程轟隆隆開始，記者們不會再擁有明星的私人手機號，公共場合裡明星帶著幾個黑西裝保鏢也漸漸成了標配。但好歹“跟著行程”跑一兩天也還可能被允許，得以窺見一些介於工作和私人中間狀態的片段。這樣的窺見至關重要，倒也不是每篇報導都旨在“把明星還原成普通人”，只是，見過那一面之後，才可以把對方當成人，而不是宣傳機器；也同時，不把自己當成宣傳工具，才想拚了命去理解對方，拚了命，把自己所知所感轉成文字，傳達給讀者。
那些拚了命想寫好的報導，應該是比通稿更有溫度的吧（我真的為自己寫過的報導哭過）。
作為一個看了十幾年行業變化的人，完全能理解採訪關係是如何走到現在的。“不劃算”。即便讓我來替明星算這一筆账，也會覺得“不劃算”，即便是我眼裡根本稱不上深度採訪的兩個小時，也已經夠拍10條口播，或者10條短視頻了——那些都是更劃算的，錢與流量。
而兩個小時的採訪能帶來什麽呢？被截取，被解讀，被歪曲，總之“禍從口出”，不說話才是最安全的。全世界都知道了明星們越來越不想說話，他們的微博看起來像是貼滿小廣告的電線杆。我曾在一些明星臉上看到過“渴望被了解”“渴望被解讀”，如今我只能看到，“拜託，不要來了解我，更不要解讀我”。
像一塊壓縮過的蔬菜包，生存之道是千萬不要碰到水。
當然，何止是明星如此。距離你自己上次真情實感地在網絡上發言又是多久了呢？一塊壓縮過的蔬菜包，即使它奮不顧身，也無法再還原成一棵真正的青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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