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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天臨事件後,最艱難的畢業季

文|羅婷

採訪|羅婷 林秋銘

7月上旬,校園裡空空蕩蕩,畢業季終於結束了。對於全國840萬高校畢業生來說,剛剛過去的,是一個比往年都要艱難的夏天。

西南地區一所大學率先實施了末位淘汰製,10%的硬性指標,使一部分畢業生不得不延遲畢業。那些畢業的學生,也無一例外經過了漫長的論文修改、盤算與內部競爭,離校時完全不像想象中快樂。

在東南沿海的一所大學,一位心理學碩士畢業生因為過於焦慮,常常在深夜給《人物》記者發來信息,她的論文通過了所有程序的審查,甚至被推優,卻在畢業典禮前兩天的最後一次查重中被攔下,原因是她原創的致謝部分離奇地全部飄紅。她在老師們面前哭過好幾回,但申訴還是被拒,因此延畢。

華東地區的上海海事大學,增加了校內預審環節,不少學生在預審時被刷掉,失去了答辯機會,同時失去了按時畢業的可能。在首都北京,北京理工大學一位延畢的碩士生發現,自己新學期沒有宿舍住了——因為延畢學生太多,學校按照往年數目預留給延畢學生的宿舍,完全不夠用了。

這些只是今年畢業季裡一些微小普通的故事。這場自上而下的對於「學術不端」的整治,從年初演員翟天臨在直播時的一句無心之失「知網是什麽」開始。隨後被審視的,從翟天臨的碩士學位論文,到他的北大博士後入學資格,再到北京電影學院和北京大學,然後從春至夏,波及了全國幾乎所有高校,所有教師,所有畢業生。

突然緊張的態勢

事情起變化的速度,比人們想象中快得多。

今年3月初,翟天臨事件發生半月後,在導師辦公室裡,工科博士生小湯聽到了自己將被延畢的消息。因為心理落差太大,他驚詫、錯愕,走出門到大街上,狠狠哭了讀博士五年來最傷心的一場。

這是他從沒有想過的結局,在導師的實驗室,小湯是最胸有成竹的畢業生。那天他主動去找導師,問什麽時候預答辯,「我的PPT都已經準備好了。」

早在一年前,他就滿足了博士畢業最重要的要求——發表足夠數量或者是影響因子足夠高的SCI。在一個月前,導師也收下了他的畢業論文初稿——這是師門不成文的規矩,導師收下論文,就代表他默許你畢業,而今年這個規矩被打破了。當然,小湯也並非孤例,今年同一師門的所有碩、博士生共享同樣的命運:全部延期畢業。

這一切都與2月末的政令有關。翟天臨被查出學術不端後不久,教育部公布2019年工作要點,在高等教育方面,「將強化對學術不端行為的監督查處」。一周後再次發文,要求加強研究生考試招生及培養管理工作,對學位論文作假行為「一查到底」、「絕不姑息」。在今年的教育部年度預算裡,有800萬元被用來抽檢博士學位論文。

小湯所在的上海這所知名大學,學校開會討論畢業生學位審核事宜時,傳達過這樣的精神:「盲審加大審核難度、提高審核要求、增加審核環節。」導師解釋,在這樣的狀況下,小湯的畢業論文工作量不夠豐富,盲審大概率會被槍斃。導師當時還對他說:「演藝圈出現的一些烏七八糟的事情,讓今年盲審難度大大增加,學校為此事反覆與我們開會強調,你也知道。我們要保證論文質量絕對高,不能打沒有把握的仗。」

於是,這位拿到了外企高薪offer,並且已經在犬舍定了一隻柴犬、準備畢業後開始養狗的博士,在大哭了一場、去翟天臨微博下罵了幾句之後,第二天,又乖乖回到實驗室工作了。

武漢一所知名高校的輔導員告訴《人物》,許多整改措施都是在今年的畢業關頭緊急啟動的。他分析了政策落實的全過程:教育部提出加大對碩博士論文的抽檢力度,加大抽檢的比例,不合格則處罰;然後是學校的反覆強調,落實到各個學院,學院擁有裁量權,根據具體情況,各自制定實施細則。

這就是大多數畢業生故事遇到的核心矛盾:因為翟天臨事件發生在2月,碩博士生們的論文往往已經接近完成。按照往年要求寫作的論文,無法達到新的、更嚴苛的標準。很多人在接受《人物》採訪時談到的都是,自己在寫論文時查重率的標準還是30%,快完成時變成了20%,等到提交時,變成了10%。

武漢這位輔導員親身體驗了政策執行的全程,那些突然下達的政策,突然緊張的態勢,「而現行的制度有諸多不完備之處,所以大家都慌了神。」

具體到了執行層面,這位輔導員所在的學院規定,只要外審不過,學生直接延畢半年。原則上來說,外審不過是可以申訴的,但安全起見,學院很少支持或通過學生的申訴申請,更傾向於讓他們直接延畢。

究其根本,他認為在於教育部的懲罰機制。「如果學院最後沒通過教育部的抽檢,影響很大,會縮減招生指標,嚴重的就撤銷你的碩博士招生點。比起這個來,學生延遲畢業,不會對學院招生和排名產生那麽大的影響。」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也向《人物》分析了這個懲罰機制。它的懲罰對象有三:一是論文作者本人,二是指導老師,三就是學位點。「取消學校學位點是最嚴厲的處罰。如果說學位點消失了,那意味著這個專業就沒有辦法發展提升了,這會直接影響學校的地位。就跟學校要爭取院士,是一個道理。」

全部按最嚴格解釋執行

新的政令之下,回到故事的最初發生地——北京電影學院,明顯有一種隆重和嚴陣以待的氣氛。

校園裡掛滿紅色的橫幅、藍色的招牌,門口大螢幕上巨大的標語在滾動,上書「努力提高教學質量,培養德藝雙馨藝術人才」。6月中旬,北影正面臨教育部最新一次本科教學評估工作,戴著工作證的專家們在園子裡各處走動。為了他們不受打擾,一向對公眾開放的北影校園也關閉了。

去年此時,北影的研究生畢業典禮已經舉行。北京電影學院一位領導在短短的發言中提到了幾位先進學生:「經過三年的學習積累,有的同學表現出了出類拔萃的創作才能。」他報出的第二個名字就是博士畢業生翟天臨。他對翟天臨的評價是:「出演的《心術》《白鹿原》《軍師聯盟》等作品被觀眾津津樂道。」今年縱使一切變化都與他密切相關,這個名字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不再提了。

許多變化都是隱秘的。比如北影今年的招生名額少了,一些研究生導師也停招了。一位碩士生向《人物》展示了北影研究生導師的名單,並圈出了那些停招的名字。「這些老師都有招生資格,所以還在名單裡,但是是否招生就不一定了。台面上的解釋,是『教學計劃調整』。」

另一些事情則有跡可循。從教育部的公告裡可以查到,北影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點,在今年5月的評估中被列為「不合格」,撤銷學位授權資格。北大的戲劇與影視學碩士點,也被撤銷了。

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政治學博士這樣總結他見到的變化:「在學位論文需要走完的流程裡,原先所有可以松動的環節,今年全部按最嚴格解釋執行。」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兩位碩士畢業生也分別向《人物》證實,往年他們的論文都是同院相熟的老師們交換著看,而今年,全部送到校外盲審。

《人物》調查了全國超過50所一本高校今年的畢業狀況,一個明顯的結論是:畢業論文難度增加,是普遍現象;只有那幾所全國頂尖的985高校,因為一直維持著嚴格的學術訓練,大部分學生都能通過嚴苛檢查;那些排名稍後的學校,畢業生受到的衝擊,確實是難以忽視的。

中國政法大學的一位教授告訴《人物》,他們今年延畢的博士生比往年多多了。學校早已規定,博士必須在C刊發表兩篇論文才能畢業,但往年這一規定執行得並不嚴格。而今年,如果沒有兩篇論文,那麽畢業免談,答辯都不可能參加。另一個被嚴格執行的規定是,如果學位論文查出與其他論文有雷同之處,超過3%就將被取消當年答辯資格,只能一年後再來。

嚴令之下,各種匪夷所思的故事開始流傳。中央戲劇學院教師尹珊珊在微博上說,她有個朋友今年博士畢業,學術水準不錯,對專業也真心熱愛,結果論文查重沒過,大家都很吃驚——結果發現,他的確抄了,但他抄的是,自己上一篇論文的一部分。

為了降重,學生們各顯神通。一些人用了AI軟體,出了不少笑話—— 「羊群效應」被AI改成了「牛群效應」;「土豆」被改成馬鈴薯了,看起來沒毛病,但這位同學寫的是優酷並購土豆的案例;有人寫鄒韜奮的出版觀,機器把所有「韜奮」都改掉了;「快樂大本營」被改成「幸福大家庭」,「銀行」被改成了「票號」和「錢莊」。有人實在沒辦法了,把致謝改成了文言文。

截至7月2日,翟天臨最新一條微博下有接近32萬條評論,大多來自高校應屆畢業生。要知道今年畢業有多難,去他的微博一看便知。

蝴蝶效應

「翟天臨事件」波及的人群遠遠不止應屆畢業生。一些已畢業的學生,也驚訝地收到了修改畢業論文的通知。更可怕的也許是另一些人的遭遇,他們直接收到了學位被取消的通知——今年春天,教育部啟動了對過往學位論文的倒查。

在這次被命名為「學位論文學術規範審查工作」的行動中,中國政法大學有3篇碩士學位論文被查出抄襲、剽竊,學生被取消學位,對應的3位導師也被取消招生資格。這個消息未像往常那樣低調處理,而是在全校做了公示。一位該校老師說,學校按最嚴格標準執行了教育部精神。

倒查是靜悄悄的。國務院學位辦的一位專家告訴《人物》,他們是直接從國務院學位評估中心和國家圖書館的平台上抽查論文,既不會通知高校,也不會通知學生和導師本人。因為是盲抽,連專家也不會知道論文是來自何處。這樣就保證了保密和公平。

在讀生們的日子當然也不輕鬆。這個期末,一位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學生在朋友圈表達了他的憤怒:他們院內一門選修課的小組報告也開始查重了。實際上不光是北大,目前北京電影學院、清華大學、中國海洋大學、中南大學都開始了作業查重。在北京電影學院的部分課程裡,如果重複率超過30%,作業將以零分處理。令中南大學學生感到憂慮的是,他們有一些課程已經結課、出分了,但學校還要查重再重算成績。

為配合這一動作,中國知網上線了一個校內作業查詢系統。此系統相當「貼心」,它不僅提供橫向檢測(將作業與系統內已有的海量數據對比),還有縱向檢測——如果老師們將往年的作業也上傳,那麽就可以防止上下年級學生抄襲,同理,也可以防止同校、同級的學生相互抄襲。

對明年畢業的學生們來說,接下來將是艱難的一年。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市場行銷專業的一位研二學生剛剛完成了她的開題報告——先後改了4次,才被通過。北影原來對畢業生的要求不算特別高,學生們需要參與一部電影的公映,並在行銷人員名單上署名,論文則簡單分析自己的電影即可。但如今這樣不行,他們需要廣泛研究其他作品,做嚴肅的學術思考。

研究生、博士生導師的招生資格,同樣成為整改重點。在中南大學,那些沒有博士學位的導師不再被允許指導學術型碩士,受影響較大的,是那些年齡偏大、資歷更深的老教授。該校某工科專業的系主任,也因為學歷不達標而換了人。

甚至連高考自主招生也受到了影響。一位親歷了今年自招全程的江蘇考生說,幾乎所有高校的自主招生名額和優惠都大幅縮水。往年那些可以幫助學生通關(可以提前準備)的論文和發明,今年全部失效。唯一能幫助學生的,是數學、物理、信息學、化學、生物這五大學科的競賽成績,而且必須是頂尖成績。

這一改革帶來的結果是複雜的。一方面剔除了憑借手段獲得加分的人,另一方面,那一大批競賽成績尚可、但未達到頂尖的競賽生,往年能拿到幾十分降分,今年便拿不到了。他們大多偏科,之後很難通過高考進入心儀的學校。

高校的招生老師們並不避談翟天臨,一位中科大的招生老師在江蘇的宣講會上公開講過:今年的嚴苛,都是XX大學乾的好事。

怎樣的學術訓練?

今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教師唐錚帶出了自己的第一屆研究生。幾年前,她從一線記者轉為高校教師。她在人大的切身感受是,今年的學位論文並沒有變得更難,規則也沒有改變,「如果說有的學校因此緊張,是他們以前做得太差了。有觸動,那是好事。」

西南政法大學的教師灰狼還要更犀利些。在他看來,就目前高校學生的整體素質和寫作水準來說,不管是不是985、211,「每個學校就算是斃掉一半學生,都可以是非常堅定、非常有理由、非常底氣十足的。」

今年媒體做過一項統計,47%的學生隻用了不足10天來完成畢業論文。《人物》採訪中遇到的一個故事是,廣西大學一位研究生找到了應付查重的方法——她發現,就算是同一篇論文,不同平台的結果也相差很大。如果老師不要求,他們一定會挑一個查重率比較低的平台。「我有一篇論文,在paperpass查是17%左右,萬方是3%。根據我的經驗萬方查重率是最低的,低到離譜。」

這場「學術不端」整治背後,一些被凸顯出來的問題是:中國高校的學生受到的是怎樣的學術訓練?有多少人讀研讀博是為了投身真正的學術工作?他們有沒有被好好對待?

從中國開始大範圍實施論文畢業制度至今,已經過去38年了。早在1981年,國務院下發了《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關於審定學位授予部門的原則和辦法》等文件,明確了學位授予的課程和學分要求、論文的答辯流程和規範。學生畢業的必要條件是,提交畢業論文或畢業設計。而從2005年開始,中國知網也第一次開始提供查重服務,畢業論文開始接受查重率的檢驗。

這個論文制度,與更大意義上的中國學術訓練體系,被《人物》的許多受訪者認為,是和西方基本相似的,是經過歷史檢驗的,但它們卻在具體執行中變了味兒。「翟天臨事件」恰恰暴露了這一點——這個制度怎麽在執行過程中全面失靈的。這也是為什麽,今年教育部的所有動作並不指向制度本身,而是指向制度執行的每個步驟和細節。

7月1日,經歷了漫長而波折的畢業季——盲審不通過,修改後通過,又再次被抽查,再次修改——之後,暨南大學的一位碩士畢業生給《人物》記者發來了長長的信息,推翻了她之前對論文評審的抱怨:

「其實總體來說,我發現翟天臨給大家創造了一個發泄口。我們有時候也罵他,但是回想起來,其實是在掩飾自己沒有過好碩士生涯的羞愧。我們是在把自己沒有盡到的學術責任,轉嫁到他身上。真正的大問題,還是我們的不自省。我在讀碩士之前,覺得自己一定會沉下心來好好做出一些研究,可是當學術任務下來的時候,我們卻都在討論,哪個老師更好過,怎麽樣才能應付老師的審查,過關了就萬事大吉。這是挺難受的一件事。」

2014年,現在的大學教師灰狼,剛剛考上中國傳媒大學的電影學博士,他和翟天臨同年入學。入學時,一位老師曾叮囑他:「不要想北京的花花世界,要坐得住,靜下心來,給自己一個學術承諾。」那幾年,他日複一日泡圖書館,開館進閉館出。但他也發現另一些人同為電影學博士,完全讀不懂任何電影理論書,甚至沒通過大學英語四級考試。

一位在國內知名藝術院校任教的老師,對學術界的上述狀況感到憤怒,在電話裡他對《人物》記者說了長長的一段話——

「我們的問題在哪兒呢?在於這個學術環境,出現了大面積的資源不公、濫竽充數。首先是有些人是否有資格和能力擔任碩士生或博士生導師?那些以創作起家的人,或者是慢慢通過各種行政關係、裙帶關係上來的人,他們真的有學術能力指導學生嗎?如果他們把持教育碩士生、博士生這樣一個位置的話,他們帶出來的學生可能根本達不到我們的期望值。」

但學生們也並非毫無辦法。他對學生的建議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你其實也可以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你要有鑒別力,就算導師沒有學術指導能力,不代表整個學院、整個學校沒人可以指導你,其實有很多渠道可以去提升自己。就怕大家都想走捷徑,沒有想我有沒有一個學術承諾,有沒有期許和興趣,有沒有繼續挑戰新難度和知識儲備的精神狀態,如果都沒有,那就太令人失望了。」

最好的結局

受訪者們都對這次改革有美好的祝願,希望多年來難以撬動的結構性困境,能畢其功於一役。但實際上,嚴令之下有變形的動作,也還有廣闊的操作空間。

一位求學於國內某作家門下的碩士畢業生,剛剛經歷了一段跌宕旅程。他所就讀的專業是「創意寫作」。創意寫作的碩士畢業生,提交的不是畢業論文,而是作品,指導老師兩位,均為作家。這位畢業生提交了一部3萬字的小說,在學院預答辯時,導師們的評價都不錯。但一位校外盲審老師給出的意見是「重大修改後重新送審」,相當於不通過。

《人物》記者讀到了這份意見,某段的第一句是:「有些屬於明顯臆造的東西,需要刪除或改變。」另一處則說:「這是一篇與個人經歷有關的文章」。這些信息似乎表明,這位老師並未看出這是一部虛構作品,而把它當成了非虛構。但吊詭之處在於,畢業生還附上了一份6000字的創作談,如果這位老師看過創作談,又怎會把它當成非虛構呢?

這種情況下這位畢業生只有兩種選擇,要麽按這位盲審老師的要求,做重大修改,再重新送到該老師處審,如果通過才可以畢業;要麽申訴,送到兩位新老師手上去審。第一種方式幾乎不可實現,所以在導師的支持下,他選擇申訴,並最終通過了第二次盲審。

在這所知名高校的創意寫作專業,今年的15位碩士畢業生,有5位在盲審中遇到障礙。這是這個專業成立近10年來從未遇到的狀況——一個有意思的對比是,這屆碩士預答辯時,導師們曾達成一個共識,今年這一屆的作品,比前幾屆都好。

一位熟悉盲審制度的高校教師這樣分析盲審老師的心理:「如果我覺得你這個東西寫得不好,我把握不準,而且萬一哪天翻起舊账來了,我也連帶著受罰。我就直接給你斃了。」

但在從嚴從重之外,同樣還有從輕。比如國內一所頂尖學府的中文系本科畢業生告訴《人物》,他們今年沒有查重,也沒有盲審。此事並非完全合規,學院讓他們一定低調,萬萬不能聲張,因此他拒絕了進一步的採訪。

再比如廣州一所名校的某文科院系,去年答辯時有12位專業碩士沒有通過,因為標準過於嚴苛,那屆學生還向院辦發起了異議,而今年只有兩位學生不通過。經多方核實,原因有二:一是學校今年同樣在接受教育部學位點的評估;二是去年學校出現過嚴重的學術不端事件,故成為考察重點——而今年他們並非不查,而是先讓學生們把答辯都過了,再在學院內部成立教指委,反覆抽查,直到改到合格為止。

老師之間的人情,是另一個廣泛存在的現狀。有時候表現為善意——某些學校規定,如果一年內導師有超過兩位學生被延畢,那ta下一年就將被停招。所以當某位老師有一位學生掛掉時,同事們會心照不宣地在答辯時放過ta的其他學生。

另一些時候則是刺刀見紅。一位受訪者講過一個真實案例:張老師的學生在答辯時被林老師所在的答辯組掛了,當天下午,林老師的學生就被張老師所在的答辯組掛了。當受訪者問起張老師的學生,你們老師掛不掛人?學生的回答是,「只要你的導師不要掛他的學生就行。」

歷史學教授李劍鳴曾在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和複旦大學任教,2014年他在一篇文章裡寫道:中國是個「人情社會」,表面上的「溫情脈脈」讓人模糊是非,放棄標準,把學術問題「人情化」,使學術評價成為報答友情、維持臉面或打擊對手的手段。

在文章裡他連著拋出許多問題:我們現在真有學術共同體嗎? 就算有,那又是一個什麽樣的學術共同體呢? 這個學術共同體能夠很好地操持學術評價嗎? 「人情」和標準問題,難道不就是發生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嗎?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指出的困境,則更為實際,那就是——盲審是不是真的盲?評議人從主題、風格和論證的內容,並不難猜出作者來自哪個師門、導師是誰。「相互之間,看在導師的面子上,就讓過了。」

這一次改革裡最讓他懷抱希望的事情是,它是否能改變中國導師與學生的數量對比。過去中國高校對數量非常在意,擁有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博士生數量。「現在我們不能再講數量已經是全世界第一了,要轉到質量上來。要那麽多數量的博士幹什麽?」他問,「畢業以後你都不從事自己本專業,那讀這個博士不浪費嗎?」

他期待今年這樣的政令執行力度始終不變。當所有人都開始重視學術質量,眼下這種一位導師帶七八個,甚至十多個博士生的現狀,就不太可能繼續維持了。也許這才是最好的結局。

(應受訪者要求,灰狼、小湯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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