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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講故事的人”回來了

十年後,“講故事的人”回來了

莫言獲諾獎後首部作品《晚熟的人》發布

光明日報記者 韓寒

7月31日晚,作家莫言蘊積十年的新作《晚熟的人》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發布。這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首部作品,由十二個故事組成,以作家“莫言”獲獎後返回故鄉高密的所見所聞為視角,描繪了一個有喜有悲、有荒誕有現實,從上個世紀到當下社會,從歷史深處步入現實百態,壁立千仞、天氣萬千的世界。

發布會現場,莫言談新作。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那個“莫言”,被這個莫言所打量

與過去《紅高粱家族》等作品寫歷史不同,這一次,莫言關注當下。讀者隨著小說裡的這位“莫言”,獲獎後回到高密東北鄉,發現家鄉一夕之間成了旅遊勝地,《紅高粱》影視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窩”和“縣衙門”突然湧現,“還有我家那五間搖搖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掛上了牌子,成了景點”。每天都有人來參觀,來自天南地北的遊客,甚至還有不遠萬裡前來的外國人。

在發布會現場,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談道:“儘管這本書創作了很多人物,但最觸動我的是那個叫‘莫言’的人。那個人也是一個作家,也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享受著聲名同時也為聲名所累。在寫作的時候,那個‘莫言’被這個莫言所打量。”此外,李敬澤敏銳地注意到,整本書的故事都是落地到“現在”,故事的主角,是一個一定程度上被歷史化經典化的作家,但當他作為一個活動於現在、活動於此時此刻的人的時候,面對這個龐雜世界,會產生和當下所有人一樣的迷惘和感歎。

“這部小說,我是一個寫作者、同時也是作品裡的一個人物,深度地介入到書裡。小說中的莫言,實際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孫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執行著我的指令,但他並不能自己做出什麽決定,我在觀察著、記錄著這個莫言與人物交往的過程。”莫言說。作家還鄉是一個很經典的視角,這樣的視角魯迅等中外作家都使用過,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學寫作時也用過,只是這一次再次使用,視角本身發生了變化,一是隨著作家年紀增長自身眼光有變化,二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盛名後再次遭遇商業時代、信息時代的故鄉,經歷更為複雜,莫言分析道。

書裡寫的依舊是“文學的故鄉”高密東北鄉,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個用童年經驗和想象力織造的高密已一去不複返。對於家鄉的變化,莫言很坦然:“將逝去的留不住,要到來的也攔不住。一切歷史都曾經是當下,所有的當下也都會變成歷史。”只有意識到一切當下都會變成歷史、所有作為都會留下印記,才會明白人要負有責任。同時,只有明白一切歷史同樣是當下,才會明白我們溫故知新,就可以從“當年的當下”裡汲取教訓、獲得智慧,莫言這樣理解。

老和尚隻說家常話

在這本沉澱了近十年的新作中,莫言改變了他一貫的講故事的方式,既延續了以往的創作風格,又明顯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靜直白,夢幻傳奇裡多了具象寫實。眼光不再聚焦於“英雄好漢王八蛋”,而是轉向了故鄉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們過於真實,仿佛就是從我們身邊走出來的人物。這樣一群人,組成了時代演進中的“常”與“變”。寫下他們的故事,好似不經意地在一張白紙上刻下一個又一個坐標。看完12個故事,所有的坐標被一條無形的線聯繫起來,讀者才恍然大悟,莫言講述的不是某一個人的故事,而是時代的潮起潮落。

作家畢飛宇曾用“兩個心髒、四個胃、八個腎”來形容莫言,以此表達他在閱讀莫言作品時感受到的能量。“以前像大色塊的油畫,這一次加入了線條。”畢飛宇這樣談自己的感受,“如《鬥士》這篇文章裡對主角武功和村裡一個外號叫黃耗子的青年打架的描寫,就是典型的白描。我喜歡武功這個人物,如文章結尾所說,‘似乎他是一個笑到最後的勝利者,一個睚眥必報的凶殘的弱者’。在咱們以往的文學作品裡,凶殘者和弱者並不並存。但這一次是例外,這或許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貢獻。”

“文學創作圈有句話,叫作真佛隻說家常話。修行了一輩子,一開始當和尚的時候經念得雲山霧罩,最後發現老和尚隻說家常話。因為老和尚終於修行到他覺得家常話就能把事說明白的境界了,”李敬澤評價道,“對一個作家來說,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追求,莫言現在到了隻說家常話的時候了。”

莫言認為,相較於過去的創作,《晚熟的人》少了血氣方剛劍拔弩張,更加沉靜平實,也更為幽默松弛。

文學的作用,恰恰在於它的“無用”

對作家而言,“早熟”是常態,為何莫言會為新作取名“晚熟”?

對此,莫言分析道,“晚熟”是一個很豐富的概念。從文藝創作角度看,一個作家或一個藝術家過早地成熟了、定型了、不變化了,他的創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終點。文學家、藝術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斷地變化,不斷超越自己。因此,“晚熟”是一種創作的態度,希望自己的藝術生命、自己的創造力,能夠保持得更長久一些。

“像前浪在沙灘上打了個滾兒,翻過來又變成了後浪。”李敬澤打趣道。

發布會現場,莫言、李敬澤、畢飛宇三位作家坐而論道,“文學的使命”是繞不開的話題。

文學跟科學不一樣。科學的進步和發展,可以直接帶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變革,例如屠呦呦發明青蒿素,能迅速治療瘧疾。但千百年來,文學的發展變化比科學小得多,它對人類社會看起來沒什麽作用。但文學的作用,恰恰在於它的“無用”,在於它非功利化的價值取向,莫言談道。

李敬澤認為,文學中包含著一些“無形”“無用”但卻至關重要的價值。“文以載道。在中國傳統中,文學更是負載著至關重要的使命。中國和其他國家之所以不一樣,就在於我們的文化和其他文化不一樣。在我們的文化中,文的傳統、文學的傳統幾乎是我們民族一個支撐性的精神構造。不管我們對文學的具體理解是什麽,我們通過文學所要解決的,是‘晚熟的人’中的那個‘人’的問題。對於一個在中國文化傳統下成長的人而言,一生要面對的是如何成為一個人、成為一個什麽樣的人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不管怎麽變,載體無論是書籍還是螢幕,在中國都不會失去它的意義和作用。”

距莫言獲諾獎已經過去八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說已過去十年。有人說莫言陷入“諾獎魔咒”——得了諾獎就很難再進行持續創作,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前主席埃斯普馬克卻說:“我相信莫言得獎後依然會寫出偉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種力量,沒有人會阻止他。”

在瑞典文學院發表獲獎感言時,莫言曾說:“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晚熟的人》付梓,那個“講故事的人”回來了。

《光明日報》( 2020年08月02日 03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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