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候就是通過觀察日月星辰雲氣以及草木蟲魚五穀等異象的變化，來推測人世間的吉凶禍福。它是建立在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等完備的理論體系基礎之上的。孔子說過:“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漢書》卷二六《天文誌》第六中說：天變異常“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響之應聲”。
從春秋至兩漢時期，古代社會佔候的原始形態逐漸成熟起來，並基本定型，尤其是在漢時，與當時盛行的《易》學、讖緯、災異之說相互融通。京房的“卦氣說”就把時令季節的變化與人君的容貌舉止掛起鉤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則把人體結構與天進行比附，認為“為人君者，取象於天”。
在古代社會，凡是異於正常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由於人們不熟悉、不了解，均視為災變或妖異。史書記錄災異現象並非出於好奇，亦非對未知事物的認知，而是為了收集與人事變化一一特別是帝王和朝廷的命運一一相關的征兆。
這些妖異使人們在心裡產生神秘感、恐懼感。“善則為瑞，惡則為異”，其中使人產生恐懼感的被稱為“妖”；而使人頂禮膜拜的則是“瑞”。這一切，他們又認為體現了上天的旨意。出現“妖”是凶兆，“瑞”則是吉征。所以，封建統治者特別重視佔候，在正史高職列《天文誌》和《五行志》，它是製約至高無上的皇權的一種手段。
《萬歷野獲編》卷四記載，明弘治年間，湖廣隨州應山有個農民的妻子忽然長出了胡須；又有一隻公猿變成了母猿。萬歷年間，有頭母豬和母牛生出怪牛、怪羊。明末山西有個叫李良雨的男人，忽然變成了女人。這些都被當地官員視為重要的政治動向，寫在邸報中，也同時見於多種筆記、小說及正史、野史之中。
佔候學對古代的政治軍事等領域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其實對小說家創作思維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三國志通俗演義》一開頭，就給我們展示了一幅淒風苦雨的自然圖畫：
“建寧二年四月十五日，帝會群臣於溫德殿中。方欲陞座，殿角狂風大作，見一條青蛇，從梁上飛下來，約二十餘丈長，蟠於椅上。靈帝驚倒，武士急慌救出；文武互相推擁，倒於丹墀者無數。須臾不見。片時大雷大雨，降以冰雹，到半夜方住，東都城中壞卻房屋數千余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地震，省垣皆倒，海水泛溢，登、萊、沂、密盡被大浪卷掃居民入海……熹平五年，改為光和，雌雞化雄；六月朔，黑氣十餘丈，飛入溫德殿中；秋七月，有虹現於玉堂；五原山岸，盡皆崩裂。種種不祥，非止一端。”
這段描寫，既給整部小說定下了情感基調，也規範著後來故事情節的發展走向。其實，這種寫法之前就有人嘗試過，如《拾遺記》卷九敘西晉事，首條寫三株金葵草化為三棵楊樹，以應晉武帝時“三楊”擅權的史實，推原後來八王之亂的禍始，和正史恰好互為呼應。
不過，經羅貫中採用後，影響更大，後來的小說家紛紛效仿。在《海山記》中，作者以玉李和楊梅分別象徵李楊王朝。這一思維被褚人獲所承襲，並把它移植到《隋唐演義》的開頭：內監向隋場帝奏道:“昔口酸棗邑進貢的玉李樹，一向不甚開花，昨夜忽然花開無數，清陰素影交映，有數裡之遠，滿園皆香”。滿院的人夜裡又聽得神人說道：“木子當盛，吾等皆宜扶助。”又一太監來奏道：“舊日西京移來的楊樹昨夜忽花開滿樹，十分爛漫。”夜裡也有人聽得神人說:“此花氣運，發泄已極，可一發開完。”這裡顯然是以花開無數的玉李和爛漫將謝的楊花，象徵李唐將興隋楊欲滅的歷史命運。
《醒世姻緣傳》中的明水鎮是明末社會的縮影。那裡道德淪喪，江河口下，作者西周生為之痛心疾首，他把當地發生的一系列災難與明水鎮也與明末敗壞的社會風氣聯繫在一起。那裡夏旱秋凍，將地裡晚苗凍爛，“庚申十月，氣象晦暗的對面不見人。十二月，大雷霹靂，震雹狂風，雨雪交下。丙子七月初三，冰雹如碗，如泰石者，積地尺許”。據《靈台秘苑》卷六中說:“雨雹則為陰脅，陽盛則為雨，陰迫陽，則轉而為雹”，“若陰盛而成雪”。
西周生還不惜筆墨，敘述了二個患有奇疾的婦人，其中一個婦人耳內總聽見打銀打鐵之聲，若聽到一“徐”字，即“舉身戰栗，幾至於死”。另一個是藝人的妻子，忽然項中生出一癭，初如鵝蛋，漸至大如柳頭。後又聽到癭中有琴瑟笙磐之聲，一天癭豁然破裂，從中跳出一隻猴來。這些反常的氣候和人體變異，渲染出一種濃厚的神秘氣氛，預示著一場大變故的即將到來。這場變故是以太監擅權和禮崩樂壞為特徵的，在朝廷，劉瑾專政，土木之變，英宗北狩；在家庭，家反宅亂，牝雞司晨，人倫倒置。
《水滸後傳》第十九回，真空禪師對聞煥章也不厭其煩地敘述了種種異象：“有龍掛在軍的作坊，兵士取來作鋪吃了，大雨七口，京城水高數尺。禁中出了黑告，其形丈余，毒氣噴出，腥血四灑。又有黑漢蹲踞，像犬一般，點燈時候就搶小兒吃。狐狸坐在禦榻上。東門外一個賣菜的，至宣德門外，忽然癡迷，叉手罵道:‘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說，快些改過!’又有賣青菜男子，有孕生子。酒店姓朱的妻子，忽生鬢髯，長六七寸，宛然一個男子，特詔度為女道士。天狗星隕，有聲如雷。彗出紫微垣，長數丈，北拂帝坐，掃文昌。”這些怪異現象，都是北宋將亡的征兆。陳忱在小說結尾又寫樂和站在雨花台上，“望著鍾山，王氣鬱鬱蔥蔥”，通過望氣描寫，寄寓著樂和對南宋小朝廷實際上是作者對南明王朝復國中興的期望。
自然界的種種變化，不但與朝政得失王朝興衰有關，也可從中尋繹出人事的吉凶禍福。如《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一《諸葛亮六出祁山》寫譙周諫阻孔明北伐說：“近有群鳥數萬，自南飛來，皆投漢水而死，此大不利也。況成都人人皆聞柏樹夜哭。”《字說》雲：“松為百木之長。”《開元佔經》雲:“竹柏夏枯，王侯失位。”因此，柏樹應是孔明的生命之樹，柏樹夜哭暗示著孔明即將病逝五丈原。
《紅樓夢》第七十七回寫晴雯被逐出大觀園時，寶玉從佔候的角度對這一事件進行了解說:“今年春天己有兆頭”，“階下一株好好的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道有壞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等聽了不相信，他又進一步解釋道:“你們那裡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東西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像孔子廟前檜樹，墳前的著草，諸葛祠前的柏樹，嶽武穆墳前的松樹:這都是堂堂正大之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他就枯幹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幾千年枯了又生的幾次，這不是應兆麽?若是小題目比，就象楊太真沈香亭的木芍藥，端正樓的相思樹，王昭君墳上的長青草，難道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是應著人生的。”在這裡，海棠花的枯萎暗示著晴雯的夭折。
同書第九十四回，又寫幾棵本已枯萎的海棠花，並無人去澆灌它，但到十一月卻開了花。對這種海棠反季節開花的現象，本與氣候異常有關，古人卻認為別有深意。邢夫人認為是好兆頭，探春心裡獨想道:“必非好兆。大凡順者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至九十五回，果然發生了元妃亮逝之事，從此賈府走向沒落。《隋書·五行志》引京房《易正侯》曰“木再榮，國有大喪”《開元佔經》引京房的話說:“木歲再花，國後當之”。由此可見作者寫海棠再發一事的真正用意。
大凡重要人物的死亡都會引發自然界的特殊變化，一些動物尤其是靈性動物也會出現一些反常行為。《三國志通俗演義》寫諸葛恪被殺之前，“方欲出府，有黃犬銜恪衣服，嚶嚶作聲，如哭之狀”。公孫淵亡國前，也有“犬戴巾幘，身披紅衣，上屋作人行”。
《禪真逸史》中苗酋羅默伽被剿滅前，“有一黑犬端坐於前堂椅上”。《後漢書·五行一》引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即將發生重大事件之前，當事人或與當事人關係密切的人，身體的某些部位也會有所感應。如《三國志通俗演義》寫張飛被暗殺前，“在帳中神思昏亂，動止恍惚”。劉備也“心驚肉顫，寢臥不安”。這就是所謂體佔。
佔候學常常被運用到政治和軍事鬥爭中去。帝王將興，總有一班術士為之大造輿論，說什麽王氣蔥鬱，鳳凰來朝。所謂王氣，據《晉書·天文誌》的解釋是:“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
《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寫群臣勸劉備即帝位，劉備惺惺作態，譙周便鑿鑿有據地說:“近有祥風慶雲，從空中旋下，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衝霄而起；帝星現於畢、胃、晶之分，煌煌如月”。張昭勸孫權即帝位，也舉證說“近聞武昌東山，鳳凰來儀，大江之中，黃龍屢現”。
王氣也被曹丕用作篡位的借口，華歆等逼獻帝禪位時說，自曹丕即王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明代小說《幻影》等都寫到劉基是因望見吳頭楚尾間有王氣，才去尋找朱元璋的。《山海經·南山經》中說鳳凰出現，“見則天下安寧。”《月令章句》又謂“禮德孔修，則麒麟至。”
《三國志通俗演義》寫魏主曹髦時，黃龍現於寧陵井中，群臣祝賀。曹髦卻說“非祥瑞也。龍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在井中，是幽囚之兆也。”《漢書·天文誌》引《易傳》雲:“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不久，曹髦果被司馬昭所殺。
所以，在位的帝王一旦聽說那裡出現了王氣，就會想盡辦法加以破壞，據說南京秦淮河就是秦始皇為破壞金陵王氣而開鑿的。又據小說《開河記》記載，隋煬帝開鑿運河也與王氣有關：
唯陽有王氣出，佔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已昏淫，不以為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後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掛意。”帝曰:“膚不愛此畫，只為思舊遊之處。”……後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方至廣陵。群臣皆言似此路途，不啻萬裡。又孟津水緊，淪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有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後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唯陽有王氣，又陛下意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將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唯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群臣皆默。帝乃出款：“朝堂如有諫朕不開河者，斬之。”
佔候既然如此重要，就成為一個軍事統帥和謀士必須具備的本領。在古代小說中，常寫到狂風突然吹折戰旗，這被認為是敵方將要突襲的征兆。如《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五《玄德匹馬奔冀州》寫曹操討伐劉備，往小沛正行間，狂風驟至，忽聽一聲響亮，將一面牙旗吹折。曹操便問眾謀士主何吉凶。荀彧問道:“風自何方來，吹折甚顏色旗?”曹操道:“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杆。旗乃青紅二色。”荀或便說:“不主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劫寨。”當晚張飛果來劫營。
卷之三寫曹仁準備夜襲劉備，此時徐庶正與劉備在議事，“忽信風驟起”，徐庶便斷定曹仁今晚必來劫寨。大風驟起既是敵人來襲的預兆，因此就應加防備，若逆道而行，必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如孫堅攻打襄陽時，忽一日狂風驟起，將軍中帥字旗竿吹折，程普和韓當都認為是不祥之兆，勸孫堅暫時班師。孫堅不聽，結果被劉表伏兵亂箭射死。所以唐時佔書《靈台秘苑》中曰:“出軍而飄雲驟雨，牙旗摧折，旗蟠繞竿，或下垂者，交戰將死。”“若軍他境，下營才定，有急風來射我，雲勢奔速，乍東乍西，速防賊兵過掠。”
《英烈傳》中寫李文忠率軍救大同，夜坐帳中，見黑雲如覆蓋，便對諸將說:“黑雲壓寨，佔有賊兵劫營。”《靈台秘苑》中也說，如營中“黑氣如車轉行，敵有謀。”“黑雲從敵上來之我軍上者，欲襲我也”。
總之，變幻的風雲中蘊含著神秘而豐富的信息，只有傑出的術士才能接收到。如《鋒劍春秋》寫孫臏正在山洞中修煉，忽一陣風過，孫臏讓過風頭，接著風尾，就知道孫燕要來請他下山。《萬花樓》第四十六回，寫包公出巡，忽然一陣狂風起，將其鳥紗帽吹落。包公命令手下循風追查，終於發現了李太后的冤情。
概而言之，古代小說中描寫到的佔候，形式多樣，內容駁雜，除上舉植物佔、動物佔、風雲佔、氣佔、體佔外，還有聲佔、服佔等等。佔候學不完全是封建迷信，它與古代物候學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古代佔候術就是將古代物候學納入到天人感應、陰陽五行等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中，形成既有理性成份又夾雜著非理性成份、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政治神學和神秘的術數理論體系，用來作為預測人世間吉凶的工具。
而古代物候學是一種素樸的科學，它或多或少地揭示了自然界的某些規律，因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價值。但佔候術是以古代物候學為基礎的並且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現象，因而又不斷地從其母體中孕育出古代的天文歷法、天氣觀察、醫藥學等科學知識的胚胎，可以說它的涵蓋域與今天一些科學門類有重合之處，因此人們不僅能從中獲得關於中國文化、人類本質和民眾心理的某種啟迪，而且可以從中提煉出中國古代科學史的寶貴資料。
如有些動物比人的感覺更為靈敏，所以在重大災難發生之前，它會有反常的行為。人的身體也會隨著季節氣象的變化而有所感應，還有科學至今無法解釋清楚的所謂第六感覺。有些佔驗其實是抽去了中間論證過程的理性推理，將此因與彼果不作詳細分析地簡單並列在一起，從而造成了佔驗的神秘色彩，但很明顯地展示了怪異與警覺之間的原始聯繫，從中可以看出古人試圖從現象發現本質、由已知探求未知的主觀努力。表現了古人類比推理、因象求義的原始思維模式。他們試圖給世界建立一個廣泛的因果鏈。
但是，正是由於其中有些合理成份，從而使得古人掉進了整個佔驗體系設下的迷陣而無法自拔，他們把這一切都普遍化了，規律化了，程式化了，形成了放諸萬物而皆準的“真理”，因此就成了封建迷信。
從佔候術的內容可以看出，幾乎大部分的物象都是凶兆。它反映了古人害怕變化的一種保守心態。人們希望生活在穩定的狀態中，任何其它的超出常規的變化，都會引發他們的恐懼之感。任何違背他們的世界法則的事件，都會使他們感到憂心忡忡，危機四伏。他們認為，在違反法則的事象之後，一定有一隻無形的手在掌控。
中國古代佔候術還表現了古人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思考。佔候是人類的一種巫術自然觀。艱苦的生活、惡劣的環境和氣候等外部的客觀條件，逼迫著人類祖先不得不為了生存而頑強地掙扎、搏鬥，學會思索和創造。但由於生產力低下和知識的極度貧乏，原始人對自然力量不理解，他們對自然現象發生的過程、條件、原因等，進行種種的猜測、設想和幻想，認為許多事物包括有生命的草木和無生命的石頭、水以及日、月、星、風等自然現象，都是有靈的，都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他們又把對大自然現象的觀察與人類社會相對照，在這種相互對照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了自然界與人是類似的，人有七情六欲，天則有陰晴風雨；人有喜怒哀樂，天則有電閃雷嗚……因此，原始人認為人與自然是一體的，是不可分離的。因而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心理狀態強加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去，相信對它們進行祈禱、禮拜或祭獻，就可以得到它們的庇佑或消災彌禍。
有時會因偶然的巧合出現了他們所祈禱、所期待的結果，就會進一步強化他們的崇拜意識。但在更多的情況下，他們所祈禱和期待的並不能如願以償，於是又不自覺地為之開脫或辯護。因此，他們把自然界神話和人格化，也把人與自然界的關係社會倫理化。這樣就必然把自然界客觀的東西，弄成自己心情的、主觀的東西，也即人格化的東西。人改變自然現象的唯一辦法只有被動地靠修德養善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科學的生產手段。
他們一般把美好的自然現象同美好的心境、美好的社會現象聯繫在一起；反之，把惡的自然現象同愁苦的心境、動亂的社會相聯繫。這種做法是非常自然的，借用美學術語就叫“移情作用”。移情作用就是“宇宙的生命化”，簡單地說，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情趣轉移到自然界的事物中去。在一個人心情愉快時，他往往會專注於自然環境中美好的東西或美化大自然；而當他心境痛苦不安時，又往往會特別容易發現自然環境中可悲可怨之處或將自然悲情化。
於是，在佔候術中，人們就把本來不具有喜怒哀樂的自然現象染上自己的主觀情感的色彩，通過這種移情的描述，來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之情。佔候與我們今天的自然環境描寫既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之點，相同之處都是把自然景物染上了感情色彩，成了象徵之物。由於佔候學的影響，自然界的某些東西經過長久的文化積澱，已經定式化、符號化了，人中之龍鳳、松柏等等，而且暗含著吉凶禍福，它告訴我們的是它蘊含的吉凶意義，而不是藝術的象徵功能。不過，有時它所造就的藝術效果，卻同樣能達到我們今天所謂的情景交融的境界，如孔明死前，群鳥投水而死、錦屏山崩等描寫，就渲染出濃鬱的悲劇氣氛。《三國志通俗演義》的開頭描寫也給讀者以“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事實上，今天中國文學中的環境描寫仍然難以完全擺脫佔候文化的影響，這也是中國文學區別於西方文學的特徵之一。
撰稿/晴川【讀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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