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清代康雍年間人，進士出身，官至四川總督 、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還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顯爵集於一身。他運籌帷幄，馳騁疆場，曾配合各軍平定西藏亂事，率清軍平息青海羅卜藏丹津 ，立下赫赫戰功。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入京時，得到雍正帝特殊寵遇。但翌年十二月，風雲驟變，他被雍正帝削官奪爵，列大罪九十二條，於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賜自盡。
年羹堯的失寵和繼而被整是以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進京陛見為導火線的。在邊疆時，蒙古王公和額駙阿寶見到年羹堯必須跪拜。在赴京途中，他令直隸總督李維鈞、陝西巡撫范時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時，黃韁紫騮，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然坐在馬上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馬向他問候，他也只是點點頭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態度竟也十分驕橫，"無人臣禮"。年進京不久，雍正獎賞軍功，京中傳言這是接受了年羹堯的請求。又說整治阿靈阿(皇八子胤禩集團的成員)等人，也是聽了年的話。這些話大大刺傷了雍正的自尊心。
十一月，年羹堯結束陛見回任後，接到了雍正的諭旨，上面有一段論述功臣保全名節的話："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若倚功造過，必致反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在這個朱諭中，雍正改變了過去嘉獎稱讚的語調，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後年羹堯的處境便急轉直下。
分析年羹堯失寵獲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堯自恃功高，驕橫跋扈之風日甚一日。他在官場往來中趾高氣揚、氣勢凌人：贈送給屬下官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發給總督、將軍的文書，本屬平行公文，卻擅稱"令諭"，把同官視為下屬；甚至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附阿寶見他，也要行跪拜禮。對於朝廷派來的禦前侍衛，理應優待，但年把他們留在身邊當作"前後導引，執鞭墜鐙"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諭到達地方，地方大員必須迎詔，行三跪九叩大禮，跪請聖安，但雍正的恩詔兩次到西寧，年羹堯竟"不行宣讀曉諭"。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進呈其出資刻印的《陸宣公奏議》，雍正打算親自撰寫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自己竟擬出一篇，並要雍正帝認可。年羹堯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儀，"禦前箕坐，無人臣禮"，雍正心中頗為不快。
第二，結黨營私。當時在文武官員的選任上，凡是年羹堯所保舉之人，吏、兵二部一律優先錄用，號稱"年選"。他還排斥異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以陝甘四川官員為骨乾，包括其他地區官員在內的小集團。許多混跡官場的拍馬鑽營之輩眼見年羹堯勢頭正勁、權力日益膨脹，遂競相奔走其門。而年羹堯也是個注重培植私人勢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親信，"異己者屏斥，趨赴者薦拔"。比如他彈劾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絝"、"斷不可令為巡撫"，而舉薦其私人李維鈞。趙之垣因此而丟官，於是轉而投靠年羹堯門下，先後送給他價值達20萬兩之巨的珠寶。年羹堯就借雍正二年進京之機，特地將趙帶到北京，"再四懇求引見"，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參劾降職的江蘇按察使葛繼孔也兩次送上各種珍貴古玩，年羹堯於是答應日後對他"留心照看"。曾經薦陝西布政使胡期恆及景灝可大用，彈劾四川巡撫蔡珽，上即以授景灝，又擢升胡期恆為甘肅巡撫。此外，年羹堯還借用兵之機，虛冒軍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別當上了直隸布政使和署理副將的官職。
第三，貪斂財富。年羹堯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頓吏治、懲治貪贓枉法是一項重要改革措施。在這種節骨眼上，雍正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雍正三年，連續多道奏折呈送到雍正面前，全都是彈劾年羹堯的，並且列舉了多條罪名。此時年羹堯的妹妹已被封為貴妃，雍正並未因此事放過他，直接派人將年羹堯抓起來，削去所有官職，交由議政大臣審理。議政大臣工作效率超高，幾班加點審問年羹堯，朝廷議政大臣向雍正列出了年羹堯92款大罪，請求立正典刑。其罪狀分別是：大逆罪5條，欺罔罪9條，僭越罪16條，狂悖罪13條，專擅罪6條，忌刻罪6條，殘忍罪4條，貪婪罪18條，侵蝕罪15條。
雍正說，這92款中應服極刑及立斬的就有30多條，但念及年羹堯功勳卓著、名噪一時，"年大將軍"的威名舉國皆知，如果對其加以刑誅，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難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殺戮功臣的惡名，於是表示開恩，賜其獄中自裁。
按照年羹堯的罪行，很有可能被滿門抄斬，但雍正的做法讓人意外，只是斬了年羹堯的兒子年富，免去年遐齡（年羹堯之父）年希堯（年羹堯之兄）的官職，罰他其他兒子充軍戍邊，一年後下旨赦免了年羹堯戍邊的兒子們。所以，雍正對年羹堯算是比較仁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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