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康
前面很多專家都強調現在的形勢十分嚴峻，我深有同感。說到從經濟視角上講的年度增長速度問題，現在先說明一下其定義。剛才曉魯教授說的原始數據與官方數據的巨大偏差，在內部討論裡過去我也聽到過，比如一兩年前囗囗就說，他們認為實際的速度是囗囗，把報告送到了領導部門的辦公室，工作人員說可以接進你的文本，但我絕對不敢給領導人報的。那麽現在我們的討論中，這個問題只能先放在一邊，我們還是得用現在大家一般討論速度問題的統計局口徑。
在這個口徑之下，看到的現在一些說法：包括前面曉華也提到的悲觀預測，還有彭博的預測——它是把今年中國的增速從5.2%下調為1.4%，野村、渣打也下調了，瑞銀是由4.8%下調到1.5%，中金是從原來的6.1%下調到2.6%，等等；牛津經濟研究院的兩位研究者高路易和胡東安的預測，是認為今年如果中國不采取比較有力度的刺激措施的話，增速只有1%。這些量值預測還不是處於曉魯所說的那個參照系，但已經看得出來，都是相當悲觀的。
那麽在這樣的全球疫情衝擊嚴峻局面之下，我們還是得考慮2020年怎樣實現或者基本兌現中國的“全面小康”目標，這不僅有經濟意義，還有更豐富的社會和政治意義，而且在中長期看，要特別注意面臨著“門檻效應”情況之下，我們中國怎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20以後，緊接著5到8年、10年這個時間段，我們要力爭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雖然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述還有很多不同意見，但怎麽選擇用語可以討論，它所指的統計現象表現出來的對中國的警示意義，是絕對不能夠低估的。
把這些在一起考慮的話，怎樣爭取必要措施支撐今年一定的經濟增速和引導預期的問題，是非常突出的挑戰性問題，預期處理得不好，經濟問題可以社會化和政治化，公眾害怕的不良前景會“自我實現”。前幾天莫乾山研究院討論曉魯教授大作，是對大蕭條和新政做的回顧，我覺得討論下來，有非常好的啟示：我們在當下，總結當年“新政”經驗，也是“百年一遇”的這種巨大衝擊之下，在宏觀調控方面可考慮的技術路線上，除了適當擴張需求之外，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結合著供給管理來引導預期，做好預期的管理。
在中國，現在官方所說“中國經濟長期向好趨勢不變”這個表述裡面，確實是包含著合理內核的，我們確實還有發展的韌性、騰挪余地與增長的空間，但是怎麽樣用好這種潛力空間，是非常關鍵的大問題。
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既然遇到了非常之時，一定要有非常之策，我們不能只看當下而聽任速度過低，一定要把當下形勢不好所可能產生的預期和這個預期有可能出現的“自我實現”這種危險，放到高度重視的戰略位置上來考慮，要力求消解這種不良預期的自我實現，以追求中長期的現代化既定目標。那麽，在我們可做的事情這方面，一定要有積極的考慮。
從借鑒來說，美國的無底線量化寬鬆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一段時間不到十天之內屢屢大力度出手，朝野認識達到空前一致，包括美聯儲跟總統都達成了高度的一致，而總統民意測驗的那個支持度一下躍到了百分之五十幾——他們的這個“非常之時頒布非常之策”，當然有美國特定的底氣，我們不能簡單地學，但對我們的啟發是：自己可用的空間是什麽？我們自己確實還有調控政策工具箱裡可用的手段，還有自己在降息降準和財政政策發力提質增效、特別是優化結構這方面結合著機制轉變優化可做的很多事情。借鑒美國的啟示，主要是把握大戰略方面的思維，實際上要更多考慮中國自己的可用空間，以及1998年、2008年我們一些經驗的鋪墊，再加上供給側管理、供給側改革的明確思路與要領。
關於今年保持一定速度而采取非常之策的主要考慮，建議方面，我想簡單提下面四點。
第一條，今年要積極考慮發行長期特別國債和適當提高赤字率。
第二條，要下決心盡快安排加大有效投資，比如“新基建”，這是與新技術革命的一些重點息息相關形成硬體支撐、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升級高質量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第三條，結合著前面兩點，一定要積極促進政府少花錢多辦事、“四兩撥千斤”的PPP等等這樣的創新機制、政策性投融資機制的健康發展。
第四條，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按照中央所說2020年配套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個取向，繼續做出一切攻堅克難努力——雖然宣傳上似乎不提這個時間表了，但這個任務絕對沒有消失，而且實際上作為“最大紅利之所在”，對於中國的現代化顯得更關鍵了。
謝謝！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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