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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文學獎提名作品巡展:王手《平板玻璃》

中短篇小說獎提名作品

王手,男,浙江溫州市人。1981年開始發表小說。近年小說散見於《收獲》《人民文學》《當代》《鍾山》《花城》《作家》《山花》等刊,出版中短篇小說集《火藥槍》《柯依娜一個人》《獅身人面》,長篇小說《誰也不想朝三暮四》。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作家。現居溫州。2018年10月,《第三把手》獲得第五屆鬱達夫小說獎"中篇小說提名獎"。

訪談 | 王手:我的精神在底層

朱小如 王手

本文轉載自“浙江作家”公眾號

朱小如

你是怎樣走上寫小說這條道路的?而你的一些小說如《十五歲的王手在初中》《雙蓮橋》等是你自身經歷的寫照嗎?你是什麽時候開始用“王手”這個筆名的,它有什麽特殊含義?

王 手

多年前,曾經有朋友給我做過訪談,題目叫《一個通俗的人,一種平民寫作》,這個題目好,非常適合我,我因此也放鬆了許多。我的意思是我作不了說法很“理論”的訪談,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粗俗的人,或者說是一個社會氣很重的人。我的訪談也許是沒有品位的,但肯定是沒有障礙的,比較順暢的。

我從1973年開始步入社會,沒有辦法,我們家是普通勞動人民出身,父母沒有培養我們的念頭,我們過早地去外面打工了。社會是個大熔爐,我練就了各種各樣的本領,勞作的能力,與人相處的能力,獨自處理問題的能力,單獨出遠門的能力,遭遇緊急狀況冷靜的能力和在社會的各個階層如魚得水的能力。開始的十年,我乾過很多事情,也跑過不少碼頭,也經歷過血雨腥風。那時候肯定不會想著寫小說,也不知道小說怎麽寫,喜歡看《三國演義》和《水滸》,還有就是小人書,平均一天花一毛錢看小人書,這在當時是很奢侈的,因為那等於一碗面條的價格,因為那時候我一個月的工資是26塊。

都說寫小說是有天賦的,我同意這種說法,但用在我身上不合適,我只是會觀察和感覺,有感覺的東西我會怦然心動,但不知它以後有什麽用。1983年我結束了遊蕩的生活,從母親那裡頂替來一份正式工作,但我肯定也是不安分的,所以,那段時間的日子仍舊是動蕩的。開始寫小說是1981年,受了風起雲湧的文學運動的影響,但沒有想過用小說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也不知道這真的有用。我們這裡的人好像天生的對生存不很擔心,對生存的形式不很計較,對生存的意義不很在意,寫小說純粹是愛好,瞎編,寫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成不了氣候是必然的。

王手這個筆名是1993年取的,沒什麽特別的意思,就是一個文字遊戲,把我真名“琪捷”的偏旁拿過來,就這麽簡單。但這是個好筆名,尤其用來寫小說,尤其是寫新小說。如果真要問有什麽想法,那就是我從工廠調到了文聯,我想改變一下自己的形象,作為一個新人重新出現,試試。感謝編輯和讀者,這個簡單好記的筆名給我帶來了很多方便。這個時候的小說,才真正涉及到自己的生活,又不完全是,讀者可以通過我的小說看到我生活的地方,生活的背景,特殊的語言樣式和節奏,內容其實都不是真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十五歲的王手在初中》,我以為把一個女同學寫得很美很有意思了,拿給她看後,劈頭蓋臉一頓奚落,說,笑話,我是這樣的嗎?關係也因此斷了。可見,自作多情是多麽的可怕。

朱小如

這個女同學就是“柯依娜”吧,難怪你筆下的女子似乎都有“柯依娜”情節。所有認識你的人,對你的“王手”這個筆名有個相當直觀深刻的印象,你的胳臂比女孩子的大腿還粗。畢飛宇總自豪他的運動員體格,上次在溫州見到了你認輸了。你《雙蓮橋》裡的“釘錘”可能就來自你的這一明顯特徵。八十年代初的溫州,正處在一個開放經濟的活躍期,你沒有去做生意,反而寫起了小說,寫小說有做生意那麽風光嗎?聽說你的生意也做得不錯,當然,是你家裡的生意。在溫州,一邊為公家乾活,一邊也兼做生意的現象是否很普遍?你的長篇小說《誰也不想朝三暮四》裡那個主人公“王洗”是不是也有你自己生活的影子?

王 手

做生意是溫州人骨子裡流淌的血,是與生俱來的品質,在我們家附近,生意攤就比比皆是,所以,對於什麽時候生意活躍和蕭條,我們是麻木的,也不會對生意另眼看待。過去和現在,做生意只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沒有更多的政治。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我有很多時候在上海寧波等地跑,我們是不會將跑的機會白白浪費的,一定要利用起來。我把上海的香煙帶回來,把布料帶回來,把搪瓷臉盆、鐵殼熱水瓶、甚至把很難帶的平板玻璃帶回來,打上一點錢在溫州賣掉,補回了路上的費用,也賺了點小錢。如果一定要上綱上線,說我是投機倒把也不是不可以,但我們那時候才不管那麽多呢。這些事我至今還津津樂道,把它作為一種能力來炫耀。李敬澤說我的力量在於,從不離開基本的生活事實,面對這些從不羞愧,甚至懷有敬意。李先生是提高的說法,而我是平常的做法,做生意和寫小說,不存在品位高低的問題,都是愛好。

1994年,我老婆從工廠下崗,我們才認真做起了生意,很辛苦,我老婆看店、拉關係、談業務,我跑運輸,是用自行車跑,有時候跑一趟累得滿頭大汗,實際上隻賺兩塊錢,但我們仍然很高興,覺得在做一件事情,很有意義。現在,我們的生意還在做,我們用汽車送貨,有好多輛,還有大卡車。做生意的好處是心裡比較寬,我這人消費不大,對物質沒什麽要求,但自己心裡有數就行了。做生意還有個好處是可以打掩護,我小說寫不好的時候,就說自己是被生意忙的,焦頭爛額沒心思;而在生意場,我又說自己是寫小說的,騙得別人的欣賞,有時候還真有用。

在溫州,機關幹部做生意的不是很多,像我這樣被人知道的則更少,倒是利用職能和權力,搭個暗股、拉個業務、出面調停糾紛、或替廠家討債的很多。長篇《誰也不想朝三暮四》寫的就是這個,但不是我,事情大部分是虛構的,但情緒是我的,心情是我的,有一段時間,沒生意,心裡確實很煩很煩,我們賺不到鈔票,而費用和成本在不斷增加。

朱小如

你在你的小說研討會上說到了文學“救贖”,說到了小說對洗滌靈魂的作用,但這些並不妨礙你做生意掙錢,在你的體會中,兩者之間有多大的矛盾衝突?或者就像評論家施戰軍說的那樣,正是這樣一種人人都做著發財美夢的“堅硬”的社會現象,和你自幼成長過程裡內心認定的“江湖”原則之間的矛盾衝突,構成了你小說創作的基本內核,你是怎樣認定和協調這些的?

王 手

我知道:“文學救贖”的說法比較牽強,“洗滌靈魂”說法就更牽強了,我只是想給自己寫小說在深處找一個理由。我要是說自己對小說無所謂,開玩笑一樣,無心插柳柳成蔭,那是我矯情。所以我說,我寫小說是一個醒悟、回歸、修心養性的過程。

1973年至1983年,我一直在社會上遊蕩,有很多的時間很大的精力在社會上趕場。那個時候,作為年輕人,我們也想顛覆已經形成氣候的社會力量,也想建立自己的場面。其實現在,我也會受邀去一些場合看看,看看現在的年輕人是怎樣處理事情的,以自己的經驗給他們一些忠告和建議。那個時候,我的心裡是躁動的,邪氣的,混亂的,雖然我不認為這是什麽壞事,雖然也是立足社會的需要,但終究是說不響的。碰見法律和組織,碰見正人君子,我們會回避和否認。所以,我想借寫小說改變自己的形象,安撫自己的內心,我告訴自己我現在不做那些事了,我現在在做一件高貴的事情,我的手是潔淨的,我的內心是安寧和平靜的。也許這種反差也是一種激發,激發的力量是無窮的,我願意做得更有趣,更有懸念。

它們之間沒有矛盾,我也不想用一種現象去摒棄另一種現象,就像做生意和寫小說沒有矛盾一樣,我只想忘掉過去,讓別人也忘掉我的過去。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江湖的朋友不相信我會寫小說,他們覺得我還是以前的我,只不過是水深了,覺得那個王手不是他們認識的那個人。

江湖是我一些小說涉及的內容,江湖也是一個社會,江湖的遊戲規則比社會的遊戲規則簡單、實用、有人情味,所以,我常常給小說中的社會、工廠、人際關係賦予了江湖的意蘊,這是我的理想。就小說而言,它更有看頭,因為它對大多數人來說是陌生的,新鮮的。

朱小如

許多評論家都說你的小說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一切從生活的事實出發,沒有那種所謂的知識分子的迂腐氣。而且你筆下的人物身上,即便是生活在最“底層”,也沒有那種對生活的刻毒怨恨,可見你對現實生活取的是樂觀向上的積極態度。或者就像你小說裡習慣把“社會”置換成“江湖”一樣,而一旦進入“江湖”,每個人都可以擁有更大的生存空間、更皮實的人生姿態。所以,你來自“底層”卻並不願意被人認作“底層”,而自認是“江湖”。可見當下談“底層”寫“底層”,其實並不透徹了解“底層”的真實想法。

王 手

我不可能有知識分子的迂腐氣,因為我本來就不是知識分子,也從來不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過去,我有二十多年的時間在社會遊蕩;現在,我的精神仍然在底層。我會經常的約一些過去的朋友出來喝喝酒;也會抽空回到原來的部門去,在幾百人的大食堂吃一頓飯,喝一碗免費的菜湯;在無遮無攔的混堂洗個澡,赤條條的就挺了進去。我喜歡平民生活,羨慕他們的松弛。如果我現在仍在底層,我不會怨天尤人,我會覺得我命該如此,我對生活沒有怨恨,對生存也沒有別的要求,只要“活著”,這也是我看世界的眼光。

有一段時間,我們吃飯的時候都會叫一個人,這是朋友的一個熟人,她開朗的個性和嬌好的身體讓我們的酒桌很開心,我們沒有尷尬,我們很高興接納她。她是個勤勞勇敢的人,為了生存,非常辛苦,我們約上她只想讓她吃好喝好,有充沛的體力去迎接生活。我們相信她是沒有辦法才這樣做的,她如果有資金、有社會關係、有人幫襯,做一個小老闆她肯定沒有問題。但她什麽也沒有,只有年輕、漂亮、健康的身體,她只能這樣。

我寫《鄉下姑娘李美鳳》的時候老是會想起她。李美鳳沒有錯,老闆廖木鋸也沒有錯,老闆的家屬和作坊也沒有錯,他們都剛剛碰到了轉型期,都剛剛碰到這種人和事,他們都沒有現成的經驗,他們覺得生活就是這樣的,不覺得這是盤剝,不覺得這是受辱,他們就是這樣嘗試著平靜地往前走,慢慢的才發現不對勁和壞了。我只想告訴大家,人是在放縱中失去自己的。如果小說裡有難受,那也是小說的需要,生活中我們也許都感覺不到這些。生活中的廖木鋸不會有自責,生活中的李美鳳也沒有憎恨,他們結束了這個段落,又開始了自己新的生活,我身邊的人和事就是這樣的。生活中劍拔弩張的事畢竟是很少的,大體上會是一個基本和諧的現象。我習慣把生活置換成江湖也是出於這種心理,江湖的原則不是廝殺,而是和平共處,在秩序裡發展。

朱小如

你的“江湖”人生態度其實也影響了你的小說敘事風格,所以你的小說總讓人讀著發笑,讀著好玩。你的小說無論是情節還是人物很少有那種極端的走向,評論家洪治綱用“曖昧”這個詞來表達,而“曖昧”常常意味著“意料之外”和“別出心裁”。總之在我讀來,你的小說從創作心態和敘事藝術都十分松弛,這和當下那種充滿焦慮和緊張的創作氣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時也證明了你有更廣闊的小說空間,預祝你寫出更好看更別致的小說來。

王 手

在我眼裡,小說首先是個藝術文本,其次才考慮它的功能,它不是白皮書,更不是政治谘文。這一點我以前是這麽想的,後來李敬澤的“要在生活中發現你自己的文學”的說法,更堅定了我的信念。

洪先生給我的一些小說定下了“曖昧”的審美,我覺得也很準確,這也是我所要追求的。從大的方面講,曖昧,就是在那個境界裡,思想和行為含蓄著。從小說的層面上說,這是一種藝術狀態,人物也好,事件也好,走在邊緣上,走在恰到好處裡,左突右奔,點到為止,欲罷不能,天眼未開。這當然也和寫作的心態有關,我的心態就是“我寫我的”,沒有目標,也沒有野心。而我的年齡也正好處在“曖昧”的位置上,給我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大家會覺得我還嫩著,新銳則覺得我已經老了,我沒有壓力,寫小說我很高興,所以說,我的身心都是鬆弛的。從敘述的風格講,我喜歡那種“說書”的韻味,架勢擺起來,嗓子潤起來,看似正襟危站,骨子裡還是在演義,慢慢道來,懸念和風景埋伏在其中。還是那句話,小說是讓人品味的,不是用來解決問題的。發現問題,是寫作者的責任,而解決問題,則要靠強大的政府。我更多思考的是“在解決了基本的問題之後,你要把小說作成什麽樣的呢?”這是程永新給我的一個新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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