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陳絳先生︱跟著陳絳老師做學問

2019年8月20日上午，李安瑜在同學群裡發布了一條信息：陳絳老師今晨去世了。如同晴天霹靂！我馬上打電話給陳傳，消息得到證實：凌晨一時九分，我們最最敬重的陳老師真的離我們而去。

本文作者與陳絳先生合影

陳絳先生寄贈本文作者的賀歲箋

陳老師走得太倉促。我剛剛準備這個周末去位於上海淮海中路的徐匯區中心醫院看他，順便帶他去隔壁的老人和飯店吃個飯，沒想到竟成終生遺憾。兩個月前，我去徐匯區中心醫院看他，他一如既往安詳地端坐在病床上，在平板電腦上審讀文稿。

陳老師一生與世無爭與人無爭，學術既是他長期以來的追求，也是他怡情養性的方式。他告訴我，電腦上的支架是他的長子陳任從澳洲回來時給他安裝的，這樣打起字來平穩多了；他還在趕著修訂《陳寶琛年譜》，爭取早點交付出版社；他還告訴我一件很巧的事，他隔壁病床上住的竟是我舅舅在複旦中文系的同班同學。他寬慰我：他很好，醫生和護士對他都很好，病房的飯菜也很好。更多的是他在問我：仇華飛最近不知道怎麽樣了？王海燕該從德國回上海了吧？張曉敏還是那麽忙？他順手拿出一本由文史館組織編寫的《陳絳口述歷史》，

讓我轉交給張曉敏。他還關心著：伊興好嗎？舒予最近在香港還是在上海？並且饒有興致地和我一起看我那小外孫的照片。臨別時，他一如既往堅持送我到電梯口，直到電梯門關閉。我怎麽也沒有想到，最後留給我的，竟是電梯關閉一刹那間他那敦厚的身影和慈祥的笑容。

最早知道陳老師是在考入複旦歷史系後不久，同學之間談論最多的是系裡的老師，除了如雷貫耳的“二周”（周谷城、周予同）和譚其驤先生、蔡尚思先生，還有就是帶有傳奇色彩的幾個人：被毛澤東點過名的五大右派之一陳仁炳先生，據說也被毛澤東點過名作為反面教材留在系裡的薑義華先生，再就是最後的帝師——宣統皇帝的老師陳寶琛的孫子陳絳先生（後來知道不是嫡孫而是侄孫）。

接下來選修了陳老師開設的《洋務運動史》。陳老師上課，不像沈渭濱老師那樣抑揚頓挫卒歸於質，也不像朱維錚老師那樣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他的風格是平實而厚重，詳明而獨到：從軍事裝備、機器生產、科學技術，到制度創建、社會改良、觀念啟蒙，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多方位多視角的洋務運動圖景。更為受益的是，他不是就事論事，更少有是非評判，而是將洋務運動放到中國近代化的歷程中加以考察。比如李鴻章，他不回避也不糾纏是不是劊子手和賣國賊，更強調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化最早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他後來編撰的《李鴻章評傳》，副標題便是“中國近代化的起始”。再比如赫德，他不否認赫德的在華活動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對華侵略同步展開的，但更注重揭示赫德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作為和影響，他晚年致力於翻譯《赫德日記》，有人讚其“重塑了赫德銅像”，我倒不這麽認為，為赫德歌功頌德不是陳老師的做派，為中國近代化研究留下第一手記錄才是他的初衷。陳老師是國內最早研究中國近代化的學者之一。

畢業後，我留校擔任學生輔導員並參加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的活動。那時候的中國近代史教研室可能是歷史上最興盛的時期，領軍的是田汝康先生，接下來是汪熙先生、黃葦先生和陳絳先生，再接下來是陳匡時老師、沈渭濱老師和楊立強老師，後面是夏林根、陳宗海、戴鞍鋼、王立誠和我五個當時的“小字輩”，王立誠後面好多年再沒有新人進來，因為超編了。那段時間，我和陳老師的接觸並不多，但總覺得陳老師是最容易接觸的。他家世顯赫卻平易近人，他學貫中西卻淡泊名利，他處世低調待人寬厚，從不輕易品評他人議論是非。他從來沒有要求我什麽希望我什麽，卻總是關切地詢問我：最近好嗎？有需要幫助的嗎？和他在一起，我覺得很輕鬆，不拘束。

接下來我準備讀在職研究生。朱維錚老師曾希望我跟著他讀。他是我大學本科論文的指導老師，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我沒有少挨罵卻收獲更多，他難得地給我的論文打了優秀，卻又吝嗇地寫下了“作為一篇本科論文還能讀得下去”的評語。我猶豫了一陣子，還是沒有膽量去讀朱老師的研究生。我找到陳絳老師，他很爽快地答應接受我這個學生。成為陳老師的學生後，他教給我最多的是敬畏學術和奉獻學術：陳老師的一生最敬畏的是學術，他也將一生奉獻給了學術。

研究生期間課程是免修的，因為我在讀助教進修班時已經修完了相關課程，重心是學位論文。陳老師研究的領域是中國的近代化。中國近代化起步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而中國近代史卻發端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這中間存在著二十年的時間差。為什麽會出現這個時間差？我想以鴉片戰爭時期睜眼看世界的思潮為切入點展開研究。我選取了三個人和三本書——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寰志略》和梁廷枏的《海國四說》——作為考察對象。這三個人是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代表性人物，這三部書則代表了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的最高水準。我把我的設想告訴陳老師，陳老師表示認可，同時提點我：如果只是睜眼看世界，為什麽要選取三個人和三本書？他們之間除了同質性以外，還有什麽不一樣的地方？短短幾句話如醍醐灌頂。我進一步查閱文獻，發現這三個人確實既一樣又不一樣。他們年齡相仿：魏源生於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徐繼畬生於1795年，梁廷枏生於1796年(嘉慶元年)，恰逢乾隆嘉慶政權交替之際清朝統治由盛轉衰之時。他們都以學識淵博著稱，可是在鴉片戰爭以前治學範圍和處世方式迥然有別：魏源崇尚經今文學，強調經世致用；徐繼畬以理學名世，在科舉仕宦的道路上躊躇滿志；梁廷枏則承緒了漢學家的傳統，熱衷於鉤稽沉隱究索名物。鴉片戰爭期間他們分別活動於江蘇、福建、廣東沿海，最早感受到西方對中國的衝擊，並最早睜開眼睛打量世界：魏源將視野從鹽漕河幣等內政問題轉向海防、外交和域外知識的探求，編纂成《海國圖志》；徐繼畬作為主持福州廈門兩口通商事務的官員被推上中西交涉的第一線後，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西方，進而撰寫了《瀛寰志略》；梁廷枏則在被英國人的堅船利炮驚醒後，走出“於世無患與人無爭”的書齋，用漢學家的求實精神打量陌生的入侵者，寫就了《海國四說》。耐人尋味的是，在對外圍世界進行了一番探索之後，他們提出的“製夷之策”各不相同：魏源倡導“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徐繼畬認為“夷不可敵民不足恃”，主張以“撫夷”而“服夷”；梁廷枏則強調“夷不足慮民力可恃”，主張“以民製夷”，這三種應變主張實際上反映了戰後中國社會嬗遞出現的三股社會思潮。同樣發人深省的是他們的歸宿：當道鹹交替之際中西衝突再趨激化之時，魏源和他的“師長”主張倍受冷落，懷著失望和迷惘棄官學佛不與人事；徐繼畬因為福建英人入城問題為千夫所指，被削職返籍後也絕口不談時事；梁廷枏則作為廣州反入城鬥爭計程車紳領袖受到朝廷的借重和獎掖，但面對隨後接踵而至的內憂和外患卻束手無策。我把我的心得告訴陳老師，他在認同之外多了幾分讚許。

大量的功夫是閱讀文獻。在確定選題時我只知道這三個人和三本書，隻準備通過文獻解讀搞清楚：他們睜開眼睛之後看到了什麽，他們所介紹的世界與現實的世界吻合和悖離程度怎樣，影響他們認知的是什麽，他們的介紹又有什麽影響。陳老師學貫中西、識融古今，對我所要研究的文獻如數家珍。他提示我，《海國圖志》從道光二十二年到鹹豐二年有過五十卷本、六十卷本和一百卷本，這三個版本都要仔細研讀並且加以比較，比較輯錄的文獻有哪些增刪，比較關注的重心有沒有變化，還要比較與社會風氣的變遷有什麽關聯。後來的研究證實陳老師的點撥相當有先見，五十卷本匯集的是鴉片戰爭以前中外著述中有關域外的知識，六十卷本致力的是時人對於造船製炮等等西方技藝的介紹，一百卷本更多聚焦的是製夷之策的探求，這些改變不只反映了魏源對於西方了解的深化，更反映了戰後社會思潮的嬗變。陳老師還告訴我，《瀛寰志略》與徐繼畬的個人沉浮密切相關，因主持福州和廈門的通商事務撰寫出《瀛寰志略》，因力主撫夷遭言路彈劾證據之一也是《瀛寰志略》，等到六十年代因熟悉洋務被重新起用，《瀛寰志略》同時被列為京師同文館的教科書，徐繼畬和《瀛寰志略》的命運與近代中國的命運又是密切相關的，陳老師的提點為我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陳老師還提醒我，《海國四說》“以中國人述外國事見長”,與梁廷枏作為一個漢學家的求實精神是直接相關的，但由於刊本較少流傳不廣，目前只有極少幾部線裝本存世，華東師大的胡逢祥有過專門的研究，可以向他請益。

除了這三部書，陳老師還要求我閱讀《籌辦夷務始末》和英國外交文書，從第一手資料入手考察魏源他們對中西關係的認知。在認認真真地通讀了這些文獻後，我慢慢體驗出陳老師的用心：鴉片戰爭的整個進程大致是按照英國人的既定部署展開的，包括魏源《籌海篇》在內的種種製夷之策，雖不乏反抗侵略的膽略，在先進的侵略者面前卻又是蒼白無力的。陳老師特別要求我閱讀魏源的《聖武記》，我起初不解其意，將《海國圖志》和《聖武記》比對閱讀後我發現，魏源主張中最為人們推崇的“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即用武力對抗武力，在魏源的思想體系中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比它更需要的是“以夷製夷”“以夷款夷”和“以守為戰”“以守為款”，而所有這些在魏源看來又都只是“兵機”而不是“兵本”，製夷的根本之圖不在決戰於疆場，也不在折衝於樽俎，而在戰勝於廟堂，即“欲平海上之倭寇，先平人心之積患”，沿襲的仍然是傳統的治平之道。而在製勝外夷後，魏源追求的不是讓中國走向世界，而是回歸《聖武記》所描述的“一喜天下春，一怒天下秋”“禁止令行，四夷來王”的所謂盛世。魏源、徐繼畬、梁廷枏為人們打開了眺望世界的窗戶，他們的雙腳卻仍然停留在中世紀，這不正是我所要尋求的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這二十年間中國的近代化始終沒能邁出第一步的答案所在？！

論文寫就後，我把題目確定為《徘徊在近代與中世紀——鴉片戰爭時期三個探索者的足跡》。中國歷史不講中世紀，可那時候朱維錚老師正在編纂他的論文集，書名就是《走出中世紀》，我這是受到朱老師的啟發。和陳老師討論，他非常認同，並且講中國的古代太長了，近代又太短了，在古代和近代之間應該有個中世紀，轉折點就在唐宋之際。

閱讀的過程是艱辛的，但同時享受到的是閱讀的怡靜和收獲的喜悅，這是陳老師讓我領略到的閱讀的真諦。

在論文撰寫中同樣感受深刻的是陳老師對學術的敬畏。前幾年清華校長林建華將“鴻鵠之志”念成“鴻hao之志”引發了一場風波，我馬上聯想到在陳老師面前我也曾誤讀成“鴻gu之志”被陳老師捉了個現行。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非常獨特，謝希德校長在為我申請富布賴特學者所寫的推薦信中，稱道我下過鄉、當過兵、也做過工，經歷非常豐富，並且說我們這批大學生是同時代人中的佼佼者。可我自己很有自知之明，我們這些人的知識結構極不平衡，“文革”開始那一年剛進入初中，後來就沒有好好讀過書，高考靠的是歷史、語文、政治知識的積累，數學和外語都掛了紅燈，更缺乏的是嚴謹和系統的學術訓練，在陳老師面前讀錯字便成了家常便飯。陳老師早年承緒家學，其後又精研西學，不但學術功底深厚，更以學術嚴謹著稱，每每發現我的錯誤時，不是指責，不是調侃，也不是聽之任之一笑了之，而是和顏悅色地告訴我，這個字讀錯了，那個字應該怎麽讀，令我雖不感到窘迫，內心卻充滿了自責。

我現在記憶猶新的一件事是引號和逗號、句號、問號、感歎號的連用，在我遞交陳老師的文稿中，標點符號的運用相當隨意，事實上我也沒有考慮過應該怎麽用。陳老師一一標注出我文中的錯誤，又非常細心地告訴我：如果引文獨立成句，句號應該放在引號裡面；如果引文並不完整，逗號或句號就要放到引號外面；如果文末用的是問號或感歎號，則應放在引號外面，那個場景就像老師教小學生一樣。我當時或許是記得了，或許是沒有當一回事。不久後去江西南昌開會，丁日初先生專門把我叫到他的住處，就著我的論文一一糾正引號運用上的錯誤。丁先生是陳老師多年的同事和摯友，當著丁先生的面我臉紅了，我慚愧的不是我自己犯了錯，而是我丟了陳老師的臉，更何況這些錯誤陳老師早就給我指出了。打那以後，無論是在辦公室還是在書房，我都擺放著兩部書，一部是《辭海》（縮印本），一部是《英漢大詞典》。

還有一件事同樣令我印象深刻。有一段時間，陳老師負責上海高考歷史卷的出題，他出了這麽一道題：“鄭觀應在中日戰爭前夕寫的號角般的《盛世危言》，號召中國人為民族的生存進行激進的改革，他的讀者包括康熙皇帝、孫中山和青年毛澤東”，讓學生改錯。這段話出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中譯本，他告訴我出題的目的不只是考學生的歷史知識，更是要讓學生從一開始就養成學術嚴謹的習慣。在這以後不久，他還專門寫了近萬字的《評〈中國的現代化〉的名字翻譯》一文，發表在《近代中國》上。

陳老師對學術的敬畏還體現在他的厚積薄發。他自己輕易不發表論文，應該也不希望他的學生草率地發文章。我的論文完成後，答辯委員會給予了肯定並評定為優秀，但在作評論時五個委員都不約而同地稱道陳老師治學的謹嚴和學養的深厚。我知道，我是沾了陳老師的光。在這以後，不時有人提醒我花點時間將論文修訂出版，可是我不敢，總覺得還拿不出手，我想陳老師也不希望我這樣做。可是前幾年我和他閑聊，說起當時寫作論文時，過多強調了以西方為標尺，臧否人物評判是非。陳老師很有同感，強調西方的不都是好的，傳統的也不是一無是處，鼓勵我重新撿起論文，並抓緊修訂爭取出版。我深切地感受到，陳老師不鼓勵粗製濫造，但卻支持在學術上不斷探索不斷創新。

更有一件事讓我至今心懷感激。有一次上海古籍出版社組織編撰《二十五史新編》，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張曉敏專程登門，請陳老師負責《晚清史》的撰寫，並讓我協助。陳老師當場應承了下來，並很快與我討論出編寫體例和編寫提綱，還親自撰寫了幾份樣稿供我學習。可是不久他跟我講，他不參與了，讓我一個人完成。我沒有答應。陳老師又非常直白地對我講，他現在已經沒有什麽名利上的追求和考核上的壓力了，你們還要評職稱還要完成工作量，這本書寫出來對你的學術發展應該是有幫助的。我不能再拒絕了，後來拉著戴鞍鋼一起寫就了這本書。那個時候，學生叫老師“老闆”、給老師打工是天經地義，可陳老師不但厭惡做這些事，還設身處地地為學生提供機會創造條件。

論文完成後，我打算繼續跟陳老師讀博士。遺憾的是，雖然那時候中國近現代史的實力相當雄厚，陳老師和汪熙老師、黃葦老師的近代經濟史研究，朱維錚老師、薑義華老師、李華興老師的近代文化史研究，陳老師、汪熙老師、陳匡時老師的近代中外關係研究，還有楊立強老師、沈渭濱老師和陳老師、汪老師的近代資產階級研究等等，在當時的學術界都是出類拔萃的。但因為學術圈裡的種種原因，博士點始終批不下來。汪熙老師那時候掛靠在國際關係門下帶博士生，他希望我跟著他研究中美關係史，但我仍期盼著繼續跟陳老師做學問，直到1993年我調出複旦大學到了上海外國語大學工作，還是沒能如願。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陳老師直接指導的碩士研究生並不多，最早的是王維儉，後來有陳潮和楊蘇榮、尤衛群和王聖良，再後來是仇華飛和王泠一，這裡面有幾位還是掛靠在其他老師名下的。這對學術界是一個損失，對陳老師是一大遺憾，對我則是失去了讀博的機會。

陳老師晚年醉心於家族史的研究。作為福建望族螺洲陳氏的後人，他對自己的家族充滿景仰，也充滿自豪，他身上既具有家族傳承孕育出來的貴族氣質，也留有歷經改造後的痕跡，他用史家的學識記錄下家族的歷史，同時也用家族的歷史豐富了史學的研究。王家范先生在追憶沈渭濱老師時 ，稱沈老師是“最後的鄉紳”。照此推之，陳老師堪稱“最後的貴族”。

（本文載傅德華、戴鞍鋼主編《有容乃大 無欲則剛——陳絳先生紀念文集》，複旦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