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紀念屈原風俗進入成都考

蔣藍文化隨筆系列——

端午紀念屈原風俗進入成都考

端午紀念屈原習俗的傳播路線，是以汨羅、武陵為中心的湖湘向四面八方擴散而開。可以分為“食粽”與“競渡”兩大類。

“食粽”紀念屈原的民間風俗，可以追溯到東漢靈帝以前。唐朝前後開始北移，以至於進入宮廷。在宋、清兩代，朝廷頒布有“端午賜粽”的慣例。北宋時期端午食粽出現了弘揚屈原愛國忠君的祈願。端午“競渡”紀念屈原的風俗，首先流傳於湖南汨羅、武陵地區，隋代就開始遍及全國，唐朝被中原文化接納後，宋朝以後風行華夏，但以南方水鄉最為盛行。

可以發現，“食粽”、“競渡”為主的紀念屈原習俗，在隋唐以後逐漸傳播四方。方志記載，與楚接壤的巴蜀，端午紀念屈原的習俗意義就是由楚地傳入巴，然後逆江而上的。清同治六年刻本《巴縣志》記載說：“至設角黍，鬧龍舟，吊屈平，楚俗也。蜀楚接壤，亦如之。”清道光二十四年楊得質補刻本《金堂縣志》也記載：“親友或以角黍相饋遺，近水居民則為龍舟競渡。相傳屈原以是日沉江，故為角黍、龍舟以吊之。”

因安史之亂來到成都的唐明皇李隆基，端午節當日大宴群臣，作詩《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穴枕通靈氣，長絲續命人。四時花競巧，九子粽爭新。”可見宮廷端午習俗與百姓一致。他沒有忘記借此良機對大臣訓誡一番對於前途的展望望：“進對一言重，遒文六義陳。股肱良足詠，風化可還淳。”皇帝在另一首《端午》詩中表達了國泰民安的祝願：“億兆同歸壽，群公共保昌。忠貞如不替，貽厥後昆芳。”

杜甫在《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禦衣之上都》裡提及“裁縫雲霧成禦衣，拜跪題封賀端午”了端午“賜衣”風俗，反映的了唐朝宮廷對端午的重視。杜甫在成都居住期間，還曾到訪新津觀看龍舟競渡。1645年端午節期間，大西國皇帝張獻忠率領隨從，來到成都錦江邊，觀看了一場浩大的劃龍舟比賽。

成都的粽子，在宋代已蜚聲巴蜀。詩人陸遊在其詩文中不止一次提到了蜀地粽子。不僅有“白白粢筒美”的讚譽，在其《劍南詩稿》中也有“端午數日間，更約為解粽”之句。據清末的《成都通覽?成都之小兒咒語》裡有：“肚皮痛，打鼓送，撿顆米，包個粽，吃了二回再痛”的記載，可見成都人很早就喜歡吃粽子。

天府文化的特質在於包容而創新，巴蜀移民把帶來的客家文化、嶺南文化等也融入到節日活動中，使端午節在四川落地生根。《郫縣舊志》中記載：“望叢祠，即二帝陵邊，端午日，遊人如蟻。農民競田歌，聲聞數裡。”在成都部分農村，端午節還流行“送傘”。

最值得一說的，是成都端午節民俗“打李子”。

清朝成都人有到東較場舉行傳統“打李子”的活動，該活動起源何時無從考查，應該算是中國城市狂歡序列裡甚為奇特的風俗。“光緒五年五月五日”當日，出任尊經書院山長的王闓運恰好在成都，他注意到了這一特殊的本地風俗，在《湘綺樓日記》裡記錄道：“端午節……成都俗以今日會兒童於東校場，撒新李子，相奪為戲……”

端午節前後正是李子上市季節，端午節當天，肩挑籮筐售賣李子的小販，簡直無法計數。“向例在城東南角城樓上舉行，上下對擲如雨，聚觀者近萬人。”（【民國】徐心余《蜀遊聞見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77頁）投擲場地逐漸不局限於城樓，東校場把激情與挑逗鋪排開，男人中者多福進財，遠處的女人中者多生貴子，形成暴力與媚眼交相輝映的狂歡節。溫柔敦厚的成都人，本屬“民脆”性的群體，但此舉未嘗不是一種群體暴力的回光返照，曾有一次超過6萬人參加東校場打李子活動的記載……富室家庭的婦女、小孩穿著鮮豔衣衫，站在東城牆上墊足觀看。巨大的狂歡氣場又帶動小販、袍哥、算命先生、鹹豬腳、掮客、下江人、土娼、賣跌打藥的跑灘匠，跟著群飛的李子進入了一個旋動的天地。

豹子頭薦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