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丨在上海買下一套學區房，一切才剛開始

時間就是一切

張琳在等待最後的角力。時間就在2021年3月8日，這是她與學區房房主在定金合約裡約定網簽的最後期限。一個月前的1月28日，在買賣雙方一次貌似友好的談判之後，張琳和房主都沉默下來，彼此心裡清楚，在金錢面前，溝通已經無濟於事，他們都在等待對方率先違約。

事情是這樣的，去年12月，上海本地人張琳跑遍徐匯普陀靜安各區，看過二十多套房子之後，決定買下閘北實驗小學附近的一套學區房。房子40平米，建於1982年，單價八萬六——學區房價格和附近學校的教育水準呈正比，閘北實驗小學位於靜安區第一梯隊。簽完定金合約那天，她覺得心裡的石頭落了地，“任它再漲再跌也跟我沒關係了”。

從去年10月起，上海學區房價格進入快速上漲通道。根據平米研究院公布的數據，2020年上海優質雙學區，九年一貫製學區房，漲幅已超20%，不久前，一套位於梅園二街坊的37平米學區房標價748萬，單價近二十萬，直逼兩公里外的湯臣一品。不止一位家長將買學區房比喻成“買白菜”——糾結猶豫的時間與價格完全不呈正比——雖然張琳在買房前已經看了不少，但最終出手只花了一天，不是因為房子有多合適，而是因為再不買就沒有了。有幾套她原先看中的房子，隔幾天再問已經被拿下，“每次刷（房產中介APP）都少好多套。”

相比焦灼的家長，中介們顯得頗為放鬆。張琳的中介告訴她，因為賣學區房，自己已經提前幾個月完成年入五六十萬的目標，而他們店裡的銷售冠軍賺了一百萬。房東們成為絕對強勢的一方，新上海人劉傑曾看中一套位於川沙的學區房，剛讓中介聯繫房東，電話那頭就要“加個三五萬塊”。張琳告訴我，市場上掛出的房屋只有一半能簽字售賣，另一半的房主們只為“感受一下市場溫度”，隨時準備提高價格。

張琳的孩子剛剛一歲半，而閘北實驗的入學條件是孩子戶口滿五年。五年後，孩子六歲半，報名讀這所區第一梯隊小學，一切都恰到好處。那天，在一個上海父母常關注的教育論壇上，她發帖自稱“成功上岸”，帖子下的父母們都在“恭喜樓主”。但後來，她告訴我，她的故事不再“正能量”了。

付過定金之後，類似的學區房型價格飛漲，她眼看著房子單價變成9萬多，10萬多，後來，“掛12萬的也有，掛13萬的也有”。一個月過去，類似的房子已經漲價超70萬。她有點慌了，預感不太好，聯繫房主希望早日網簽，對方以工作忙為由推脫，後來索性坦白，“漲價太多，不想賣了”。現在，張琳一邊思考如何對付房主，一邊再次踏上看房道路，而房主則盼著她能知難而退，為了孩子有學上，早日去別處買套學區房，放棄這場糾纏。

和很多上海家長一樣，張琳做出買學區房的決定，最初也是因為看到“公民同招”的消息。去年3月，上海全面實施中小學“公民同招”，規定幼升小、小升初公辦、民辦學校同步招生。與北京不同的是，一直以來，人們公認上海的民辦教育優於公立學校。一部分原因是民辦學校提前錄取，通過組織考試等方式“掐尖”。

為了促進教育公平，教育部在2018年和2019年的文件中，多次強調推行“公民同招”。這意味著，家長們只能在公辦民辦裡二選一，原先那種搏私立、保底公立的入學模式被打破，如果選擇私立未被錄取，將面臨調劑。沒有家長願意拿教育的穩定性開玩笑。實施公民同招後，上海私立學校報名錄取比從3:1劇降至1.4:1，更多家長轉而購買學區房，以獲得公辦名校的入學機會。

房價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漲起來的。張琳最初想買一套兩百萬到三百萬的房子，後來預算提高到四百萬，對房子的要求也降低到“夠我們一家三口住就行”。她曾看過一套建成於八十年代的房子，一進去就像是回到“又窮又苦的八十年代”。房子四面都是水泥牆，廁所是蹲坑，聽說房頂改造過，大概不怎麽成功，肉眼可見是傾斜的。更重要的是，一進房間，張琳就聞到一股“腐朽的味道”。“是有老人在裡面去世嗎？”她問，中介給出了否定的答覆，但也並沒能阻止張琳匆匆離去的腳步。張琳的中介倒是沒覺得有什麽不妥，據他說，還有不少家長買的是三十年代或五十年代建成的房子，連蹲坑也沒有，用公共廁所，家裡的木質樓梯踩上去會發出咯吱咯吱的響動，“都快成歷史保護建築了”。

再拿林悅剛剛拿到房產證的房子來說吧。去年10月份，她看到一套浦東的學區房，每平米小五萬，幾天后決定要買，漲到五萬八。現在，這個數字是九萬。“還好（房子）定下來了，如果沒定下來，我們現在應該屬於買不起的狀態。”林悅30歲，是個年輕的媽媽，她感謝自己一貫的果決——這套房子她只看了一次就買了，她覺得這是自己2020年最快速、最果斷，也是最明智的決定。

至少對部分家長來說，買學區房不是複雜的事。人們不會把學區房當作真正的房子，或者真正的家。他們通常只打算在裡面住個三五年，等孩子畢業就把房子出手；或者買下“學區”，把房子租出去，自己再在附近租一套大房子住。家長們的選房過程超乎想象得簡單——在網上拉出上海各區學校排名，排名越高的學校，房子就越貴。跟房齡大小、戶型結構、是否精裝修沒什麽關係——順著排名依次往下看，哪個學區能買得起，就買哪個。如此一來，每個學區裡能考慮的房子一般只有三四套，考慮一兩天也就出手了。

猶豫就意味著金錢上的損失。家住張江的新上海人劉傑，2019年初就琢磨著給孩子買房。他原本看中一套致遠中學附近的房子，三百萬不到，張望了兩個月再看，房子總價漲了幾十萬，買不起了。到2020年底，買房再次被提上日程。他看中一套川沙的房子，12月看房時，房價240萬左右，一個月後漲到了282萬。這並不是什麽不得了的事，他預想過更壞的結果，比如房東毀約，臨時跳價什麽的。付定金之前，他甚至考慮給房東多付兩到三倍定金，一來表達十足的誠意，二來也提高了房東的違約成本。

總的來說，時間就是一切。房價飛漲，使得相關政策也快速更迭。即便是果斷下手的林悅，也沒逃過政策改變帶來的波折。為了能盡量降低一次性支付大量資金給家庭帶來的壓力，林悅到工商銀行辦理稅貸——這是一種銀行給買房者的貸款補貼，利率一般比首套房貸款更低。但2月2日，就在稅貸即將審批成功的前一天晚上，林悅收到工商銀行發來的短信：為了給上海房價降溫，銀行暫停辦理稅貸。她歎了口氣，誰能想到呢，好運就這麽擦肩而過了。這意味著她要多準備30萬現金支付房款，也意味著要再次跟父母和朋友張口求助。

計劃趕不上變化，所有步驟都要按著加速鍵進行。劉傑和房東在今年元旦前幾天草簽合約，原本約定1月20日交首付，但他等不了，1月8日，劉傑就籌集好全部首付款，一次付清。之後拉著房東辦理各項手續，等待銀行審驗。到1月28日，過戶完成，比預計時間至少提早了一個月。就像是一場勝利大逃亡，他趕在價格進一步上漲和政策變動之前，完成了全家未來五年的主要目標。 “我們算是提早買了，不然到現在再買，都買不了了。”他說。

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放在幾年前，家長們也許會對拚命買下一套學區房的行為表示不解。但在 “公民同招”正式實施後，家長們的選擇權收窄，如果依然奮不顧身選擇優質民辦學校，意味著家長們要付出更高的“雞娃”成本。

王銳一位同事的孩子，從小學二年級就開始準備升學事宜，落實到具體學習中，就是補課班多到自己也數不清：語文一門課要上兩個補習班，一個補閱讀，一個補作文；數學補兩門，一個是書本知識，一個是奧數。除此之外，新概念英語是一定要學的，口語是一定要練的（入學時的雙語面試十分常見），初中物理、化學已經可以先接觸起來了；然後依據孩子興趣，選擇類似鋼琴、橋牌、圍棋、編程等跟課業沾不上邊的東西學，還必須得學好；到區裡、市裡參加比賽，拿個一二等獎——這是一些私立學校招生時的明確要求。拋開以上這些，優秀民辦學校錄取生源的原則是“優中選優”，存在勸退機制，如果成績或表現達不到要求，孩子有可能會被“退貨”，到時再想找不錯的公立學校就讀，幾乎不太現實了。

林悅第一次考慮買學區房是在兩年前，那時她的孩子剛出生沒幾個月，她在北京的哥哥去上海出差，一本正經地跟她探討孩子的教育問題——他的孩子比林悅家的大8個月。去上海之前，他賣掉了自己在北京郊區的房子，花800多萬，在西城區購入一套40多平米的學區房——現在看來，這似乎是個明智的決定，北京的學區房價也在最近幾個月經歷了瘋狂上漲。但在當時，“實在太誇張了，簡直有點Crazy”。

家長們必須提早打算，以便應對之後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一位現在還沒結婚，但已經為買學區房奔走幾個月的女士告訴我，原本獲得學區學籍的條件是“五年一戶”，但隨著越來越多家長購買學區房以及二孩家庭增多，一些優質學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需要孩子自出生起就落戶在學區房，一些最好的學校甚至要求學區房房本上也有孩子的名字，並達到一定的產權比例。

自從聽完哥哥的一番話，買學區房的事就在林悅心裡種下來了。後來，林悅通過一些在學校或教育部門工作的朋友得知，孩子進入好學校會越來越難，“像以前說你砸錢，或者走一些內部的名額，現在都不存在的。”如果你再問林悅，她會告訴你，“這（學區房）是在懷孕的時候就應該考慮的事”。

林悅來自東北，在韓國讀大學，畢業後去了上海工作。她是那種能把困難轉化成動力的人。她有一個兩歲的兒子。前些天，她看到一位前同事發朋友圈，對方不到三歲的孩子可以自己拚拚圖了，這種事情會對她有一定的壓力，會促使她思考，如何在接下來的半年做點什麽。她盡可能要求自己成為一個不落人後的母親，平時再忙，也會抽出晚上一兩個小時，帶孩子讀繪本、英語，哄他睡覺。她關注了一些教育類的公眾號，文章裡的父母會帶孩子一起環球旅行。她做不到，但她帶了孩子去上海周邊，打卡一些山水名勝，還送他回東北老家住了一段時間，“希望他的性格能（南北方）綜合一些”。

人們總會被自己所處的環境影響，即便如王銳一般佛系的家長也無法獨善其身。他早年和老婆在蘇州工作，幾千塊錢一平米的房子買下一套，覺得未來無憂。至於孩子，“上什麽學校不是上呢？”他沒指望孩子將來大富大貴，做一個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沒什麽不好，就像他和孩子媽一樣。後來，他來到上海，從事芯片設計，又在孩子讀幼兒園之前順利拿下上海戶口。這個城市接納了他，也接納了他的家庭，讓他感到滿足。

轉變是在不知不覺間發生的。他參加家長們的聚會，話題總要轉到孩子身上，誰上了什麽補習班，誰買了什麽學區房，是個永恆的話題。他家所在的學區，有一個不錯的小學，但中學不行。他能感受到附近家長們的焦灼。有段時間，他們每次聚會，都會聊換學區房的事兒，連晚上到小區裡散步，和他年齡相仿的父母們也會不自覺把話題轉移到這上面上。

附近的家長們為了讓孩子讀更好的中學，曾經組織在一起，給教委提過建議，希望能把居住地劃入另外一個名校的學區。教委當然沒同意。前段時間，學區房價大漲，家長們又組織起來投票，希望用數據讓有關部門接受他們的提議。

王銳孩子同班同學的一對父母，前年聽說一間優質中學將遷往某地，提前去附近買了套新房，五六萬一平米。他們本想抄個底，但這條消息最後被證明是個謠言。後來聚餐時，家長們偶然聊到這個話題，那對父母低頭沉默，其他家長也不好意思繼續聊下去。

到了情況無法改變的時候，他們只能尋求精神上的安慰。他們更願意聊一些網絡上的“正能量”故事，比如他們聽說，一群碼農用力“雞娃”，孩子們成績提升，活生生把一所普通學校“雞”成了區重點。“也是無奈吧，”王銳笑著說。

現在，王銳和孩子班上三分之一同學的家長一樣，早早準備好了學區房。房子的學區落在南匯中學，在浦東排十一、二名左右。至於那套房子，120萬，40平，除此之外他不了解更多了——他隻去過一次，準備等孩子上學了再在附近租套大的住。

父母的遺憾

並不是所有家長都夢想孩子成為傳說中的“牛娃”。這並非自謙，或者面對外人時的口是心非，他們常說的一句話是：讓孩子有和別人站在同一起跑線的機會。

林悅是在工作之後才意識到，自己的起跑線和別人不一樣這件事的。如果你看她的簡歷，或許不會認同她說的話。她從小學習好，是班裡的好學生，後來去韓國一所大學讀書。大學畢業後，她和男友來到上海，入職一家成人教育公司。她是個非常努力的員工，特別是在2014年買了婚房之後，她主動申請調換到收入更多也更加忙碌的部門，“每周七天（工作），早十點到晚十二點”。

她自覺是個能享受壓力的人，“確定目標，然後克服困難實現”的過程讓她充實且愉悅。但總有些時候，她還是會對自己產生小小的不滿——無法改變的那種——林悅覺得身邊那些畢業於更好學校，在更大的城市接受過教育的人，明顯有更好的“涵養和格局”。她無法做出具體的解釋，只是琢磨著最近幾年要不要找個地方進修一下。職場上親身體會到的差距，讓她對孩子的教育灌注了更多熱情。背上200多萬貸款，買一套第一梯隊學校的學區房只是基礎。孩子長到三個月，她給他報了早教課，目的是引導孩子發育。老師們教他爬，教他抬頭，再長大一點是識別顏色，學磁力片（鍛煉空間思維的一種遊戲）。現在孩子兩歲，按照計劃，未來半年他將依次接觸英語、音樂和游泳。

林悅的母親並不理解為什麽要搞學區房這種東西。她們去看那間63平米的、陰暗的破舊學區房時，母親甚至不想進去。但林悅覺得，時代不同了。她不記得在哪看到過，類似3歲孩子開始學奧數或者參加英語考試這樣的故事——事實上目前也確實出現了針對低齡兒童的奧數培訓班。接受過這種教育的孩子，與她小時候理解的“好學生”不能同日而語。她並不認為自己是個焦慮的媽媽，所做的一切僅僅是為了達到平均水準，“如果我們不是買一個學區房，而是讓他在'菜小'去上，他可能未來會成為一個廢人。”

在一份《中國媽媽“焦慮指數”報告》中，上海媽媽高居榜首，“學區房”和“子女升學”問題，超過了傳統的“婆媳關係”，成為最困擾媽媽們的問題。不管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為孩子打造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都是家長們最大的心願。

即便遭遇房東跳價這樣的糟心事，張琳也從沒想過放棄學區房，一次也沒有，“辦法總比困難多”。幸運的是，3月3日晚，上海再次加碼樓市新政，要求購房網簽備案滿5年才可轉讓。或許是持續降溫樓市的政策起了作用，這天晚上，張琳收到房主的消息，同意按原有合約價格賣房。這讓張琳喜出望外，第二天緊急籌集首付預約網簽。她可不想再體會一次學區房帶來的焦慮了。

對於劉傑來說，買學區房這件事更多是無奈，他在一家IT公司工作，孩子班級裡其他父母大多做著類似工作。他最初會對有家長讓一年級孩子學新概念英語這件事感到震驚，但之後又表示理解，“大家都想上複旦，但最終名額肯定是少數。”他出身江蘇農村，在他上學的年代，農村和城市孩子所學的東西差別不大，唯一讓他感受到差距的是，自己始終不能像城裡孩子一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不過時間過去二十多年，問題已經從英語擴展到鋼琴、奧數甚至早教等各個方面，“寒門貴子已經很少會出現了。”現在，當他聽到學生家長舉報學校課業過多這種事，只會覺得“這個家長已經被淘汰了”。

不要問家長們值不值得的問題，他們只是想給孩子最好的。那些他們小時候沒能得到的，就想在下一代彌補。王銳來自安徽，一路經歷的都是“菜小”“菜中”，他的中學在城鄉結合部，班級裡時常擺著斧頭、鐵鎬，一言不合就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群架。這並不適合王銳這樣的好學生。他從小喜歡數學，嘗試過參加奧數比賽，但一看卷子啥也不會，只得了五六分。後來在工作中，他遇到一位年輕的同事，辦起事來能力強，邏輯清晰，王銳將之歸功於從小培養“數學思維”，後來一問，果不其然，那位同事是曾經的省奧數冠軍。

雖然他的學歷是博士，但他無法奢求更多，更沒有說“後悔”的資格。他常跟兒子開玩笑，你的學歷馬上就要超過你爺爺，或者奶奶，或者其他什麽親戚了，總之上一輩沒一個學歷超過高小的。

小時候，王銳父親常年在外跑船，比起在家，他在長江上的時候更長。母親一個人拉扯他們姐弟三個，“能滿足溫飽已經很不錯了。”至於讀書、教育，一切隨緣。

高三那年，王銳在父母的建議下報考了合肥工業大學。能去省會上大學，再加上還有一位叔叔在合肥（能照顧他），自然成為父母眼中的最優選擇。至於那些更好也更遠的，北京上海的大學，天然與他無關。後來高考放榜，王銳成績優異，查分數，上合肥工業大學完全沒問題，他挺開心；然後再一查，發現自己的分數也超過了當年清華大學的錄取分數線，他就沒那麽開心了。在王銳看來，這次與中國最高學府失之交臂，只能歸結於父母的“見識”問題。

或許是為了彌補自己的缺憾，從幼兒園開始，王銳就給兒子報了各種興趣班，最初是英語，後來是唱歌、籃球、足球、畫畫，更多的他也不記得了，反正印象裡幾乎每天都要送孩子去上課。他並沒覺得有什麽不妥，最大的感受反倒是遺憾，為什麽自己小時候就沒這麽好的條件呢？如果可以的話，他也想要學籃球、奧數，或者某個樂器，但他已經45歲了，這一切都與他無關。

不過，從三年級開始，王銳發覺孩子開始叛逆。他上課跟老師頂撞，在地上打滾，在家寫作業的時候消極抵抗，盯著一支筆盯一個小時，解釋說自己“在思考”。這個聰明的小夥子還學會趁父母睡著後，偷偷玩iPad，有時候甚至玩到凌晨兩三點。這在王銳看來是危險的信號——他開始對學習喪失興趣了。王銳緊急調整了教育方案，逐漸把興趣班減少，隻留下英語、數學和唱歌（這是為孩子心理健康著想）。再後來，買學區房的事就被提上了日程，畢竟身處不錯的環境，對孩子來說總歸是好的。

讓故事延續

父母們在大城市拚搏，獲得了現在的一切。或許人們需要把這個美妙的故事延續下去。“總不能（讓孩子）比我差吧，”林悅說。她現在身處公司中層，住在一套客廳裡裝著落地窗的房子，這是她剛到上海時憑著每天12小時的努力工作和父母支援買下的。現在，新的輪回開始了。她做好了在最近兩年緊縮銀根的準備。畢竟，學區房首付一半來自親朋拆借，往後每月一萬四的貸款也不是小數目。

劉傑的風險意識更加濃厚，除了家人之外，他給自己的房子也上了保險。費用不算多，一兩百塊錢，萬一家中被盜或者失火，他能得到一筆不少的保費。即便如此，生活也不可能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從事的是人工智能相關工作，清楚AI的快速發展會改變未來的世界，“到了小孩上班的時候，現在很多工種是沒有的。”正因如此，他並不怎麽重視孩子的英語教育，更願意讓孩子每天抽出半小時練鋼琴。

我查到一篇關於上海學區房的文章，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學住房與城鄉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陳傑，關於家長們對學區房的狂熱追逐，他提供了自己的解釋：“上海是一個中產階層佔比很高的城市，”文章中寫道，“中產階層往往有很強的階層地位維護焦慮感和階層攀升使命感……自己子女能否在同一階層家長聚集或比自己更高階層家長充斥的學校裡就讀，是階層地位的重要標誌，也是階層安全感的重要體現，甚至可能還是他們實現階層攀升的一個渠道……中產階層為自己子女所能做的，就是盡最大努力讓他們通過獲得較好學歷而規避階層滑落風險。”

一個有趣的發現是，買了學區房之後，先於孩子成績和親子關係改變的是夫妻關係。王銳老婆是個從小到大的好學生，是回到家必須把鞋子擺整齊的人。剛開始，教育孩子按老婆的路線走，一切從嚴，要陪著他寫作業，甚至默寫課文，也一個字不能錯。但現在，有一套學區房兜底，妻子不再盯著兒子學習。偶爾孩子不聽話，老婆脾氣上來了，王銳就安慰她，“學區房也買了嘛，（孩子）總不會太差的”，妻子就想開了。

這套40平米、建成於1980年的學區房更多意味著安全感。在外人看來，他沒有什麽感到不安的理由，博士學歷、技術出身，目前從事芯片設計軟體行業。但不安也會在不經意間閃現。2018年是王銳人生轉折的一年，他離開了原先的公司，以技術入股的方式跟朋友合夥創業。那時他很忙，每周都要去外地出差。與此同時，隨著年齡漸長，他察覺到技術人員的瓶頸，就逐漸從一個技術人員轉入市場相關的工作，更多負責商務談判。他需要擔心創業之後會不會失業，擔心項目投標不成功，或者公司沒錢進來了怎麽辦。說起來都是些瑣碎，但生活正是由這些瑣碎組成。也正是在那時，他動了給孩子買學區房的念頭，“至少在上海這邊，給小孩的教育沒有落在別人後面”。

王銳拿下的學區房位置偏僻，坐地鐵到市中心人民廣場要一個多小時，算是上海學區房裡的價格窪地，租出去一個月也才1600塊錢。

他的租戶是一對三十歲左右的夫妻，丈夫來自安徽，在張江的IT公司工作，妻子在家，帶著一對兩歲的雙胞胎。簽租房合約的時候，王銳跟這位年輕的租客聊過，問他未來怎麽辦。對方無奈，“應該在上海買不起房，可能會把孩子送回老家”，王銳也就不再說話了。

有時候，王銳覺得人生是個奇妙的過程，這是在兒子逐漸長大的過程中發現的。他從那麽小的一點，長成了一個小小少年，他有快樂，有煩惱，經常琢磨怎麽能多玩一會兒iPad。即便生活總是艱難的，但“如果沒有一個好成績，那至少有個開心的童年還是不錯的。”

◦ 文中張琳、劉傑、林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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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崔一凡編輯丨金赫出品丨騰訊新聞谷雨工作室

出品人 | 楊瑞春編輯總監 | 趙涵漠責編 | 金赫運營 | 林雙伊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