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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NESARC 的抑鬱患者自殺未遂預測因素的綜合模型

多種因素會影響抑鬱症患者自殺風險,這些因素的數量增加及其協同出現提示我們,需要將這些因素整合到一體化模型中,以制定更有效的自殺預防策略。最近,來自紐約州立精神病研究所的 Nicolas Hoertel 博士等提供了 3 年自殺未遂風險的綜合模型,研究數據來源於全國流行病學調查酒精及相關條件(NESARC;第一波,2001~2002;第二波,2004~2005),研究結果發表於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期刊。以下是主要內容。

研究者採用結構方程模型以同時檢測已被確定為自殺未遂潛在預測因素的 4 大類臨床因素的作用:(1)抑鬱症的嚴重程度,(2)精神病和其他軀體合併症的嚴重程度,(3)社會人口學特徵,(4)尋求治療的行為。

研究發現,在為期 3 年的隨訪期間,根據 DSM-IV 診斷為 MDE 的 2,587 名參與者中,約有 3.5% 試圖自殺。 幾個因素可獨立預測兩波之間的自殺未遂:MDE 缺乏治療尋求行為,抑鬱症的嚴重程度(即反覆出現的死亡想法,先前的自殺未遂以及一般抑鬱癥狀嚴重程度)和合併症的嚴重程度(即一般精神病理因素的嚴重程度,代表所有合併精神疾病的共同機制和較低的心理健康相關生活品質)。 沒有任何社會人口學特徵可以獨立地導致這種風險。該模型有四個主要發現。

首先,本研究首先在全國代表性樣本中顯示,尋求 MDE 治療前瞻性地降低了 MDE 患者自殺未遂的風險。尋求治療的行為始終與自殺未遂風險增加有關,反映了臨床嚴重程度與尋求治療行為之間的密切聯繫。在調整這些精神病理學指標後發現,尋求治療行為與自殺風險降低存在強相關。 研究中有 29.3% 的自殺未遂者沒有尋求抑鬱症的幫助,因此,促進精神病保健服務對 MDE 患者的可及性,可能會降低他們自殺的風險。

其次,模型中自殺未遂的兩個最強預測因素是過去的自殺企圖和反覆的自殺想法。 儘管反覆的自殺想法的影響在敏感性分析中沒有達到統計學意義,可能是由於統計力量有限,自殺意念和嘗試之間的關聯與先前的研究一致,並且可能在短期內比在長期內更強。這些結果表明,臨床醫生應積極從患者或親屬那裡獲取此類資訊,以評估最佳治療過程,並確定未來預防性乾預的個體。

再次,雖然大多數合併精神疾病與 MDE 患者自殺未遂的風險密切相關,但是研究發現它們對這種風險的影響完全是通過共同的精神病理學因素所致。這些結果擴展了先前的研究結果,即內化障礙(例如,重度抑鬱症)和外化障礙(例如,物質使用障礙)增加了自殺企圖的風險,表明這種風險並非是任何特定的精神疾病特有,而是與所有疾病共有的機制相關,並可通過疾病的數量和嚴重程度進行預測。本研究提醒人們注意檢測和治療共病精神疾病的重要性以及同時針對多種精神疾病的乾預措施的價值。

最後,雖然許多社會心理和環境因素,如壓力性生活事件,被認為是自殺未遂的風險因素,但本研究中評估的社會人口學特徵中沒有一個獨立地預測了模型中自殺未遂的風險。 由於精神疾病和心理社會逆境的影響是雙向的,因此分離它們對自殺未遂風險的影響可能很困難。 然而,研究結果表明,在考慮到精神病理學的嚴重程度之後,通常不可更改的社會人口統計學變數(例如,年齡,種族/民族)可能在自殺未遂的風險中發揮的作用比以前認為的要小。 例如,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女性或個人的自殺未遂風險增加可能部分由於其 MDE 患病率較高而得到解釋,但一旦患有 MDE,社會人口學特徵可能不會增加任何風險。

總之,臨床醫生評估 MDE 患者時,應詢問先前的自殺未遂,反覆出現的死亡觀念,生活品質,一般抑鬱癥狀嚴重程度,以及精神合併症的數量和嚴重程度,以評估未來自殺未遂的風險。該模型可以為將來有關自殺風險的研究提供資訊,並幫助識別 MDE 乾預試驗的高風險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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