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季冰，專欄作家
出門在外，因為各地文化習俗的不同，難免會遭遇一些尷尬事。我在國外的時候，最容易不期而遇的尷尬很多與小費有關。
2016年8月我在德國旅行，有天中午在風光旖旎的漢堡阿斯特湖畔一家意大利餐館吃飯。餐間上了趟洗手間，是那種有人服務的洗手間。我事先不知道，錢包、手機等所有東西都沒有隨身帶著，用完洗手間，連一個五毛歐元的硬幣摸不出來。
這次行程中有一位我中學時候的女同學，她常年生活在德國，她從西部的亞琛過來與我們匯合，把自己的混血兒子也帶來了。小男孩和我一起上的洗手間，他見我沒有付小費，顯出焦慮不安的樣子。我解釋說我身上沒有一分錢零錢，但他不依不饒地說：“你應該回去取了零錢再回來補給她（洗手間裡的那個女服務生）。”
我同學的兒子到現在還只是一個小學生，這一幕插曲讓我對滲透於西方社會中的“小費文化”留下了難以抹去的深刻印象。
小費是從什麽時候產生的，這是一個很難有定論的問題。現代西方的小費，據說最先是在17世紀的英國上層社會流行起來的，後來傳遍整個歐洲。在美國，一直要到南北戰爭以後，才開始流行給小費。因為從那時開始，美國的富人頻繁地前往歐洲旅行，就像今天遍及世界的中國遊客一樣。
那麽，這是不是意味著小費文化不久之後也會在中國傳播開來呢？這很難說，但我們其實都知道，中國過去也一直是有小費的。後來，它被當成是一種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的侮辱性質的施捨而被革除了。小費中斷了很長一段時間，所以我們非常缺乏這方面的意識。到了國外，若沒有旁人特意提醒，我們很容易把這事忘得一乾二淨。據說，“不願意付小費”已經成為中國人在海外給人的一種牢固的負面印象。
這也就是本文開頭為什麽說這是我在國外最容易碰到的尷尬的原因。2017年6月，我受到德國聯邦旅遊局的邀請，去德國採訪紀念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系列旅遊活動。有一天與一位北京過去的攝影師在柏林一家越南餐廳裡吃晚飯，我們倆初次見面，聊得起勁，我買單時竟忘了付小費，直到回到下榻的酒店才想起來這茬。
確實，小費是一個相當難以定義的行為。在今天，你甚至可以說，它已經成了某種“社交禮儀”、“潤滑劑”，甚至“社會文化”。
理論上說，小費是對別人對我們的優質服務的一種額外獎賞。所有的服務原本就都是有明碼標價的，當某個人的服務超過了一般認可的服務質量標準，我們應當給予他（她）一些小費，作為我們對他（她）額外付出的感謝。
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今天的西方國家，在許多行業，只要有人給我們服務了，不管他（她）的服務質量是不是讓我們滿意，我們好像都得給他（她）小費。特別是在美國，付小費通常不是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的項目。一些有機會獲得小費的工作崗位，非正式的小費收入很可能超過正式工資。據說在美國，這些崗位的薪資甚至可能低於當地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再則，在一家餐廳裡，為你上菜的服務生對飯菜的口味幾乎不可能有任何影響，你怎麽能因為吃得不滿意就不給滿臉笑容的他（她）一點小意思呢？
這樣一來，接受服務的一方如果不付小費，差不多就相當於讓提供服務者白辛苦了一場。所以，我到現在想起兩年多前柏林越南餐館的那件事情還覺得尷尬，真是對不起給我們端菜端飲料的那個一表人才的越南裔小夥子了。
在今天的西方，關於小費，有一套半明半潛的規則。說它是“明規則”，是因為人們對於許多必須要支付小費的領域是有共識的，也不會輕易去違反。說它是“潛規則”，則是因為這些規則雖然存在，但既不明晰，又缺乏強製性。它的有效運轉完全依賴於兩點：
第一，人們的自覺性——這種自覺性主要來源於“面子”。服務者不可能張口問你討要小費，但你如果沒有付小費，則有可能遭遇四周鄙夷的眼光。
第二，人們對這套模糊規則的認識程度。可以說，即便對於在“小費文化”中長大的大多數西方人來說，哪些地方該付小費？該付多少小費？該在什麽時候付小費？……這樣的問題，也經常深深地困惑他們，以至於西方國家還出現了專門給大眾輔導小費問題的禮儀專家，以及大眾媒體上的專欄文章和專題節目。
我們知道，一般情況下，凡有專人為我們服務的，就需要付小費。比如說，我們去商店買購物不需要付小費，但我們在餐廳就餐就得給服務生小費。我們不需要給航空公司或銀行櫃台接待付小費，但我們最好別忘了給導遊、酒店服務生、出租汽車司機……留下幾塊錢小費。
不過這只是小費這門博大精深的學問的ABC入門而已。你現在知道了，在餐廳用餐要付小費，但我告訴你，在麥當勞、肯德基這樣的快餐店，就完全不需要小費。另外，你去醫院看病，從醫生到護士都給了你一對一的專門服務，但你並不需要給他們付小費，他們也不會收你的小費。你也不必給送報的報童和送外賣的人小費，更不必給公車和城市遊覽車司機付小費，哪怕車上只有你一個乘客……
至於小費的金額，我們知道，在餐廳用餐，通常應該給侍者留下餐費總額的10%—20%作為小費。但這裡面也不是那麽機械主義的，如果你點了一瓶200歐元的名貴葡萄酒，你難道應該為了它而多支出20—40歐元的小費嗎？當然不需要。
而對於計程車司機、酒店服務生和導遊，小費的金額就比較難說了。還是看他（她）的具體服務情況吧，從五毛（美元、歐元）、一塊到20塊錢不等，甚至給50塊錢的慷慨人士都有。
至於小費該什麽時候付？怎麽付？更是大有講究。如果你入住一家酒店，應該給為你搬運行李和清掃房間的服務生付小費，而不是給酒店前台付小費，但你可能從頭到尾都見不到清掃工一面，而且每天為你清掃房間的可能不是同一個人。於是，你應該每天一早離開前在房間的顯眼位置放一點現金小費，有些人還會考究地寫一張便條，甚至把小費裝在信封裡。總之，你應該讓服務生一看就知道，這幾塊錢是你特意留給他（她）的。否則他（她）是不會拿的，因為他（她）擔心自己一不小心偷竊了你的財物。
至於小費支付的方式，一般來說當然用現金零錢是最好，你付了小費，還要讓對方找錢給你，多不好意思！但有時你身上不一定帶著合適的零錢，甚至壓根就沒帶現金，只有信用卡，那麽，直截了當地報一個小費的數額給對方，也不會太失禮。比如你在一家餐廳裡吃飯，花了12.5歐元，結账時你掏出信用卡，直接跟服務生說：“請刷15歐元，另外那2.5歐元是給你的。”你一定會收獲一個熱情的感謝。
在今天的西方，也像中國的情況一樣，各種網絡經濟和零工經濟蓬勃興起，這使得小費的傳統面臨許多新的挑戰和困擾。許多交易和支付現在都是APP上完成的，這產生了兩個新問題：第一，對於那些為我們提供了服務、但我們並不需要見面的人，應不應該給小費？第二，我怎麽知道我通過手機付出去的小費真正給到了那個為我服務的人，而不是被那家電商給佔為己有了？
我最近讀到一篇報導說，根據《消費者報告》（Consumer Reports）雜誌去年12月對1000多位美國成年人的調查，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調查者表示，他們感覺如今應該付小費的場合比以前更多了。
對許多西方人來說，他們也在摸索新的小費規則。還有人認為，在網絡經濟和社交媒體時代，分享和推薦是最好的小費。
我去過的地方有限，根據我有限的經驗，小費文化廣泛存在於歐美和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裡，在東亞許多國家也有類似的傳統。說起來具有諷刺意味，30多年前我專門學習英語口語的時候，用的教材裡有一篇專門講到小費。記得磁帶裡那個美國男朗誦員說：“你們中國已經沒有了這種有損人尊嚴的東西，我們美國還不行。”過去幾十年裡，西方國家中各種左翼的平權運動風起雲湧，為什麽就是沒有觸及小費這個領域呢？
據我所知，前蘇聯地區、東歐、中亞等大多數國家，小費並不十分流行。當然，如果你在這些地方旅行，你願意給小費，肯定會很受歡迎。畢竟，沒有人不喜歡意外之財，哪怕看上去有些不勞而獲、甚至嗟來之食的味道。我聽說，在中東的一些穆斯林國家，還有人做完禮拜後往清真寺裡的工作人員手裡塞小費的……
去越南那樣的國家，小費雖然不需要，但消費者卻必須在許多地方支付另一種額外的費用。過海關、邊檢等一些地方，往往需要在護照裡夾一張10美金的現鈔，否則，等待你的可能是無窮無盡的麻煩……如果你願意，也可以把這看成是某種形式的“小費”。不過，這種事情若是發生在歐美或日本，肯定有人將被開除、甚至吃官司。
當然，即使在西方國家，也有明確不收小費的地方。2017年8月的某個炎熱午後，我在萊比錫老城市政廳邊上的一家餐廳裡美美地享用了一頓德國風味的酸牛肉加土豆丸子。結账時我多給了兩塊多歐元，沒想到德國服務生阿姨用很大的嗓門衝我喝了一聲：“我們這裡沒有小費！”
她的堅決而又生硬的態度直到現在依然留在我印象裡，畢竟，萊比錫曾經屬於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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