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的難題3月8日，新學期開學第一天，校長張俊成要應付的事情可太多了。這間面積不過20平方米的辦公室裡，同時容納了四撥人。張俊成來回走動，穿插解決，像一個熟練的棋手應付多場棋局對弈。
他的合夥人郝校長，是這所職業學校的五位股東之一，他走進走出，跟張俊成反覆確認幾天后去北京的行程。燕郊和亦莊將是他們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地。到燕郊，參觀一家航空類大專學校；到亦莊，考察一家光電傳感器企業。一旦合作談成，未來那裡將是長治市科技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們的流向地。對這次出差，張俊成有些興奮，但他不言明，只是提幾句：“到北京有空，咱們去城裡逛逛。”
對北京，張俊成有種特殊的情感。1994年，他成為了北京大學的一名保安，通過成人自學考試考上了北大法律系的專科，在那裡度過了他人生最高光的5年，被形容為“知識改變命運的典範”。而回到家鄉山西省長治市後，他成為了一名職業學校的老師，苦心於管教問題學生，周旋於地方官僚和商人之間。
這天，張俊成穿一件深色襯衫，西裝式夾克，腳上的黑色皮鞋從每一個角度看都鋥光瓦亮。他做保安時的髮型一直沒變，站崗要戴大簷帽，按照規定，露出的頭髮必須是短發。不露出的那部分，他模仿其他保安，留了起來。
他的學生、現在長治市科技中等職業學校教課的劉劍波記得，10年前，他們的班主任張俊成第一次走進教室時，“穿了一身西裝，打著領帶，一看就是個職場人”。而現在，劉劍波覺得，隨著年歲漸長，張俊成對很多事情不再像過去抓得那麽緊了，“像整理形象這方面，他已經休閑很多了”。
開學第一天，張俊成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阻止學生退學。一個對口升學班的女學生成績不佳，喪失了信心，想退學去學美容美發。女孩說話聲音幾乎只有氣聲，坐在張俊成辦公室裡，淚光閃閃。“首先我是校長，其次我（就像）是你的父親，再者咱們生活中還是朋友，我絕對不會害你。”張俊成語重心長，“你過了明年的高考機會，你要啥沒啥了，學校也考不了了，誰還會給你第二次機會？”女孩意願強烈，退學單上已經蓋了班主任和教務主任的印章，只剩下最後校長這一關了。
這種學生在張俊成的教學經歷裡已經屢見不鮮了。職校學生比普通高中生更容易陷入習得性無助，為了讓他們堅持念完，張俊成要做的就是給他們擺道理、打雞血。張俊成時常對學生講起他那段勵志的過往，每半個月還會組織一場德育大講堂，找來不同的人，跟學生們分享人生經驗和心靈感悟。他接觸過的任何一個人，遭遇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成為“勵志素材”。
我們見面剛一天，隔天，他就在升旗儀式上激勵學生們：“有個北京來的記者，大老遠跑來長治採訪，人家還是本科畢業的，同學們，做什麽事不辛苦？”最終，女孩放棄了退學。“美容美發畢竟是個底層工作。你考上專科或本科，學歷就有了，咱不圖什麽，就是你10年後出嫁找婆家的城市也不一樣。”張俊成試圖寬慰她，“學習是要輕鬆愉快的，不要有任何壓力，我們只能說這一年半繼續努力，考上本科那是太幸運，考不到本科就走專科，再專升本。專科走不了，咱還可以就業嘛。”
北大保安
S形的山路綿延向上，坡頂就是張俊成從小成長的地方——土泉村，它不高也不低，距離縣城近20公里的路程，除了貧窮、閉塞，張俊成找不到形容它的其他詞語，可能只是“比周邊的村子更破，更窮一些”。
張家一共7個兄弟姊妹，張俊成是老小。張父年輕時在鐵路工作。1962年，因為“六二壓”（壓縮城鎮人口政策），張父回到了農村務農。1992年，16歲的張俊成不得不放棄繼續念高中，儘管他初中成績穩居班級前五，但從入學第一年起，他的學費就沒有如期貨過。
輟學後，他被父母安排去鐵礦乾活兒。鐵礦在村旁的山腳處，每家分得一片，村民們視之為財富寶庫，挖之不盡。他整日憂心忡忡，感覺礦洞隨時會塌。下礦時，他拿電石照明，石頭燃燒散發出的煙霧味令他惡心，熏得他鼻子發黑。礦下不分年齡，他乾的是和成年人一樣的活兒，拿大錘鑿洞，打炮眼，在雷管裡填上炸藥，炸石頭。不過，靠這份危險的工作，總算還清了以前欠的所有債務。按張俊成的話說：“從前的日子都不是拆東牆補西牆，是大窟窿蓋小窟窿！最後總算把窟窿給補上了。”
他到農田裡割麥子，偶爾抬頭看看，感到發愁，“苦日子就跟這活計一樣，綿延不斷，一眼望不到頭”。他下定決心要走出大山，幻想中城市的樣子，“就像香港片裡那種，都是高樓大廈”。
當個人欲望和時代浪潮相契時，一個人往往能走到比他想象中更遠的地方。上世紀90年代開始，市場經濟推動了高校後勤的社會化改革，各大高校開始從農村引進勞動力，一條向外的通道緩緩打開。張俊成的表哥是勞動局領導的司機，他得知襄垣縣勞動局要向北京輸送50個人，便幫張俊成報了名。1994年5月，張俊成懷著懵懂而炙熱的憧憬，坐上了綠皮火車。到了北京，張俊成才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保安”。
保安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而出現的職業。1994年，保安還算個新興職業，保安公司要通過各種渠道，在各地招募18歲左右的年輕人，將他們統一送到北京。張俊成被拉至北京昌平的一個村子，從早到晚練習正步、齊步、跑步，後來進階到擒拿格鬥，過著一種部隊式生活。跟他一起從長治來的50個男孩，有忍受不了訓練強度的，還沒等到分配工作，就買了火車票回家了。26天訓練結束後，他的考核成績位列第一，被分配到了北大。
某種程度上，“沒有選擇權”給了他好運。因為若乾年後，當他得知當時選出來的人還有去貿易公司當保安，那裡的工資待遇更好一些時，他想，倘若讓17歲的自己選，肯定選“錢多的那個”了。
培訓時，教官對張俊成解釋：“保安就是保一方平安。”他不理解其含義。真正上崗後，穿著制服往門口一站，他感覺自己代表了北大形象，外在的體面對他格外重要。他迎來送往的既包括普通的北大師生，也有克林頓、李嵐清和中國女排等國內外名人。為他們提供安保對他來說意義非凡，他的日記裡時常記錄這些重要人物來訪北大的情況。
保安工作更多的是繁瑣的事項，比如記住某系學生的住宿樓號，以便核對；遇到蠻橫路人時保持禮節，“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而在成為保安的管理者後，更需要“會寫作、會說話、會做思想工作”。
除了個人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張俊成也受惠於當時北大平等、開放的氛圍。1994年，學校公示欄上到處都貼著新東方和托福補習班的廣告，“學英語”熱潮正在校園裡彌漫。張俊成駐守在北大西門，進出的多是留學生，他想同他們對話。於是，他買來教材，從《常用英語100句》開始學，都是些簡單的常用語：“請出示證件”“北京大學謝絕參觀”“請您下單車推行”。
一次，張俊成上晚班，站崗的時候讀英語。北大西語系的曹燕教授經過時提點他：“好學是個好事情，可我聽你讀了這幾天，以為你說的是德語。你要這樣說，會把外國人氣瘋的。”一個月後，曹教授將他叫到辦公室，拿出一張GRE考前培訓班聽課證、一張成人高考培訓班聽課證，交到他手裡，叮囑他說，可以選擇性地上許國璋英語、新概念英語這些基礎課程。她從保安大隊要了張俊成的照片，幫他貼在了聽課證上。還跟保安隊的領導講，讓排班時照顧他的學習時間。
後來，他還和北大西語系的張玉書教授建立了不錯的交往。每天早上散步時，張教授繞著未名湖走，張俊成就陪在他身邊聽。張玉書給他講尼采、黑格爾、叔本華，他一個保安哪兒能聽懂。講的人不管，聽的人也不顧，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講到了馬克思，張俊成才慢慢聽懂了。
與張俊成同期的保安、內蒙古人包布和蘇道說：“我們西門的保安跟北大老師建立了比較好的個人關係。他們會為我們的未來做打算，會跟我們講高考政策。”
分岔路
得知成人高考的政策後，張俊成開始將更多的時間放在學習上。他將所有輪班申請到了夜班，晚上站崗能坐著複習。夜裡12點到凌晨3點，是值班最艱難的時段。他坐在西門的保安亭裡，身前擺著半指厚的成人高考考前輔導叢書。為了不打盹，他看會兒書便起身跑跑步。抽煙的習慣也是那時候養成的，抽煙令他清醒。
1994年，他報名參加了成人高考。“我對結果沒抱多大期待，壓根沒想到第一次就能考上。”結果如他所料，第一次，他落榜了。1995年他再次報名，又落榜了。放在一般人身上，這是個不小的打擊，但他保持了一種樸素的樂觀，立刻改考了成人自考。
在包布和蘇道看來：“成人高考比自考要正規，是有組織、有體系的，而且成人高考對報考對象有限制。”可以說，自考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選擇。這一次，張俊成終於得償所願，通過了考試。
考上成人自考後，張俊成更加頻繁地在西門保安崗與各大教學樓之間穿梭。每次下課，他都掐好點兒，提前15分鐘跟老師打個招呼離開，一路小跑回宿舍，換上保安服，再跑到西門換班。他不願意上課穿著保安服，因為那樣“太扎眼了，會有點自卑”。
臨近考試，張俊成跟包布和蘇道找不到學習的地方，只能蹭課、蹭教室。他們跟其他學生一樣佔座，大水杯放桌上。“如果突然有老師走進來要上課，我們就不能再坐著了。”包布和蘇道說，“很多小課蹭不了。
”1998年，張俊成修完了成人自考的全部課程。等他專科畢業時，他在保安隊也升到了分隊長的位置。他的工資從最初的241元漲到了快1000元，但減去一年1500元的學費和一些書費，所剩寥寥無幾。
保安隊人員流失的情況也越發嚴重。包布和蘇道估算，當時每年自然離隊和中途離隊的人應該能達到30%～50%。“每個班來一個新人走一個人，每年都有很多新面孔。”他和另一個保安隊員艾中天在張俊成之後，都通過了北大計算機系的成人高考，被錄取的那一年，他們紛紛選擇離隊，投入市場經濟的浪潮。包布和蘇道說：“我們肯定不能在那兒待太長的時間。說白了，我們那幾年的青春做了保安工作，同時我們也在保安這個平台得到了往前走一步的機會。”多年後，包布和蘇道在中關村經歷一番沉浮，回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創辦了一家私人醫院。艾中天則留在北京的一家企業做技術，在北京成家立業。
在命運的分岔口，張俊成做出了不同的選擇。1999年，他同書信來往4年的女友舉辦了婚禮。很快，妻子懷上了孩子，他決定離開北京。當年7月，他帶著學歷證書、印有他報導的報紙和三麻袋書坐上了回長治的火車。
求學故事在北大保安隊得到了某種延續。後來北大保安隊大隊長王桂明在接受採訪時說，截至2016年，先後有500多名北大保安進行了考學深造，其中大部分是大專，少量本科，12名研究生。“適合成人自學者”甚至被寫進了北大保安的招聘啟事中。
不過，那些借保安工作半工半讀、實現人生轉折的還是少數。2017年，有媒體報導如今的“北大保安”，除了對文憑有執念的人外，更多人的狀態是“初高中畢業，無過硬技能，對讀書沒興趣，更愛玩遊戲、看電視、打球和逛街，對未來感到迷茫，做保安只是暫時的過渡，隨時可能離開，去送快遞或者外賣”。落地1999年回到長治以後，張俊成去人才市場找工作。他對工作只有一個期待：“不再乾底層賣苦力的活兒。”
於是，在廣場上眾多擺台的企業裡，他一眼看中了一所職業學校，之前在北大的經歷讓他天然地對學校有一種安心感。他的簡歷完美契合，“之前在北京管保安，現在到職校管理學生”。幾天后，當他走進太行科技職業學校時，才意識到，即將入職的這所學校與他在北京的工作環境天差地別。學校雖在市中心，但面積不大，而且大部分被那棟有些年代感的教學樓佔據了。他要面對的也不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和受制度約束的保安，而是一幫叛逆少年，青春期的盛焰無處發泄，他們之中甚至有人會將刀藏在宿舍裡。這些學生來到職業學校，為的就是找份工作。
在教師辦公室裡，張俊成從來不主動提起他在北大的那段經歷。他解釋說：“怕別人說北大讀過書的，怎麽淪落到這裡？也是怕跟其他老師之間有隔閡。”那時候，學校的老師中不乏本科畢業的，但他仍很難同他們找到共同語言。
於是，他申請從坐辦公室的行政人員轉為老師，在課堂上釋放他的表達欲。他講課的效果得到了校長的認可，滿課六節，他一天平均能排四節。學校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課、政治課和普法課都被他包攬。他的學生李風說，張俊成私下跟每個學生都處得很好，大家月末沒生活費了，他就帶學生出去下館子，吃燴面。他也時常跟學生以書信的方式往來，讓他們寫心得體會，他在下方回復批語。
張俊成也有相當強硬的一面。劉劍波讀書時對張俊成最深的印象是，一個男人走進班裡，對著30多個新生說：“你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服從。”接著開始安排工作，雷厲風行，沒有半點含糊。第一次見面後，張俊成權威的形象就不可磨滅了。
他看重規矩。“我管的那類學生，他敢逃課、打架，腦子一熱，乾一些不該乾的事，所以你必須用制度來約束他們。”張俊成說，“制度就是方法，制度就是措施。”
在管理學生方面，張俊成在自由和強製之間找到了一種平衡。劉劍波說：“他會引導大家討論，我們該怎麽改善班級環境，好的提議就放進班規，所有人都要在班規下面簽字。”對於違反班規的學生，懲罰措施通常是寫檢查，5000到1萬字。契約上標的懲罰是寫1萬字，執行起來，張俊成隻讓學生寫5000字。“你得寬一點，讓他們犯錯，不犯錯誤，他認識不到制度的存在。”
劉劍波回憶自己三年的職高生活：“早上5點50分起床，10分鐘趕到教室上早自習，7點下了自習再回去整理內務。晚上9點以後我們上晚自習到11點，回去11點半必須準時熄燈。”現在，劉劍波已經27歲，一張圓臉，戴副眼鏡，頗有種少年老成的氣質。大專畢業後，他回到了張俊成的學校教計算機。
張俊成輾轉4個學校教法律。從前，法律是職校最受歡迎的專業，“計算機熱門，但不高端”。法律專業的學生拿到高職畢業證後，就能在長治的4所律師事務所或圖書館得到一份工作。但2002年之後，山西省將參加司法考試的學歷限制提升到了本科，只有考上本科才能考律師資格證。所有學生都得通過針對職業學校考生的對口高考繼續升學，才能走上司法這條道路。於是，2010年以後，長治市開設法律專業的職業學校幾近消失，到現在，只剩下張俊成的學校。
被張俊成送入大專院校的學生們之後的人生走向千差萬別，有的在基層司法部門工作，有的在郵政局工作，有的子承父業回家經營防爆電機企業。而女生，多因嫁人在他的視野中消失了。
張俊成任職的第一所職業學校因為經營不善，校長改行辦小學，張俊成只好另尋出路。後來，他任職的第二所民辦職業學校也遭遇變故，被收編改製為公立綜合職業學校。2015年，他決心辦一所自己的學校。
二次突圍
轉遍長治周邊村鎮，張俊成一眼看中了一家舊工廠。廠子位於市區北部的一個村子裡，距離市中心十幾公里，他覺得這裡“僻靜又寬敞，是個學習的地兒”。
租下這塊片區以後，他簡單修整了一番，學校的牆體全部刷成了迷彩色，一條路直通主樓，兩側的平房就是學生的宿舍。學生食堂是由禮堂改造的，北面是一塊巨幅紅色帷幕，帷幕下是圍坐在圓桌前用餐的學生，一幅2米高的毛主席肖像掛在牆上，營造出一種與現實隔絕的氛圍。
在這裡，張俊成沿襲了他“軍事化管理”的理念。學生穿迷彩服，床單、被套統一為軍綠色，衛生檢查的標準按軍隊標準——被子疊成豆腐塊，床底下兩隻盆，床上不準放東西。學校創辦第一年，劉劍波去招生，“一個沒有成績的學校要怎麽吸引人家，靠的就是兩張王牌——張俊成的臉和他的願景”。
“職業教育最主要的是你得找出路，你得有落腳點，不然的話白白念十幾年書又回家了。如果說我能給他連大專畢業後的路都修通了，那就成了高鐵快速路了。”張俊成試圖以此來解決學生就業問題，他稱此為“終生服務”。
他嘗試過“訂單班”培養模式，按照企業用工的需求進行招生和培養，成績合格的學生畢業後按照簽訂的訂單，直接進入企業或工廠工作。他也推薦學生們以半工半讀的方式深造，這讓他想起當年在北大的時光。“既能省錢還能讀書，多好！”也有企業跳過大專院校，直接找到張俊成，預定他的學生大專畢業後去公司工作。為此，張俊成只需要找到一條固定的路徑，讓同一批人考同一個大專，再進入同一家企業。
這可以理解為一種“養成系”。從進入學校那天起，學生們的培養費用都不需要自己承擔，但這也意味著他們唯一的任務就是“進工廠”。對張俊成來說，這解決了他最大的心事：“培養他們有一技之長，能找份謀生的工作。”然而，這也框定了學生們未來在社會組織結構中的位置。
2011年以後，我國由勞動力過剩轉向短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趨勢下降，農民工供不應求。職業學校和企業之間的關係隨之發生改變。張俊成說：“以前是咱們求別人，現在是別人求咱！”
3月的北京之行，張俊成對那家做傳感器的工廠感到滿意，他簽下協議，等到4月，就能輸送一批機電專業的學生前往那裡，他也會派老師跟著一起去工廠。不過，雖然一條穩定的路鋪就在前方，但也有不少新一代的年輕人想自己尋找出路。這是校長張俊成的新難題
。龐鴻波是2016級機電專業的學生，一年級時他去成都一家筆電電腦廠實習，日常工作是將組裝電腦的零件配齊，交給流水線工人，“就是比流水線工人還要低端的工種”。職校畢業後，他既沒有繼續升學念大專，也沒有按照學校的就業安排，去那家工廠工作，他在一家裝修設計公司從底層做起，三年後成了公司的骨乾。
劉劍波記得，二年級時他去山東濰坊的一家大型電子廠實習。有一天，他上夜班出來遇上陰天，早上7點，天空灰蒙蒙一片，他突然感到迷茫：“我到底上的是夜班還是早班？”他拖著疲憊的身體去工廠食堂吃飯，往回走的路上，只有他一個人，那一刻，他暗下決心：“這輩子再也不來這種鬼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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