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黑狗怒吼】一位科學家的抑鬱症抗爭史

緘默是心理療愈的敵人

全世界大約有3億多人在和抑鬱症做鬥爭，學術界的人更容易受到此病的侵害。

英國愛丁堡大學的地球科學家Dave Reay在今年5月8日的《自然》評論上分享了他與抑鬱抗爭的往事，他認為：「精神健康問題的恥辱化正在消退。不管是對朋友還是愛人，對治療師還是同事，飽受精神問題折磨的人必須要勇敢地把心病說出來。緘默是我心理療愈的長期敵人。」

* 作者Dave Reay，英國愛丁堡大學地球科學學院教授；原文標題I』d whisper to my student self: you are not alone；發布在2018年5月8日的《自然》評論上; 點擊底部鏈接可查看原文。

抑鬱是一條黑狗

而我將朝它怒吼

| 20年後，Dave Reay 聊起了讓他差點沒能獲得博士學位的抑鬱症以及他的救星。

一條黑狗，這是丘吉爾口中的抑鬱症。在你順利的時候，抑鬱症是靜候一旁的陰沉的夥伴，在你不走運的時候它卻成了你的主人。它不期而至，正如它的離去遙不可期，然而它還是能離開的。抑鬱症的癥狀和它的患者一樣多變，就像聚集成群的飛鳥那樣變化多端。但是，它的苦澀卻是實在的。

我的黑狗已經離開我20年了。20年前，令人不勝其擾的抑鬱症佔據了我的一言一行。即使一時送走了它，還是永遠在擔心著哪天它又找上門，害怕它會突破新築的防禦，越過心靈的堡壘。它就潛伏在某個角落，提醒著我們不要掉以輕心。

我們當中約有四分之一的人會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擾，全世界大約有3億多人在和抑鬱症做鬥爭，學術界的人更容易受到此病的侵害。學術界有種種壓力：發表論文，提高影響力，贏得資助，獲得終身教職，參與公眾對話，在社交媒體上引人注目，影響政策制定，再加上失敗的實驗，孤獨的工作，森嚴的等級，這一切都在威脅著我們的幸福感。但是我們的工作也有一種美。探索新想法，和未知搏鬥，並最終理解它們，這是一種幸運。

作為科學家，我們說的話很多。我們要和學生說話，要和同行說話，要和政策制定者說話，還要和資助者說話。我們成為了向世界宣告我們的研究和想法的專家，但是我們卻不能好好聆聽自己和身邊人的心聲。

我的人生有二十年背負著從恐懼深處生出的沉默。恐懼別人的恥笑和猜疑，恐懼公開的敵意和私下的排擠。和朋友傾訴，分享黑暗時期的記憶已經讓這些恐懼消減了。雖然公開談論我的心病依舊使我感到不安，但是和學生時代的我經歷過的無眠的噩夢相比，這都不算什麼。

如果我能有機會和當時的自己說話，我會告訴他別害怕，要相信別人。我會告訴他，聽他說話的人表現出的溫暖感覺有多棒，分享自己的精神痛苦會削弱這種痛苦，而不會削弱他自身。我會擁抱他，輕輕地對他說：「你不是一個人。」

我會把我的經歷告訴所有因為抑鬱症而不敢開口的人。我要感謝那些給我機會說話，並聽我說話的人。我要訴說這件事，因為我現在能開口了，我戰勝了抑鬱症。

在20世紀90年代中葉的某一年年初，我的本科學業即將結束。那時，我學了三年的海洋生物學，經歷了藥物濫用，輕度貧困和戀愛。10月份，我在離家和一生所愛500公里遠的地方成為了一名博士生。

新的人，新的環境，未知的規則和期待，感到害怕是很自然的事。每天坐在實驗室裡精心劃分的一角的高腳凳上，我嘗試著揣測導師指令下的意圖。我的研究課題是南冰洋變暖帶來的影響。一開始我在實驗室裡培養藻類，之後或許會去南冰洋實地考察。一開始就像一個假面舞會。技術和儀器對我來說都是生疏的，遇到導師的指示，我就點頭予以回應，但這只是假象。我試著模仿其他學生怡然自得的自信，希望可以融入集體。我的導師和組員們一定以為我知道要乾什麼。但實際上，我什麼也不懂。

我的一批又一批的培養基都報廢了。每天早上，我從寢室來到實驗室，就會發現玻璃瓶裡確鑿無疑地出現了汙染導致的渾濁。在尷尬地沖洗完玻璃瓶並試圖掩蓋與日俱增的恐懼之後，我會再做幾個小時的稱重，混合和消毒。我害怕被指責，害怕這一切的原因是因為我太笨，我害怕其他人會發現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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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流逝，失敗如常。我的導師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裡，他說他對我的印象不好，我需要加油，努力，把事情做對。那天，在走回我的凳子上的時候，一條黑狗尾隨而至。說不好它到底是什麼時候出現的。那時我21歲。我不堪一擊的心理防備已經搖搖欲墜有些日子了。我永遠都不知道我的心理防線是何時開始撕裂的。可能是實驗室技術人員的一次警告，或者是一個又一個渾濁的培養瓶。不管是什麼壓倒了最後的防禦，抑鬱症已經成為了我的新主人。

雖然內心已經四分五裂，但我們卻能維持表面的正常，這是一件多麼神奇的事情。到了聖誕節的時候，我消瘦了，也變得更加寡言少語，但我還是我。和家人以及未婚妻在一起的時光讓黑狗暫時平靜了下來。但它在伺機而動。

我沒有尋求幫助，而是像一個被判刑的人一樣在倒數假期剩下的日子。有時候你可以感到深度抑鬱正在襲來，它把逃學生之門狠狠關上，絕望越陷越深。我感到自殺才是一種解脫，錯誤地認為那是唯一的生路。我以為只有死了，黑狗才不會跟著我。

1月份，回大學的時候向家人告別是多麼殘忍的事。我的面具無法承受我愛的人給我的溫暖。在啜泣中，恐懼驅使著我前進，引導我的身體走過長長的旅途回到宿舍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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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在宿舍裡，我洗了個熱水澡，給自己灌了一些威士忌，然後挑了一把最鋒利的菜刀。我坐在浴缸裡很久。不管有沒有威士忌，刀口劃破皮膚都是疼的。我哭了，又開始作嘔，接著繼續哭。我害怕割得太深，我擔心別人會怎麼看我，刀割的痛苦也讓我煩躁。我把浴缸的水放乾，然後睡覺去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在接近正常和絕望中反覆波動。抑鬱症令人疲憊不堪。吃飯，洗漱這些事對我逐漸萎縮的存在來說變得無關緊要。有些天我能撐過去，有些天我只能睜著眼睛蜷縮在床上等待夜晚來臨。當夜晚到來時，睡眠只是為了消磨一段段漫長而迷糊的時間。

我第二次自殺的嘗試是在復活節前夕。我預謀已久。自殺的方法來自迪克·弗朗西斯（註：英國著名的犯罪小說作家）的神秘小說 Comeback，材料來自實驗室的化學品倉庫。我給自己扎了一針，感覺有點噁心，有一段時間失去了意識，僅此而已。

在這段期間，在搞得到酒精和大麻的情況下，我用它們為自己療傷。所有一切都是為了自我麻木。我沒有求助，沒有治療，沒有處方葯，我甚至沒有停止讀博。最後，我終於堅持到了幫助自己找上門的時候。

到了暑假，生活開始走上正軌。研究，人際關係，甚至我的導師，這些動搖我的心理的因素都開始沉寂下來。我計劃在接下來的冬天去南大西洋的一艘破冰船上做研究。這件事讓我很激動，這是我夢寐已久的一次機會。我計劃在這次旅途中自我毀滅：在內心深處，自殺的念頭始終還在，這是一種秘密的桎梏。我幻想著自己滑入了深深的海水中，這件事會被理解成一次可怕的意外，一個悲劇。

然後拯救我的人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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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依然在這麼做。一個朋友的一句溫暖的話語，一個玩笑，同事的一句咕噥。一天又一天，一點又一點，身邊的人開始在不經意間讓我恢復了理智。其中有一個最特別——一個美好而樂觀的人，他是實驗室技術人員，叫做Paul Beckwith，他幫助我信任他人，分享自己，找到歸屬感。

12月，也就是我讀博一年後，我參加了南大西洋福克蘭群島的一艘科考船。我的復原速度加快了。每天，我從一群熱心、積極而有趣的科學家身上啜飲補給。守在一艘與世隔絕的輪船上幾個月本該是種折磨，但反倒成為了我的救贖。

渾濁的器皿，還有做實驗時的絕望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生長旺盛的藻類，以及它們對人工誘導的氣候變化作出反應時我的狂喜。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裡，在那些需要牢牢握住實驗室的凳子壓抑內心翻湧的時刻，我也從未討厭過科研。我現在終於明白該怎麼做科研了。我深愛科研。

南大西洋洋溢著野性之美，那裡閃爍著光芒的野生生物還有科學家們會永遠成為我的試金石。在上了科考船一個月後，在一次換夜班的時候，我獨自站在甲板上。東方破曉，眼淚劃過我的臉龐。那是欣喜和解脫的淚水。黑狗離我而去了。

後來的20年裡黑暗與光明交錯。親友的離世，包括可愛的Paul，讓黑狗好幾次近身。但是對我來說，多虧了幸運的大腦化學反應，還有我妻子的溫暖和理解（她是我一生所愛），以及我們的孩子和朋友們，黑狗一直被控制著。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運。

作為指導數十個學生的導師以及教員，同理心很有用，傾聽是關鍵。和人閑聊幾句，有時都可能意味著天與地的差別。我們是導師，不是治療師，但是大學裡的人們卻處在極大的壓力下。工作不穩定，債台高築，無盡的考察指標還有窘迫的管理——這些都是高等教育系統所演變成的「公司」裡的精神健康風險因素。

許多人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導師培訓，同儕互助網路，以及顧問服務開始變得普遍。更重要的是，精神健康問題的恥辱化正在消退。不管是對朋友還是愛人，對治療師還是同事，飽受精神問題折磨的人必須要勇敢地把心病說出來。緘默是我心理療愈的長期敵人。當下次黑狗靠近時，我會對它發出怒吼。?

Nature|doi: 10.1038/d41586-018-05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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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自己最大的抗爭，我在無數次放棄自己的邊緣拯救自己，也許在別人的世界裡我什麼也不是，但在我的世界裡，我是自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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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抑鬱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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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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