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藏亦刻：近代天津文化名流與出版

自19世紀中葉國門洞開以後，天津作為“海河之要衝，畿輔之門戶”，成為重要商埠地區。全國各地，人流物流，湧向天津。四方來客，五方雜處。特別是在天津各國租界內又多住清末遺老、民國軍閥、下野政客、富商巨賈，以及實業家、金融家、各界名流，市場上時常能夠見到宋元舊槧、清宮遺物、名家藏品等，這就為天津私家藏書提供了千載難逢的發展契機。其最核心的特點，在於這些藏書家並非“寶秘其書”的收藏者，所藏同時即其所用，表現在刻書方面，即整理出版自己所藏所著的書籍，以沾溉學林。由於藏書家的偏好不同，其刻書亦表現出各種不同的特色。

文化名流刻書的第一大特點為保存文物珍本。其中較具代表性之人物為陶湘。陶湘，字蘭泉，號涉園，江蘇武進人，歷任浙江道員、京漢鐵路監督、北京交通總行經理諸職，家境甚殷，專收明板朱墨套印本、汲古閣本及清武英殿開花紙本，遴選甚精，往往重為裝潢，新若未觸，雖時過於購求之費，猶夷然不顧。編輯和刊刻目錄之書有《武進涉園陶氏鑒藏明版書目》、《涉園所藏宋版書影》、《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清代殿版書始末記》、《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錄》、《明吳興閔版書目》、《明內府經廠書口》、《涉園明本書志》等；考訂有《清代殿本書目》、《武英殿聚珍版書目》、《武英殿袖珍版書目》、《涉園收集影印金石圖籍字畫墨跡叢書拾遺》等多種。他藏書以套印本、開化紙本、殿版書、版畫書為特色，這些書的共同特點是藝術性較強，在印刷史、美術史上具有較高地位，因之其刻書也注重精雅悅目，《景宋金元明詞》、《景汲古閣宋金元詞》、《儒學警悟》、《百川學海》、《書目叢刊》諸類，皆足為典範。

另一具有代表性之刻書家為周叔弢。叔弢，名暹，以字行，號弢翁，安徽至德縣人。周氏藏書質量極高，兼具學術與文物價值，宋元珍本、明清名家批本、稿抄校本、活字本等皆甚多，後全部捐獻，珍本六千余冊歸北京圖書館，善本十一萬餘冊歸天津圖書館，六萬餘冊歸南開大學圖書館，可見其藏書之富。周叔弢藏書之餘，不輟丹鉛，注重對圖書的校勘與研究，是其學術特色。主要刊刻影印的有：元本《廬山複教集》、宋本《寒山子詩》、清道光石韞玉古香林刻本《九僧詩》、宋書棚本《宮詞》、嘉興沈濤撰《十經齋遺集》等，皆為世所稀見之本，具有極強的文物價值。

文化名流刻書的第二大特點為注重學術價值。藏書家所以能成其藏書之大，以“文獻家”揚名海內，除其豐厚的資金基礎外，獨到的學術眼光也是不可少的。藏書家而兼學者，乃是天津知識人的又一大特色，包括梁啟超在內的諸多學術名家，在天津聚書、捐書，洵為美談。因之，天津刻書家往往又是學者刻書，其對書籍的選擇，頗有以學術價值作為根本指導思想者。

如嚴修（范孫）先生，是我國近代教育的先行者，著名教育家、書法家和藏書家。先後創辦南開中學、大學。其“蟫香館”藏書有兩大特點：其一，實用。嚴修先生的藏書，幾乎沒有宋槧元刊。他是為讀書而藏書，所藏之書雖非珍本秘籍，但都是精心選中的通行本。這一點與梁啟超“飲冰室”的藏書相似。其二，類全。所藏之書，經史子集四部鹹備。略如經部，有清康熙刻本《書經近指》、明晉藩刻本《春秋左傳類解》和明正德刻本《四聲篇海》等；史部，有明嘉靖刻本《史漢方駕》、清康熙刻本《明名臣言行錄》和明天啟刻本《籌海圖編》等；子部，有清順治刻本《儒宗要理》、明崇禎刻本《大學衍義》和明刻本《錦繡萬花谷》等；集部，有明任城楊氏刻本《蔡中郎集》、明崇禎刻本《黃禦史集》和清康熙刻本《午亭文編》等。而叢書也別出一類，將要者覓得插架，如《漢魏叢書》、《津逮秘書》和《正誼堂全書》等。因之，嚴修的刻書，核心在於推廣教育。清末時期，嚴修就刊刻當時著名的《輶軒語》、《書目答問》、《先正讀書訣》等書，使學者能識讀書門徑，也因之被周恩來稱為“是封建社會的好人”。1915年，嚴修自印《嚴氏兩世事略》線裝一冊全。內容為嚴修追述祖輩、父輩創業之艱辛、行善積德、家教庭訓而作的回憶性著作，是研究嚴修家世、社會關係的重要文獻，也算是天津的鄉邦文獻，而同時此書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其影響及於昆弟。嚴修先生的弟弟嚴台孫也受其影響，大量收集、整理了天津文獻，並捐贈南開大學圖書館，惜在抗戰中隨館同毀。

此外具代表性的出版家有金鉞。金氏在天津與查氏水西莊家族齊名，以書香傳家，一門勵志篤學。金鉞曾任天津修志局編修，為天津著名詩人、畫家、藏書家、出版家，刻書甚多。其刻書重視鄉邦歷史文獻。其編刻的鄉邦文學總集有《金氏家集》、《屏廬叢刻》、《天津詩人小集》、《金剛湣忠表忠錄》、《天津文鈔》等，並致力於天津的修志工作，其書大多供給天津志書編纂資料用。其刊刻的鄉人學術著作有王又樸的《詩禮堂雜纂》、查為仁的《蓮坡詩話》、查禮的《銅鼓書堂詞話》、梅成棟的《吟齋筆存》、楊光儀的《耄學齋日卒語》、徐士鑾的《古泉叢考》、王守恂的《王仁安集》等若乾種。其刊刻的《重刊廣瘟疫論》一書，有自序雲：“辛酉之春，予托廠估搜求多日，乃得一舊抄本，原版殆久佚矣……爰以予所得抄本與文波舊藏刻本參互考校，厘定重刊，俾廣流傳。”足見對學術考證的認真態度。他所刻的書籍，多請羅振玉等名家題簽，從北京聘請書工、刻工來家裡工作刻書，不惜本錢，質量極高，被譽為天津刻書第一人。

文化名流刻書的第三大特點為求取個人揚名。文人與出版家有極大不同。出版家刻書，注重盈利，對市場較為敏感；而文人刻書則不是，往往多為公益性的活動，希望借此以傳名。這一類具有代表性的刻書家當推徐世昌。徐世昌為近代大官僚，早年與袁世凱為莫逆之交，後在清歷任兵部侍郎、政務大臣、軍機大臣、民政部尚書、東三省總督兼署奉天巡撫、郵傳部尚書等；民國後歷任國務卿、大總統，在中國近代政治史上有重要地位。1922年以後退職，居天津英租界，以編書、刻書、吟詠為事。其在從政之餘，雅好藏書，其自刻之《書髓樓藏書目》八卷，列舉藏書七千余種；又《晚晴簃所藏清人別集目錄》四卷，專門收錄清人別集兩千七百種；《退耕堂題跋》四卷專錄所藏金石書畫目錄。以此基礎，徐世昌主持了多種大著作的修纂。其《晚晴簃詩匯》、《清儒學案》、《大清畿輔先哲傳》、《顏李學》、《水竹村人集》，雖然學界褒貶不一，但篇幅之大，在當時是罕見的。所謂褒貶不一，是因為其刻書的目的在於揚名，好大喜功，加之本人學術根底不足以支撐大著作的編刻，因之學術價值往往粗率，被專家所笑。（作者：張昊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