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在《三國志》裡，是如何美化曹操的？

陳壽在晉初始撰三國志，他撰三國志時，情況頗為複雜。首先，陳壽生於川蜀，他一歲時，諸葛亮去世；父親是蜀官；自己為官時，值黃皓專權，因性格強硬不肯向惡勢力低頭而屢遭貶黜；以上是他的蜀漢背景。第二，蜀漢亡後，陳壽歸降曹魏，他歸降曹魏後兩年，司馬炎篡魏立晉，雖然曹魏對陳壽的沾染不大，但也有些影響；以上是他的曹魏背景。第三，從晉朝代魏，到陳壽作志，其間長達十幾年，這十幾年中，陳壽為晉臣，食晉祿，又沾染了不少晉朝的玩意。

陳壽是一位牽涉“三個國家（蜀、魏、晉），兩個時代（三國、晉）”的史官；以及，晉朝是承繼魏統，陳壽在作志時，既要兼顧魏國正統，又要兼顧本朝利益，還要摻雜個人情懷（蜀中經歷）。因此我們說，陳壽作志時的情況，頗為複雜。

陳壽在這一複雜的情況下為漢末三國風雲人物作史，難免涉及偏頗之處。一方面，這是由個人因素造成的。凡人皆有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和特殊經歷，有自己的認知空白。這些因素無不時刻影響陳壽作史之客觀、中立。另一方面，陳壽要維護本朝，自然要維護曹魏，卻又不能過度維護；陳壽要在一些極微妙處貶損蜀吳，卻又不能明目張膽，過度貶低。此兩方面，可見陳壽作良史之不易。這裡再次強調，陳壽這樣做，是為不得已，並不代表他自己願意這樣做；且陳壽作史，參考漢末三國時期官修史書與各類書籍所得不少。這些要始終明確。

既然說到維護曹魏，那權以漢末三國最超凡絕倫之存在，曹魏之不二代表，曹操，來論述一番。陳壽維護和美化曹操的方式，主要有三種：行文之中與字裡行間；誇大正面功績；適度掩蓋醜惡言行。

行文之中與字裡行間

這方面，陳壽對曹操之美化可謂爐火純青，例證俯拾即是。例如，曹操挾天子令諸侯前，屯許都；時獻帝在洛陽，楊奉、韓暹等軍閥裹挾獻帝。此時，陳壽在記載曹操的行動時，這樣寫到：

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

這句話中，“衛”、“遁走”三字，足見陳壽功底。楊奉和韓暹在京都，就名不正言不順了，曹操到了京都，搖身一變，就成了京都衛士。楊奉和韓暹等鼠輩，自然望風披靡，畢竟正統的衛士到來時，叛賊理應要出逃的。

接著，曹操成功護衛了漢帝，陳壽旋即一句：

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陳壽意思明白：自董卓荼毒洛陽，西劫天子都長安起，宗廟社稷日漸傾頹。是太祖武皇帝之神明聖武，才力挽“國家宗廟與社稷制度”於即倒。然而事實分明擺著：曹操劫持獻帝時，自個兒也才坐擁兗豫，天下諸侯爭雄方起，最強者是袁紹，好像無論如何也輪不到曹操獨享這份榮耀吧？

誇大正面功績

這方面的例子，更多了。例如，曹操收降青州兵時，陳壽通過“不予記載”、“阻斷邏輯”、“簡略記事”，給讀者勾勒歷史想象，輸送價值觀念。

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鬥死，僅而破之。追黃巾至濟北。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

從鮑信迎曹操入兗州擊黃巾，到具體的作戰地風雲點、作戰過程，都有詳細記載，卻在最關鍵的點，即曹操到底如何以幾千人擊敗幾十萬黃巾軍這事上，惜字如金。直接上了結果：“冬天，受降卒三十多萬”——一句話，甭管太祖怎麽贏的，反正是贏了。

同樣的事，王沈也有記載。裴注三國志引王沈《魏書》曰：

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風雲，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為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 嬰冑，親巡將士，明勸賞罰，眾乃複奮，承閑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

王沈功力就淺薄了：從曹操親率一千多人，巡視陣地，突然遇上黃巾軍這種行軍細節，寫到曹操如何親自激勵手下將士，再到曹操口中言語一字不差，精確無比。卻在節骨眼兒上，在最重要的曹操到底如何能徹底扭轉實力懸殊的戰局這事兒上，隻十四字：設了埋伏，晝夜會戰，打破敵軍，敵軍退走。完事。

適度掩蓋醜惡言行

當然，有些地方，陳壽是繞不過去的。比如，曹操為報父仇，東征徐州時，陳壽記載到：

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

曹操攻下徐州襄賁前後，多有殘酷屠殺的事情發生。這種事，陳壽繞不過去，但也隻以六字了之。試問，屠殺這樣頂大的惡行，如果客觀、公正地記載，怎麽可能如此簡略，一筆帶過？

甚至，官渡之戰後，曹操坑殺袁紹八萬大軍這事，陳壽乾脆抹掉了：

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

袁紹軍敗後，曹軍追殺，陳壽說曹軍“盡虜袁紹大軍”，是“盡虜”，僅僅是“活捉”。

實際呢？裴松之寫到：

諸書皆雲曹公坑紹眾八萬，或雲七萬。

裴松之作注，引書近兩百部，其中許多都提到曹操坑殺八萬袁紹大軍一事。我們沒有理由認為裴松之當時引用的那麽多資料，全都無中生有。則曹操坑殺袁紹大軍，可以認為確有其事。陳壽卻說只是“虜其眾”，沒下文了。

以上諸例，不勝枚舉。然而再次強調，陳壽這麽做，絕非他願意如此，他要考慮本朝利害關係，要站在當時更大的格局著書。純粹從學術角度看，陳壽這些褒貶，自然有失公允；但從整體來看，陳壽已盡其所能，還原了歷史真實，殊為不易。